始皇嬴政
公元前221年，秦吞并山东六国，秦王嬴政（前259—前21O）成为一统天下的至高君王。
不过，嬴政感到“王”涵义狭小，必须更新方可彰显自己的无量功德和人君的至上权威，于是责成群臣议举尊号。群臣和博士认为秦王平定天下，功业空前，远超五帝，鉴于古有三皇而泰皇最贵的传说，建议尊号更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秦王嬴政觉得自己功兼三皇五帝，决定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号为“皇帝”，并批准“制”、“诏”、“朕”作为皇帝专用术语，不许他人染指。不可一世的秦始皇还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惜得很，秦始皇的理想未能变成现实，秦王朝二世而亡。不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确实是名留青史了。
不韦投机子楚为王
秦始皇出生在战国时代。当时，战国七雄连年争战，各显其能。居住于中原地区（今陕西）的秦，就是七雄之一。
秦始皇诞生前夕，正值曾祖父秦昭王在位。秦昭王采取范雎“远交近攻”的兼并方针，大力进攻与秦土毗连的韩、魏二国，与赵国达成联盟。按惯例，秦赵联盟之后，秦始皇的父亲子楚被送到了赵国，作为人质。
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名柱，妻妾很多，有子2O余人，子楚排行居中。子楚的母亲名夏姬，安国君并不爱她。子楚的母亲不得宠，自身又非长子，所以被作为质子发送赵国邯郸，成为一个流落异国的寒酸公子。
有一个做投机生意发了财的人，叫吕不韦。见到质子子楚，觉得奇货可居，就准备大大地做一把政治投机生意。吕不韦往来各国都市，对各国政局都很熟悉，对秦国太子宫闱的内幕更是了如指掌。他知道子楚不得志，而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又无子，便想以他们的联合为突破口，通过华阳夫人扶持子楚得到王位，而自己以“定国立君”之功大捞一把政治财。
首先，吕不韦将5OO金交予子楚，让他改善处境，广交宾客；同时另拿出5OO金选购珍奇玩物，自己带上西游秦国。吕不韦来到秦国，没有直接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而是拜访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对她说起了子楚的贤惠和聪明，说子楚交结诸侯宾客，朋友遍天下，是一个胸怀远大抱负的青年，他身居异国，日夜思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常说“夫人就是子楚的天”，往往到深夜还在流泪，不能成眠。最后，吕不韦拜托华阳夫人的姐姐把子楚的礼物和问候转呈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听姐姐亲口叙述了子楚的这番情况，又见到子楚给自己送的厚礼，不禁心花怒放，对子楚就有了深刻的好感。
接着，吕不韦策划华阳夫人的姐姐去游说华阳夫人，劝趁得宠时早定主张，在群公子中选择一位贤孝者作为自己的儿子，把他正式立为继承人，并说当今诸子中子楚最为贤孝，他自愿依附夫人，若把他扶持为继承人，就可终生在秦国得宠。华阳夫人正为无子苦恼，姐姐这番肺腑之言，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症结。从此，华阳夫人向安国君大吹枕头风，安国君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并与华阳夫人刻符为信，约定立子楚为合法继承人。
接着，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子楚送去大批钱财，并请吕不韦作为师长扶助子楚。从此，子楚名声日盛，誉满诸侯。
吕不韦为子楚取得王位继承权后，就返回邯郸，终日与子楚饮酒作乐，广泛结交天下豪杰，专等秦国王位轮到子楚来坐，好一展宏图。此时，他还为子楚找了一位能歌善舞的美貌姑娘同居，史称“赵姬”。
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正月，赵姬生下一子，就是嬴政。因他生于赵都邯郸，故以赵氏为姓；又因正月出生，故起名为正，一作政。后来赵政归秦，才从赵姓更为嬴政。赵姬生子以后，子楚把她立为夫人。
这时，秦赵两国失和，相攻相伐。后赵国割地求和，两国息兵讲和。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九月秦兵进攻邯郸，次年九月将邯郸包围起来，第三年，即秦昭王五十年（前257），秦将王龁指挥重兵发起强攻，邯郸危在旦夕。穷急之中，赵国打算杀死子楚，聊解一点对秦的痛恨。子楚得到消息，与吕不韦商讨对策，向防守官吏行贿6OO金，脱出邯郸城，逃奔围城的秦军，返回了秦国。赵国又打算杀死赵姬母子，由于赵姬是邯郸富豪之女，母子在娘家的深密掩藏下，竟躲过杀身大难，存活下来。
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昭王死，太子安国君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这时秦赵关系已经缓和，赵国就把赵姬母子送归秦国。9岁的嬴政在生地邯郸度过了童年，来到秦国。
秦孝文王在位时间甚短，他先服丧一年，然后正式即位，即位三天就死了。接着子楚继承王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一即位，便起用吕不韦做相国，封为文信侯，赏赐洛阳1O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庄襄王在位时间也很短，3年就去世了。这样，秦庄襄王三年（前247），13岁的少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王政由母亲赵太后和相国吕不韦执掌。
肃清君障翦灭六国
秦始皇继承秦国王位以后，吕不韦的权势进一步扩大。他继续官居相国，并取得作为国君长者的“仲父”尊号，不但食封大邑1O万户，而且家僮万人，财力雄厚，成为秦国首屈一指的巨大富翁和政治暴发户。同时，他还招养门客3OOO，让他们著写见闻，然后为自己集论成书，这样秦国吕氏的书就可包罗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压倒东方诸子百家之说。
