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青那里工作几年的时间里，曾经三次看到她伤心地流眼泪。
江青第一次流泪是为程砚秋。
1968年11月的一个晚上，北风飕飕地吹摇着无叶的柳枝，天空中飘洒着零星雪花。江青吃过晚饭，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要他到17号楼看电影。
姚文元问：“江青同志今天晚上看什么片子？”
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你们一起定吧。”
因为这天晚上刮着小北风，下着小雪，所以气温比较低。大约9时，江青坐着她的大红旗轿车到达17号楼礼堂。警卫员帮助她脱掉大衣，摘掉帽子，解掉大围脖儿，挂在衣架上。她坐在专为她布置的沙发上，护士过去，把她的两条腿搭放在沙发前的软脚垫上，把一条毛巾被从她的胸部盖到脚部。江青刚刚坐稳，姚文元就进了礼堂，疾步走到他习惯坐的座位上。按座次排位，姚文元与江青中间还空着一个座位。江青指着那个空位说：“今天晚上，伯达、康老、春桥同志都不来了，文元同志过来坐，坐近点好说话。”姚文元在江青面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人，听江青一说，马上起身挪了一个座位，挨着江青坐下。
江青问：“文元同志，你想看什么呀？”
姚文元是陪江青看电影，不敢说他想看什么。于是，就礼貌地说：“江青同志想什么我就看什么，我随你。”
江青就不客气地说：“我想看程砚秋唱的《荒山泪》你看好不好。”
姚文元说：“好好好，就看《荒山泪》。”并回头对江青的警卫员说：“大周，今天晚上看《荒山泪》。”
在江青与姚文元商量看什么电影的时候，服务人员给他们俩端去了热茶水，拿去了热毛巾。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电影就开始放映了。
一开始，江青与姚文元时不时地还说什么话。放到10分钟的时候，江青一言不发了，摇头晃脑看得津津有味。当放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就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毛巾，开始擦眼泪。
姚文元不解地探过头去对江青说：“你如果看这部片子不愉快，就换一部别的片子吧。太伤心了，对你的身体不利。”
江青听到姚文元关心的话以后，连脑袋都没有转动一下，就说：“不要紧，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大了，室内看电影的主人的热情越来越高。江青越看越入戏、入情、入景，越看越难过。眼泪擦个不停，用过的毛巾扔了一堆。
电影放完了，电灯亮了，江青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哭出了声音，当然，哭声不是很大，但在最后一排坐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能听得到。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因为大家从来没看到过江青这种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晓得江青为什么掉眼泪，哭鼻子。有的吓得走出礼堂。我和大周、护士走上前去，去询问、安慰：“江青同志，怎么啦？不要因为看这部电影而伤心，这样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利的。”
护士说：“江青同志出汗了没有？如果出汗了，咱们去换换衬衣好吗？”
我们一再劝说，她既不说话，也不停止流眼泪。
姚文元对我们说：“江青同志今晚累了，你们送她回去休息吧。”
这时，江青擦干眼泪，停止哭泣，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去看看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问江青：“你想什么时候去看？”
她站起来说；“现在就去，马上就走。”
我劝她说：“现在就走不行啊，我们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又这样晚了，天气又不好，刮着风，下着小雪。等我们了解到她的准确地址，再去也不晚，请你改一个时间吧。”
江青说：“我下决心决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着觉，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快去打听，我等你们一会儿。”
北京城这样大，大黑天，又是夜深了，找一个从来没有去的一个家庭地址谈何容易。
江青执意要去，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有意识地提示姚文元请他劝劝也许有点作用。就说：“文元同志，你看今晚这么晚了，天气不好，江青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今晚还叫江青同志去吗？”
姚文元听懂了我的意思，就笑着对江青说：“小杨讲得有一定道理，要不就改一个时间，今天这样晚了，夜间找人不方便。”
江青不高兴地瞅了他一眼，说：“今天晚上谁说也不行，我非去不可了。”她指了指姚文元，说：“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一起去，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想：“我们的确不能再说什么了，如果再说什么，就要倒霉了。”于是，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下了决心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我马上去了解一下她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了，我们就出发，请你稍稍在这里等一等。”
江青一挥手，说：“去吧，快去了解，越快越好。”
我就在17号楼，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的秘书打通了电话，请他叫北京市公安局查一查程砚秋家的住址，马上告诉我，越快越好。
那个时候的机要秘书保密观念特别强，知道的绝对不说，不知道的绝对不问。所以他没有问我查程家的地址干什么，就立即通知了公安局查找。他们的办事效率还真高，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查到了程夫人的家庭住址，并及时通知我了，她住在西四三条39号院。