赵太后在秦庄襄王死后，孤身无偶，与吕不韦旧情蒙发，二人时常私通。秦始皇日见长大，渐知人道。吕不韦恐怕隐私暴露，祸端临头，就为自己找了替身嫪毐假充宦官，进入太后宫中，侍奉太后，深得太后宠爱，所掌政务悉由其决断。嫪毐拥有宾客1OOO余人，家僮数千人，朝中官员争相交结，不少重要官员如卫尉竭、内史肆等都充当党羽，成为仅次于吕不韦的秦国又一股政治势力。
这样，在秦始皇亲政以前，秦国已经形成了两个与君权对立的政治集团，一个是吕不韦的吕氏集团，一个是嫪毐的后党集团，两个集团都将不利于他亲政之后行施君主权力。秦王八年（前239），秦始皇已经21岁，按秦国制度，明年就要举行加冠亲政。就在这时，吕不韦公布《吕氏春秋》，嫪毐分土封侯，两个集团分别向秦始皇弄权示威。严峻的考验第一次摆在了年轻的秦始皇面前。
面对吕党和后党两集团的嚣张气焰，秦始皇未动声色。秦王九年（前238）四月，他照预定计划到秦故都雍城的蕲年宫举行冠礼。嫪毐乘秦始皇至雍加冠之机矫造秦王御玺和太后玺发动暴乱，企图进攻蕲年宫，杀死秦始皇。秦始皇早有戒备，立刻命令相国昌平君等人率军镇压，活捉嫪毐。九月，车裂，诛灭三族；党羽骨干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2O余人皆枭首示众；舍人都被判处服刑，受案件牵连的4OOO余家全部夺爵流放蜀地。秦始皇还杀死了赵太后与嫪毐所生的两个私生子，同时把她隔离雍城宫中监视起来。后经群臣屡谏，秦始皇亲自把赵太后迎回咸阳。
牵连到相国吕不韦。秦始皇早已深感吕氏集团对秦国君权的威胁，就打算乘嫪毐案件诛杀吕不韦，一并清除吕氏集团。但是吕不韦辅佐先王继位的卓著功勋众所周知，在秦国也有深厚的根基，操之过急，难免败事，因而秦始皇暂时没有触动吕不韦。
秦王十年（前237），秦始皇已经牢握国政，站稳脚跟，于是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位，将他轰出秦都秦阳，迁居封邑洛阳，吕不韦在洛阳居住期间，关东六国君主频繁地派人到洛阳向他请安。为防止吕氏吕不韦与关东六国的势力变乱，秦王十二年（前235），他果断地决定置吕不韦于死地，根除祸患。于是派人给吕不韦送去一封书信中说：“君对秦国有何功劳？却封土洛阳，食邑十万。君与秦国有何血亲？却号称仲父，妄自尊大。快带家属滚到西蜀去住！”吕不韦受到这番凌辱，自度不免一死，于是服毒自尽。吕不韦死后，秦始皇还严惩了他的家人、宾客。
秦始皇亲政不久，就先后消灭嫪毐和吕不韦两大敌对势力，彻底肃清了自己行施君权的严重障碍。接着，他开始了统一山东六国的事业。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最具备完成统一的有利条件。秦国到秦始皇继承王位时，无论在经济力量上、军事力量上还是地理形势上，都具备了完成统一山东六国的条件。而且为了加快统一步伐，他在清除国内敌对势力的同时，发扬先王雄风，礼贤下士，搜罗人才，重新组织文武骨干，并制定出新的战略方针。
当时，秦始皇的文武骨干约有2O余人。其中王翦、王贲、蒙武、蒙恬出自将门世家，都是善于用兵、能征惯战的将才；顿弱、姚贾善长辞令，随机应变，精于从事和组织间谍活动；尉缭和李斯则是秦始皇的得力谋士。在战略上，他继续奉行先王“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同时又采用了新的策略，即间谍活动。
秦始皇首先向韩国起兵。秦王十四年（前233），韩王献地称臣。秦王十七年（前23O），秦军攻韩，俘韩王安，尽取韩地，置为颍川郡，韩国灭亡。
秦王十八年（前229）秦分兵两路，大举攻赵，俘获赵王；赵公子嘉带数百人逃奔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自立为代王。秦王二十五年，秦将王贲进攻代郡，俘代王嘉，赵国灭亡。
秦王二十年（前227），秦始皇派王翦、辛胜大举攻燕，燕、代联军抵抗，被秦军破于易水之西。次年，秦又征发大军支援王翦，大败燕军，攻陷燕都蓟城（今北京），燕王逃向辽东。秦将李信穷追不舍，在衍水（今辽河流域）大破太子丹军，曾派荆轲刺秦王的燕王被迫杀太子丹，将头颅奉献秦军求和。秦王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贲进攻燕的辽东，俘燕王喜，燕国灭亡。
秦王二十二年（前225），秦将王贲率军攻魏，掘引黄河、鸿沟，水灌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三个月后，大梁城破，魏王假被俘，魏国灭亡。
秦王二十三年（前224），秦始皇派李信、蒙武率兵二十万南下灭楚，大败而回。后采纳王翦意见，令其率兵6O万伐楚，王翦用兵三年，楚国全部灭亡。
齐国长期屈服于秦，苟且偷安，当秦国吞并山东各国的时候，既不援助别国抗秦，也不修整本国战备。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山东其他五国已经无一存在，齐王与相国后胜才派兵防守西界，与秦断绝来往。王贲大军由燕南下，一举战胜齐军，俘齐王建，齐国灭亡。
秦始皇从秦王十七年（前23O）灭韩开始，到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历经1O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全面革新创建帝国
武力统一完成之后，长期割据所形成的各地差异依然存在，秦始皇以巩固统一为核心，以秦国制度为蓝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改革，创立空前庞大和统一的封建帝国。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战争刚一结束，秦始皇就首先宣布了吞并山东六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理由是韩、赵、魏、楚背叛盟约，燕、齐敌视秦国，所以要全部消灭。同时，他还着手确立秦王朝的正统地位，战国时流行五行学说，所谓“五德始终”。这种学说认为，五德相克，导致朝代更迭，虞舜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是火德，虞、夏、商、周各占一德，都是历史上的正统朝代。秦始皇推论五德始终说，以为周得火德，水克火，秦代周，所以秦朝应得水德。于是颁布新的“正朔”，以十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表示新朝代的诞生，并把黄河（古称为河）改名为“德水”。按五行学说，水德具有黑暗阴冷、严酷无情的特性，于是秦朝以黑色为上，衣服旗帜皆为黑色，百姓也改称为“黔首”。明确秦朝得占水德，也就明确了秦朝的合理性。秦始皇又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告祭天神地祗，把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进一步确立起来。
王朝地位确立后，接着就是君王权位的问题。经群臣郑重讨论，确定尊号名曰“皇帝”，整个帝国都是属于他的，其地位和权力至高无上，朝廷和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皇帝自称为“朕”，命称为“制”，令称为“诏”，行施权力的凭证是玉玺。只有皇帝的印才称为玺，只有玺才能使用玉料，玉玺与朕、制、诏一样，都是皇帝的专擅之物，不许臣民使用。皇帝名号和权位确定以后，皇帝的至亲也随之各建尊号，父亲曰“太上皇”，秦始皇定号的当年就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母亲曰“皇太后”，正妻曰“皇后”。秦始皇还命令博士官参照六国礼仪，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听传令官之令趋步入殿拜见皇帝；群臣上书奏事，一律要采用“臣某昧死言”的格式。为了充分行施自己的最高权力，秦始皇每天都在夜以继日地拼命操劳，白天断狱，夜批公文，并给自己规定，不批完一石公文（秦代公文使用竹简木牍，一石为12O斤，约合今6O市斤），决不休息。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是重大问题。对此，丞相王绾主张分封，在各封国设国王，秦始皇把丞相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表示赞同，唯新任廷尉的李斯独执己见，力排众议，他说：“周文王和周武王曾分封许多同姓子弟，然而后代关系疏远，相互攻击，如同仇人，诸侯之间也互相杀伐，周天子不能禁止。现在赖陛下神威，海内一统，全部设置郡县，对诸子和功臣则用国家的赋税给予重大赏赐，很容易进行控制。使天下没有二心，就是安定的方针，分封侯王是不成的。”秦始皇认为李斯的意见正确。于是废分封，置郡县，把天下分为36郡，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的行政机构。
朝廷以皇帝为首，下设三公九卿。三公是左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中央行政机构的最高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国家大事一般由丞相总领百官进行集议和上奏。太尉是中央行政机构的军事长官，协助皇帝掌管军事，但平时没有兵权，只有接到皇帝命令和符节时才能调动或指挥军队。御史大夫是副丞相，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皇帝诏命常由御史大夫转交丞相颁布，御史大夫协助丞相治事，并有监察文武百官的职权。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即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负责掌管各方面的具体政务。奉常是礼教官，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是传达、警卫官，掌管皇帝的传达和安全警卫。卫尉是皇宫卫队长，掌管皇宫守卫。太仆是皇帝的仆从长官，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是最高司法官，掌管刑法和审理重大案件。典客是外交官，掌管外交和国内少数民族事务。宗正是维护皇室利益的官职，掌管皇室宗族事务。治粟内史是最高财政官，掌管全国租税收入和财政开支。少府是皇帝的私人财务官，掌管山海湖泊税账、宫廷手工业和皇室私财。
地方以郡、县为基本行政单位，下分乡、亭、里、什伍。郡设郡守，作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受朝廷管辖。郡守之下有郡尉辅佐郡守，并兼管郡中军务；又有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分为若干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主管全县政务，受郡守管辖。县令、县长下有县尉管县中军务，有县丞助理令长并兼管司法。县内分为若干乡，乡有啬夫主管乡务，三老主管教化，游徼主管治安。交通要道往往设亭，负责邮传和追捕盗贼。里是民间居住区，有里正。居民的基层组织是什和伍。十家为什，有什长；五家为伍，有伍长。什伍互相监督，有罪连坐。
秦始皇设置的这套行政制度，起到了层层控制，权力向上集中的作用，从朝廷到地方，从郡县到乡里，构成了一张庞大的统治网，使分散的地方权逐层向上集中，最后集中到朝廷，再通过朝廷集中于皇帝手中。这套行政制度，对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当然，这一套制度的维持，还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措施。首先是迁徙豪富，把天下豪富12万户迁到咸阳，使六国贵族失去反抗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便于帝国的监视和控制；其次是没收兵器，把民间兵器全部没收，集中到咸阳销毁，铸成了钟座和12金人，从而剥夺了反抗的武器；第三是毁坏城防，秦始皇下令一律拆毁六国首都城郭和边城、关塞。破坏了分裂帝国的割据凭藉；第四是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一条东通今河北、山东的海边；一条南通今两湖、江苏等地，一条北通今内蒙（又曰直道）。驰道宽5O步，路基夯实，两旁每隔3丈种青松一棵。三条主要驰道外，通岭南有“灵渠”和“新道”，通西南山险地区则修了“五尺道”。这一条交通网，大大便利了帝国中央对广大领土的控制。
统一之初，各地沿用旧制，诸项法规制度处于极端混乱状态。对此，秦始皇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颁布执行各项统一的法规。首先是颁行统一法律。商鞅变法时，采用魏国李悝所著的《法经》作为秦国法律的蓝本。“法”为“律”，并增加“什伍连坐”和参夷等内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秦律颁布全国执行，结束了战国时代各国法律条文不一致的状况。秦律具有苛刻严明的特征，对于“治吏”尤为重视，大量律条是针对官吏制定，官吏犯过，刑罚必加，绝无宽恕余地，所以秦代吏治清明，官吏不敢贪污受贿，也不敢玩忽职守，理事效率极高。