这时，已经到了深夜11时50分左右了，我报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门牌号码以后，她说：“我马上去。”
我说：“现在时间已经进入深夜，你的随车跟在你坐的车后边，我把吉普车开过来，我在你前边带路，查找程家的门牌，如果叫随车上的同志找，会影响你的安全。”
江青说：“你说得对，快去开你的车来。”
午夜12时，我们从钓鱼台出发。因为是冬夜，又到了零时时分，天刮风、下雪，那时，人们也没有夜生活的习惯和条件，所以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那条要去的街道，但是，门牌就难找了。那时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叫老百姓的门问路，他们有的不答话，有的答话不敢开门。我敲一家的门，里边答话了：“你们敲门有什么事？”我说：“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想打听一下，程砚秋的家离你家有多远？是在路北还是在路南？”
门里一个老大爷说：“什么，解放军？冒充军人的多啦，程砚秋是一位名人，天这样晚了，你们现在找他干什么？”
这位老乡，可能还认为我们是造反派派来的打砸抢分子，是要抄程砚秋的家呢。怎么叫也不开门。江青的车在马路上停着。我真的有些心急火燎的，就对门里说：“老乡，我们不是坏人，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有一位领导干部很惦记程砚秋的夫人，想去看看她，快点告诉我们吧，求你了。”
当时八三四一部队是中央派到六厂二校支左的部队，经常在报刊上介绍八三四一部队的支左经验，所以，这个部队的代号是家喻户晓的。门里边的老人听到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人问路，立刻把紧闭的门打开了。那位老人带有歉意地说：“你们早一点说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我早就打开门了，我们知道你们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部队，我们不会怀疑你们。我告诉你们，程砚秋家在路北，从这里往西走，再过五六个门，就是程家，你们去吧。”
我又恳求说：“老大爷，天这么黑，我们又没有来得及带手电，还是不好找，帮人帮到底嘛。请你上我的车，带一段路怎么样？”老人爽快地说：“行行。”我给他打开车门，他很快地上了车。走了大约有60米的距离，老人就说：“停车，程家就是这个门。”我下车报告江青：“程砚秋的夫人就住在这个院里，进去吧。”随车的同志叫开程家的门，江青、姚文元等随行人员除留下两个看车的其他同志都进院了。
我对老人说：“老大爷，谢谢你给我们带路，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
老人客气地说：“不用谢，也不用送，我自己走回去，就几步路，没有事儿。”他贴近我的耳朵小声问：“中间那位女同志是江青同志吧？那位胖胖的，个儿不高的，是姚文元同志吧？”
我心想：“这老人，好眼力，天这么黑还能看出人的轮廓和大概模样。”
为了保密，我说：“老大爷，不是的，你看错了。”
我到程夫人屋里，在灯光下看手表已经是第二天的一点钟了。
程砚秋家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院内整理得很干净。北房是正房，一进门是一间客厅，北墙根有三个旧式木制沙发，一大两小，一个长茶几也是旧式木制；西墙根摆放着一个长条案，上边有两个大花瓶，花瓶内各插一个鸡毛掸子；东墙根有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桌子上没有摆放什么，看样子是吃饭用的。这些家具都是红木家具，古色古香的；三面墙上挂着一些条幅和国画，没有注意看是不是名家字画。小客厅布置得很雅致、温馨。
我们是把程砚秋的夫人从梦乡中叫起来的，看到红极一时的江青和姚文元到了她们家，程夫人特别高兴，紧紧握着江青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赶快让他们二人坐下。
还是江青首先开口，非常亲切地问道：“你的身体好吗？”
程夫人说：“还可以，大晚上的，外边又刮着风，天气这么寒冷，江青同志还到我家来，不敢当呀，实在过意不去。”然后，泡茶倒水地忙活起来。
江青的突然到来，程夫人一时还搞不明白他们的来意。看来老人的心情又紧张又激动，手忙脚乱的，很不自然。
这时，江青已经看出程夫人精神紧张，就解释说：“你不要忙乎了，今天晚上，我和文元同志主要是来看望你的，请你坐在我身边来，我想跟你说说话，一不要客气，二不要紧张，平平静静地拉拉家常好吗？”
程夫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直点头。
江青问：“你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是什么？”
程夫人说：“我的生活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程老先生存款的利息，虽然不高，还够吃饭的。请江青同志放心。谢谢江青同志对我们的关心。”
江青又问：“程砚秋同志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金银珠宝首饰之类值钱的东西吗？”
“有一点，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程夫人难过地说。
红卫兵抄家，江青是知道的，这种不法行为江青也曾支持过，抄家风是她号召“破四旧”时掀起来的。当然，这与她是有关系的，于是她就把话岔开了。
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并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为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你保留没有保留他的剧照？”