除法律之外，秦始皇还采取了许多统一措施，诸如统一度量衡、货币，简化和统一汉字等，史称“车同轨，书同文”。这些，都对统一帝国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在国家疆域方面，秦始皇于统一后派大将蒙恬北攻匈奴，解除了匈奴对秦朝北境的威胁。接着便在那里设置34县，移民开垦，并大规模修筑长城作为帝国的北疆。长城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碣石（今大同江附近），延绵万里，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对“南越”居住的岭南广大地区，秦始皇也进行了征服和统一。五岭山高水险，交通不便，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秦始皇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开凿了灵渠（又名兴安运河），灵渠沟通湘、漓二水，使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另外，又修筑了一条“新道”，大大方便了内地与岭南的交通运输。统一岭南后，秦始皇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作为帝国南部边郡，并徙民戍守，与越杂居。北筑长城和南戍五岭两项大功告成，就大体上划定了秦朝东到辽东，西至陇西，北至阴山，南至南海的空前辽阔的帝国疆域。
横征暴敛焚书坑儒
成为“皇帝”的秦始皇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严刑峻法，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时，每灭一国，就命人把该国宫殿绘制图样，在咸阳仿造。统一后，他曾打算扩建苑囿，西起雍、陈仓（今陕西凤翔、宝鸡一带），东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面积广阔，东西千里。秦始皇身边的侏儒优旃爱开玩笑，他说：“好极了！这么大的苑囿，多放凶禽猛兽，有强盗从东方进犯，让麋鹿出动就把他们顶跑了。”秦始皇听后大笑，这才做罢。他虽然没有扩建这一苑囿，却到处建造离宫别馆，仅首都咸阳四周2OO里内就有宫殿27O座，关中有行宫3OO座，关外4OO多座。
在秦始皇兴修的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宫殿是阿房宫。阿房宫究竟有多大是难以确估的。据载，阿房宫的前殿东西宽5OO步（约合今7OO米），南北长5O丈（约合今115米），上面可坐万人，下面可竖5丈大旗。殿门以磁石做成，以防刺客暗携兵器入殿。殿门前排列没收民间武器铸成的12金人，各重24万斤。这项宏大的工程，常年用工7O万人，没有等到建成，秦始皇去世，后来项羽入关放火焚烧，一连三月还没烧灭。
骊山墓是秦始皇的另一项宏大工程。秦始皇刚即位，就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造坟墓，统一后扩大规模修造，常年使用刑徒72万人，一直修到死。
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宏大工程，就用去了精壮劳力14O余万人，加上北筑长城，南戍五岭，修驰道，造离宫，以及其他兵役杂役，常年动用民力多达3OO余万。丁男全被征发服役，部分丁女也裹入服役队伍。沉重的兵役徭役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又加以横征暴敛，于是海内虚耗，民穷财尽。秦自孝公以来奉行法家学说，法家急法尚刑，山东称秦为虎狼之国。秦始皇继续推崇法家，他为人苛薄寡恩，用刑残酷，杀人如麻，使秦政的残暴达到高峰。人民扬手犯法，举足触律，无所措手足，大批无辜者被罗入刑徒去服苦役，路上行人半数都是囚犯。长城脚下，阿房宫中，骊山墓旁以及五岭路上，处处如此，秦帝国成了一座人间大地狱，百姓生活在恐怖之中。
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一直对秦恨之入骨的六国贵族首当其冲，多次采用暗杀方式行刺秦始皇；士人得不到信用，纷纷指责秦的统治政策；广大百姓刚刚脱离战争之苦，本来拥护统一，但秦的暴政又引起了他们对故国的怀念，转而诅咒秦始皇早死，秦朝快亡。
士人的指责，引起了秦始皇的不满。当时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决定打击士人的议政之风，就给秦始皇上了一封咄咄逼人的奏书，建议“命令史官将《秦记》以外的史书统统烧毁。除博士官掌管收藏以外，天下所有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书籍，一律送到郡中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人杀头，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情不报同罪。令下3O日不烧即判刑。保存医药、卜筮和农书不毁。如果有人想学法令，拜官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奏书，全国各地便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焚书”活动。
焚书并未能封起士人的口来。加上秦始皇佞信神仙家之说，民情怨愤，士人的议论如浪如潮。秦始皇大怒，派御史进行调查。结果犯禁者46O余人，秦始皇把他们全部坑埋在骊山深谷。因为其中多为儒生，所以史称“坑儒”。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的黔首还没有安下心来，诸位先生都诵法孔子，陛下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怒扶苏多嘴，把他轰出咸阳，让他到北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去执行监军任务。
不仅士人，黔首也在怨恨秦始皇。楚地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诅咒秦王朝灭亡。始皇三十六年（前211），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后，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于无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销毁陨石。尽管如此，朝野的怨恨不能稍减。
希求长生病死他乡
秦始皇自忖功盖三皇五帝，而且也确实有些政绩，所以一方面是为了解下情，炫耀威风；一方面是寻访仙山、希求长生，他总是接连不断地出巡。
早在统一之前，随着兼并战争的胜利步伐，他就先后到过洛阳、邯郸以及楚国的首都郢、陈等地。统一的第二年，出于防御匈奴的需要，他巡视西北边郡陇西和北地二郡，越过鸡头山（位于今六盘山中段），由回中（今甘肃华亭南）返回咸阳。从统一的第三年起，他开始了全国性的大巡游。共巡游四次，跋涉名山大川，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各地。在巡游途中，他到处刻石，如《泰山刻石》、《琅邪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其内容主要歌颂秦始皇的功德，宣扬结束战争、统一天下、制定国策以及革除旧俗的正义性和优越性。他总以为神仙就在东海，要见神仙，只有多去沿海之滨，所以他四次大巡游，都是到沿海地区，一临碣石（今河北昌黎北），两登成山（今山东成山角），三次来到琅邪和芝罘，这些地方是传说中的神仙登岸点。在巡游途中，秦始皇每到一地，便派遣大量的方士去寻找神仙，求取长生仙药。
始皇三十一年（前12O），秦始皇进行他的最后一次巡游。他从咸阳出发，首先来到南方的云梦（今洪湖、洞庭湖一带），在九疑山祭祀了虞舜。然后顺江东下，由丹阳（今安徽当涂东）登陆，来到钱塘（今浙江杭州），绕道向西12O里渡江登上会稽山，在山上祭祀了大禹。祭罢大禹，秦始皇在会稽山刻石留念，然后下山，经吴中（今江苏吴县）北上。秦始皇一行从江乘（今江苏镇江）渡江，一直沿着海边向北，又来到琅邪。他总想能在海边有所收获，遇见仙人或得到仙药，所以一直靠着海岸走，然而仍一无所获。看看求仙无望，便决定返回咸阳。连日的旅途劳累，加上心情沮丧，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附近）就病倒了。
当时，跟随秦始皇出游的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人，还有秦始皇的少子胡亥。虽然秦始皇已经病危，但由于他最厌恶死亡，忌讳“死”字，所以李斯等无人敢向他问及后事。不过，随着病情加重，秦始皇自己也明白死到临头了，于是给在北边监军的长子扶苏留下玺书，让他急赴咸阳主办丧事，明确地安排由扶苏来继承帝位。玺书封好后，放在中书府令赵高处。玺书还没有来得及交予使者，行舆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就病逝了。时为始皇三十一年（前21O）七月。秦始皇在位37年，称王25年，称帝12年，终年5O岁。
丞相李斯见秦始皇死在途中，恐怕咸阳诸公子争夺继承权和天下叛乱，采取了绝密措施，把秦始皇的尸体载在可以躺卧的车中继续前进。天气日益炎热，尸体臭味扑鼻，为了掩盖尸臭，李斯命令从官每车载一石鲍鱼。就这样，行舆大队浩浩荡荡，一路臭气熏天，返回咸阳。在归途中，赵高乘机策动政变。他勾结李斯篡改了秦始皇的遗嘱，扶立少子胡亥继承帝位，并派人逼死扶苏。返回咸阳后，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皇帝。
九月，为秦始皇举行隆重葬礼，安葬骊山。骊山墓是秦始皇用7O多万人力，历时1O余年修建的一项巨大墓葬工程。骊山墓坟高5O丈，遍植树木，形如大山。墓室极深，下穿三泉，灌铜液阻挡泉水。墓室顶部用珠宝设日月星辰之象，底部用水银作江河大海之势，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机械转动，巨炷照明，室内序列百官次位。罗满奇珍异宝，又以能工巧匠设置机械弩矢，有人穿墓近室，弩矢自发，射杀窃贼。秦始皇陵现在陕西临潼县东5公里的下河村附近，今坟高55.O5米，周长2OOO米。
秦始皇死亡披露
沙丘之死真相
关于秦始皇之死，司马迁《史记》记述很多，似乎死因已明，无可置疑。可是将这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文字细细阅读，可发现其中有耐人寻味之处。
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O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主要巡游云梦、会稽等地时，李斯、胡亥、赵高等随从，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亲弟弟，为皇帝的亲信，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被遣“还祷山川”。这似为赵高等的计谋。因蒙恬领兵三十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身边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以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以死刑，后因秦始皇赦免，赵高才恢复官爵，因此，赵高对蒙毅恨之入骨，要灭蒙氏一族。
那赵高是个宦官，专管宫廷舆车与印信、墨书。这次秦始皇巡游，自然少不了中车府令的事务。而且后来赵高还“行符玺事”，即执掌传达皇帝命令和调兵的凭证“符”和“玺”，赵高当然随从。秦始皇这次出巡，一路劳顿，到平原津就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受命监军河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信还未送出，秦始皇就于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北）行宫一命呜呼了。
赵高为何矫诏扶二世
为了不使秦始皇死的消息传扬出去而引起乱子，丞相李斯秘不发丧，将尸体载于？车中，饮食奏请如常。一面命令车队加紧赶路，一面让赵高尽快派人把秦始皇的遗诏给扶苏送去。
太监赵高可不愿意让扶苏继承皇位。因为扶苏为人正派，根本瞧不起阿谀奉承的赵高。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是一个昏庸的家伙，且赵高还曾受命教胡亥学习法律，二人正好臭味相投。赵高想立胡亥为皇帝，以便实现他篡权乱政的阴谋，因而他违背秦始皇的命令，扣着诏书不发。接着，赵高就悄悄去见胡亥，问他想不想当皇帝。胡亥当然想当皇帝，只是担心李斯不同意，赵高便说：“这件事由我来管，公子放心好了。”