程夫人兴奋地说：“有有，就是剧照没有被红卫兵抄走，我藏在了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能不能拿出来叫我们看看？”江青说。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程夫人起身走进东边的里屋，把几个大影集，从大箱子、小柜子里找出来抱到客厅，摆放在大茶几、条案上，供江青、姚文元翻看。江青按照程砚秋的年龄从小看到老，一本一张都没有放过。一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夸奖：“好哇，影集很精致，剧照更精致，这可是宝贝呀，这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进入中国艺术博物馆的，精心珍藏起来，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博物馆。”她拉着程夫人的手说：“还是由你保存吧，你是最有资格保存他的珍品的。”
程砚秋，以演悲剧驰名于中国京剧界及其他戏剧界。程砚秋的唱腔深沉含蓄，寓刚于柔，珠圆玉润，低回婉转，起伏跌宕。念白如斩钉截铁，切金断玉。水袖功夫尤其见长，发展为千变万化的舞姿。他的著名悲剧有《荒山泪》、《春闺梦》、《女儿心》、《窦娥冤》、《英台抗婚》以及喜剧《锁麟囊》等。
江青看完剧照以后，对程夫人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随着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江青说着说着，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她接着说：“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
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
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车上，并说：“请江青同志保重，请你为我给毛主席带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江青为何对程砚秋如此喜欢呢？据说江青和程砚秋是知音。我看到章诒和回忆程砚秋的文章说：“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两个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到5点多，始终没有见到江青的影儿。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他还说，艺术上江青是一个内行。”
江青第二次流泪是为谢富治。
谢富治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为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党的八大时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权力很大。谢富治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成员之一。江青对谢富治很看重，看重的原因，根据我的看法，大体在三个问题上可以得到解释：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江青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就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既要打击别人，又要保护和抬高自己，只有保护了自己，才能够打击别人。
江青在30年代的上海有一些怕别人知道的不太光彩的历史，想把那段历史清扫干净，她就向林彪的妻子、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透露了她的想法。叶群心领神会，为了利用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进一步巩固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心甘情愿地为江青效劳。叶群就很快找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帮忙，吴法宪是林彪、叶群的心腹，对叶群的话是言听计从的。吴法宪马上给上海的江腾蛟打电话，叫他尽快到达北京接受一项“政治任务”。江腾蛟来到北京，叶群亲自跟他谈话，命令他追回一些材料，特别是郑君里、顾而已或其他活着的30年代上海左翼艺术家家中的“一封信或几封信”。江腾蛟接受任务后，立刻回到上海布置行动计划。
1966年10月7日，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不记得还有你的信，也想不起还有你给我或赵丹夫妇写过的信。”但是，这位大导演还是找到了几张照片。“这里有几张30年代的旧照片，请你处理。”
郑君里给江青写信的目的，是想把问题说清楚，把材料交干净，以免引起麻烦。他想的与后来发生的问题恰恰相反。
10月9日晚7时，郑君里和黄晨夫妇在家中，突然闯进一群人，搜查他们家中的各个角落。他们一页一页地翻书，寻找夹在其中的纸片，要搜出与江青有关的任何东西，包括那时的报纸杂志。一直搜查到第二天5时，他们把所有的纸张、手稿、日记、笔记本，和他们儿子的作业本全部带走了。临走时他们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要是在北京，早就被枪毙了。”
那天晚上，同时被抄家的还有几家。
1967年1月，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冷冬夜，江青、叶群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钓鱼台11号楼，一起商量如何把那些材料运回北京。最后决定，使那些材料永远不见天日。叶群通知空军，立即把那些装满材料的箱子送到毛家湾的林彪、叶群家中。江青说不相信她自己的秘书。根据叶群的命令，那些材料，很快很安全地运到了北京毛家湾。
江青、叶群、谢富治三人，乘坐行驶无阻的红旗轿车，来到了林彪住宅的西小院。空军司令部的几位天真无邪的小战士抬来了装满材料的箱子，放下箱子，谢富治就立即命令小战士出去了。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点着了角落里一个服务人员用的炉子。江青紧张得两手交叉在胸前，表情严肃。谢富治为能亲手帮助江青销毁她的材料，觉得效忠有功兴奋异常。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公安部长，亲自打开箱子，把文件、资料、照片、一把一把地投入熊熊燃烧的火中，叶群不好意思站着不动手，也走过去帮忙。江青忐忑不安地来回踱步，时不时地看一眼正在燃烧的炉火。材料化成灰烬后江青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高兴地露出了微笑。