太监赵高找到李斯，对他说：“先帝临终前立诏书的事，别人都还不知道。如今诏书和玺印都在公子胡亥那儿，到底由谁来继承皇位，全凭你我二人的一句话，丞相你看怎么办好啊？”李斯一听，大吃一惊，板起面孔，责问说：“由谁来继承皇位，先帝临终前已经作了安排。你怎么敢说出这种罪孽的话来？这难道是做臣下的应该议论的事吗？”别看李斯声色俱厉，可赵高一点儿也不害怕。他假惺惺地对李斯说：“我也是为你好啊！丞相你想想，你的功劳、你和扶苏的交情能比得上蒙恬吗？扶苏做了皇帝，蒙恬将会代替你的位子，你只好让位回老家去。”赵高尽管这样说，李斯还是不同意。赵高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他露出一副凶狠阴险的样，冷冷地说道：“如今大权掌握在公子胡亥手里，丞相不同意这么办，一定会惹下大祸的。丞相也该替自己的子孙着想啊，否则的话，到那时候，恐怕再后悔也就来不及了。”这一吓唬，果然见效，李斯考虑了一会儿，终于长叹一声，答应了赵高的要求。
接着，赵高就拉着灰溜溜的李斯，一块去见胡亥。三人一番密谋，就假造了一份秦始皇的诏书，改定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指责负责修长城的大将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马上自杀，不得违抗。接到诏书后扶苏流着泪自杀了。蒙恬不愿这么胡里胡涂地自杀，他说：“皇帝巡游在外，命令我带兵三十万戍边，这是天下重任，怎么能见个使者就自杀呢？谁知道其中是否有诈？”让使者把他押起来关进了监狱，等候处理。
赵高、胡亥之流听说扶苏已经自杀了，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不取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巡游的架势，从沙丘到井陉，而后抵九原，经直道回咸阳，绕了三、四千里。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了。为了遮人耳目就买了许多鲍鱼装在所有的车上以乱其臭，迷惑大家。到咸阳后，他们马上公布了秦始皇死亡的消息，给其发丧出殡。紧接着，胡亥就登基做了皇帝，是为秦二世。赵高升官当了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
宦官赵高阴谋得逞以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向秦二世进谗言，陷害蒙氏弟兄，诛杀诸公子；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发觉赵高的奸佞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不仅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投狱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
从以上赵高篡权乱政的几个步骤就可以看出赵高是个包藏祸心、阴险毒辣的人。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
按照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自幼有疾——蜂准、挚鸟膺，这两项均为先天或发育时落下的病症，又有豺声（支气管炎），所以体质素弱。他在生活上荒淫无度，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12O斤，工作极度劳累；加以巡游中七月高温，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生病，但是否秦始皇就因此一命呜呼，尚令人怀疑。
赵高为什么谋害秦始皇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曾写过一篇文章《秦始皇将死》，其中描述秦始皇在平原津渡黄河时，癫痫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宿了一夜，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秦始皇已死，右耳流着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三寸长的铁钉。这篇小说反映出早就有人怀疑秦始皇的死属于非正常死亡。至于谋害者是谁呢？小说中认为是胡亥。实际上进行比较，赵高进行谋害的可能性比胡亥大，因为诏书、玉玺都在赵高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与李斯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李斯的配合，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有杀身之祸。而赵高常随侍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要较胡亥方便得多。如果要问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答案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王位，如前所述，他对李斯讲：“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而赵高对蒙恬、蒙毅恨之入骨，岂能容得蒙氏尊宠，所以必须阻止扶苏即帝位。而秦始皇刚愎自用，决非进谗能奏效，只有结束这一暴君的生命，才可矫诏立十八子胡亥。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戒备森严，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如赵高对胡亥所说：“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以他果敢地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了毒手，使其提前结束了生命，也不是没有可能。
赵高曾对胡亥讲：“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往，孔子著之，不为不孝。”赵高不仅有以上弑君的言论，而且后来还有弑君的公开行动，当秦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后不久，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燃起农民起义之火，这时赵高认为天下已乱，时机成熟，欲篡位称帝。他怕大臣们不服，便想设法检验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服从自己。于是，就导演了一出“指鹿为马”的活剧。有一天，赵高牵了一头鹿进入咸阳皇宫，把它献给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一听，不觉大笑起来，说丞相你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说着立即问左右的官员们到底是鹿还是马。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好默默不语；有的讨好赵高，跟着说假话，硬说是马；有的尊重事实，直言为鹿。事后，赵高认为直言为鹿的都是反对他的人，便将他们一一暗害了。而对那些在事实面前表示沉默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存心说假话而巧于阿谀奉承的小丑，则成了赵高收罗的对象。赵高摸清了舆论的底细，不久便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率士兵千余人，乔装谎称为盗，闯入望夷宫，秦二世惊骇不已，阎乐历数胡亥的罪状，逼他自杀，胡亥苦苦求免，而阎乐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说着就指挥士兵们拥向胡亥，胡亥只好自杀身亡。这时，赵高就把玉玺佩在自己身上，来到大殿，欲自立为帝，可是群臣不从，他无可奈何，才立胡亥哥哥的儿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得知，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他弑君并不为怪。然而，作恶多端的赵高最终也自食其果，落了个被子婴刺杀的可耻下场。
由此可见，秦始皇之死不是正常死亡，实质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演是赵高，他总想事事处处去支配命运、支配别人，而扶苏、蒙恬、蒙毅、李斯、胡亥等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但是，赵高要实现对以上诸人的支配，首先要支配秦始皇，只有假借秦始皇，才能实现自己的阴谋；对活的秦始皇支配不了，只有将他弄死而后矫诏。至于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上的缺页，因此对秦始皇的死尚无定论，是病故还是被害？这个“沙丘疑案”应当存疑。但我们倾向于被害一说。
有史以来的大灾难——焚书坑儒野史秘闻
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这样的局面
秦始皇在二千多年历史中引起无数的争论。一部分舆论肯定其统一中国的功绩。但他却从未摆脱暴君形象的阴影。作为暴君的证据之一，便是焚书坑儒事件。中国历代政治统治者与知识阶层的关系都十分密切。据学术界推定，知识阶层的形成，大体在春秋时代。从那时起直至今天，中国知识阶层一直在政治的漩涡中浮沉。其得意之时不少，但失意之际却更多。如果说这一阶层有什么特殊优点的话，顽强努力于发挥自身社会政治功用，恐怕算是突出之处了。
如果追寻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原因，便要与百家争鸣搭上界。也可以说，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事件背后，扮演了重要角色。战国七雄争霸，其所凭藉者，一是强兵富国之策，一是合纵连横之谋。而此二者均有知识分子推波助澜，谋划其间。以秦为例，一篇《谏逐客书》曾加以概括：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有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文所举的百里奚、商鞅、范雎等人，都是由士出身的著名政治家，在秦国发展中致力于富国强兵，奠定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而张仪，这位与苏秦齐名的游士，他们创造的合纵连横的外交战略，对各国力量的消长有着重要作用。李斯本人，更是一位声名赫赫的王佐之才，在协助秦始皇吞并诸侯、建立郡县、制定法度、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可算是功勋卓著。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他曾与韩非同投大儒荀况门下，“学帝王之术”。后来，在辞别恩师西入秦国建功立业之际，曾讲过这样的话：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果然，李斯没有辜负这番壮言，辅佐秦王，一并天下，位至三公。作为知识阶层一员，李斯可谓功成名就了。
除像李斯这样以游士入仕诸侯，为王股肱，身列卿大夫的知识分子外，还有另一类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曾具体地为某个君王效力，许多人甚至得不到一官半职，但这些知识分子目睹天下混战、生灵涂炭的局面，或周游天下宣传自己的思想，或著书立说、整理古代典籍，或设立学宫，教徒授业。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得到充分发展并相互砥砺融合。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时代便是主要由这部分人造就的。
百家争鸣的时代，一直为后世知识分子所称道和向往，几乎成了知识分子世代传承的梦想。这种梦想成为检验政治统治者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标准。可是，有两点理由证明这种梦想是不切实际的。
第一，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人类思想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现代学者以“哲学的突破”概括这一时代的思想史特征，认为百家争鸣是由礼崩乐坏从而导致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造成的。