几个月以后，郑君里被投入监狱，1969年死于狱中。
谢富治帮了江青的大忙，并表示永远为她保密，对此，江青定会对谢富治是有感激之情的。
另外，谢富治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时有功，江青感谢他。
1967年7月，武汉地区两派组织对抗加剧，武斗四起。为了平息武斗，稳定局势，周恩来叫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赴武汉。为避免一些矛盾，周恩来指示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不要作公开性的表态等。
但是，谢富治等人到达武汉以后，违背周恩来的指示，由武汉空军负责人刘丰带着他们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说话，公开自己的身份。
在7月15日的汇报会上，谢富治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接着，谢富治又摊牌似的威胁说：“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谢富治蛮横地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说：“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谢富治凶狠地对韩东山训斥道：“你这是反对林副主席。”
以谢富治为主的中央代表团公开亮出身份，四处活动，表明态度以后，武汉军民群情更加激昂，百万雄师群众更是愤慨不已。很明显，谢富治、王力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反感。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两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解放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并当众宣布必须当面质问谢富治和王力“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待一个月。
上午7时，百万雄师的群众冲进大楼，声称要找王力。这时，以独立师和29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也冲了进来，把王力抓走，塞进汽车，拉到4号楼。谢富治则靠“老干部”的王牌，躲过了这一关。
接着，百万雄师调出二百多辆汽车，出动数百万人，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民武装部和独立师近千人也转入游行行列。独立师数百名军人，全副武装，佩戴“百万雄师”袖章，并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
同时，机关干部，在校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中也像潮水般地汹涌而过。
口号中、大字报中各种倾向都有。还有“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等大标语，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一时间，反对谢富治和王力的吼声响彻武汉三镇上空。
武汉地区的大混乱、大动荡，正是林彪、江青等人所期待的。
谢富治在武汉公开指责陈再道“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企图打倒陈再道，这不是毛泽东的意见，而是林彪的意图。7月15日、16日，毛泽东在武汉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开会，毛泽东当着他们的面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还拥护你们为止。”
当陈再道等人起身告辞时，毛泽东还亲自送他们到走廊上，并招呼服务员同他们握手，风趣地对服务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而林彪却对吴法宪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
“七二〇事件”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等武汉军区领导人发起的，是由谢富治、王力公开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所引发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是江青抓住陈再道不放，有意将责任归咎于陈再道和钟汉华，将“七二〇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搞兵变”、“反革命暴乱”等，蓄意扩大事态。
中央文革对“七二〇事件”定了性，谢富治、王力无疑就是“完全正确”的了，立了大功了。7月22日，李作鹏、刘丰护送谢富治、王力乘飞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时，受到由中央文革组织的数万群众英雄般地欢迎。
这是能够坚决按照江青的意志办事，江青对谢富治的又一次好感。
再有，谢富治虽然是军人出身，打仗勇猛，但是，他的心还是蛮细的。1971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他看到江青对照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几乎发展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天，他到钓鱼台10号楼讨好江青说：“江青同志喜欢照相，我支持你，这项活动既可以锻炼身体，松弛一下神经，又可以学习照相技术，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但是，你的身体不适宜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太长了，活动时间太长容易感冒。如果在室内搞一个摄影室就好了。摄影时，你身体好的时候，想在室外就在室外，觉得身体不适合在室外，就在室内。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给你在10号楼布置一间摄影室好不好。”