有人认为：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家，便是最好的说明。孔子一方面“述而不作”继承了诗书礼乐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习诗书礼乐的，但后来竟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而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为孔子激烈。其余战国诸家也都是凿王官之学之窍而各有突破。
不仅中国存在这种“哲学的突破”，即如古代文明的其他诸国如古希腊、印度、以色列等也都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由此可见，百家争鸣乃人类思想史中必经之过程。后代尽管也有各种思想学派的竞起，但由于已不具备这种“突破”的特殊意义，自然也就难以表现如此充分的思想及学术的繁荣景象了。
第二，百家争鸣的时代，天下尚未形成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政治权力。前面讲过，夏商周三代，天子除在名义上据有天下外，对于各国诸侯并无绝对权威。况且维系天下的主要是礼乐性政治制度，政治对于思想的压迫并不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许多措施，如推行县制和建立官僚制度已开秦始皇政治制度的先河。而商鞅也曾“燔诗书而明法令”，这种做法与其变法措施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系。将其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比较，此中透露的信息，不能不令人对政统与道统在各自形成过程中的彼此消长加以深刻思考。
分封郡县之争内幕
由于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此时的中国社会，政治权威已经确立，知识阶层再要各逞己见，游说天下，势必动摇政权基础。而思想界的学派竞争也告一段落，主要的学派，各自的思想体系业已初步确立。一统天下、一个君主、一种思想，这样的三位一体格局取代了八方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秦始皇挟帝王之威，据天下之力向知识阶层开刀便是当然之事。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直接的导火线仍是分封与郡县之争。秦始皇在并吞天下之后，就曾有人提出分封诸子，恢复三代“封国土，建诸侯”制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郡县制。但有许多读古书、循古礼的博士，仍然不肯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他们坚持认为“殷周之王千余岁”是“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的结果，他们希望秦始皇效法先王，师古以长久。
从这种情形看，当时的知识阶层，大部分人并没有跟上时代政治的发展，暴露出知识阶层的政治幼稚症。当代学者在考察政治运动嬗变过程时曾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作为从事观念工作的人，在政治革命前奏期作用甚大。这时的革命方向主导权操纵在他们手中，他们用观念思想鼓动人民，推进革命。但随着政治革命的深入，这批人物逐渐退居二线，取而代之者，是一批政治行动家，而前者往往为观念所限，固执己见，成为后者行动的障碍。行动者势必要收拾他们。
从秦朝建立后的几番分封郡县之争，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如前所述，知识阶层在百家争鸣时代创立的各种思想体系以及他们的实际参与，都对秦始皇统一天下有深刻的背景意义和实际功效。但随着新王朝的建立，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与政治当权者发生观念上的冲突，政治与学术矛盾激化，尤其当知识分子企图干涉政治之际，这种矛盾激化必然导致当权者以其政治权威镇压知识阶层。由此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仅仅是政治统治者乱施淫威的表现，更有其二者内在冲突之根源。清人朱彝尊《秦始皇论》中谈到焚书坑儒事件，他说：
“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论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道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呜呼，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焚之也。
《秦始皇论》中的言论，其立足点自然是正统儒家排斥之异端邪说。但如果细细想来，他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情况的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焚书坑儒为何遭万世唾骂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后果，导致二千多年政统与道统间彼此争执且总是政统占尽上风，形成政治压迫学术的大局。无怪后代知识界人士几乎异口同声指斥秦始皇是位暴君。可是立足于政治统治者的角度，秦始皇的举动又经常受到效法。清代就曾有大兴文字狱和借编辑《四库全书》毁禁图书之举。可见，政治与学术关系异常密切却又各自独立，两者相安无事自是美好理想，一旦发生冲突，胜负结局不能单以各自角度观察。实际上，焚书坑儒事件是无法以胜负判断结果的。这场二千多年前的公案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还会不断被翻出来重新审理，而判决却由审理者各自的价值标准和立场的差异而各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