江青一听，说道：“还是富治同志的办法好，你想得很周到。谢谢你为我的健康和兴趣着想，听你的。请麻烦你给我打一大背景布，我喜欢天蓝色的，白的也行，还是天蓝色的更好，找四至六个照相用的灯就可以了。”
三天以后，谢富治将江青要的背景布和灯具送到江青的住地，并亲自动手布置。布置好了，江青很满意，高兴地对谢富治说：“你不愧是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又快又好。不好意思劳你的大驾。”从不开玩笑的江青对谢富治也开了一句玩笑。
谢富治临走的时候，江青一再对谢表示感谢。谢说：“谢什么，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事吗？”
江青夸奖谢富治，批评我们说：“还是你想得周到，我的工作人员就没有想到，他们如果像你对我这样，主动想工作、做事情就好了。”
这时，谢富治还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他们也不错，做了不少工作。”
谢富治给江青精心布置好了在10号楼的摄影室，利用率极高，天天搬弄他的照相器材，天天给别人照相，玩得很开心。后来，江青嫌这个摄影室小了一些，请谢富治在17号楼又搞了一个，林彪的《孜孜不倦》，就是在那个摄影室拍摄的。
更使江青感动的是，谢富治给她布置摄影室的时候，已经患了癌病，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当江青获悉谢得了不治之病以后，难过得流了眼泪。她说：“富治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威震敌胆，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党忠心耿耿，乐于助人，带病给我布置摄影室就说明了他的思想品质，从这一点说，我觉得对不住他。病魔是无情的，我救不了他，只有请医护人员能够延长他的生命，我是无能为力的，愿他能够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
江青亲自到医院看望病人，以前我没有发现过。谢富治得病住院，大约是1972年的2月份的一天，江青亲临谢的病房，安慰他“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痊愈，和我们一起战斗”。
江青到医院看望谢富治的时候，他已病入膏肓，听了江青安慰和鼓励的话，只是点点头，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水。
江青从谢富治的病房出来，难过得忍不住地流泪了。
江青曾经给谢富治精心拍摄了一张彩色相片，放大了24寸。谢富治接过照片非常高兴，对江青说：“照得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去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遗像。”
一向不开玩笑的江青笑着说：“你可要事先告诉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到时别用错了。”想不到此话一语成谶，时过不久，谢富治被医生检查出患了不治之症，医治无效病故了，开追悼会时用的遗像果真就是江青为他照的那一张。
3月26日，谢富治医治无效去世。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摄影停止，打扑克停止，看电影看一会儿就烦了，换了一部又一部，换哪一部都无法让她静下来看完。中央政治局开会，她不想参加，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不想参加了，向总理请个假。中央讨论决定了什么重大问题，请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就行了，或叫春桥、文元同志到10号楼转告我。”
有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听到她打铃又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
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
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
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的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人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眼泪夺眶而出。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
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架着她才上了汽车。
我所看到的江青的第三次流泪是为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1973年3月底的一天，那天阳光普照，春暖大地，百花争奇斗艳。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介绍我国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体是这样写的：
陈景润同志，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钻研，探测精蕴，进行了无数次地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走路，自己撞在树上，还问“你是谁？”他是把全部心智贡献给了这道很多外国数学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的难关。
早在他的论文发表时，西方记者迅即获悉，电讯传遍全球，在国际上反应非常强烈。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德国数学家李希特，把陈景润的成果说成是“陈氏定理”，他们誉之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一个外国科学家给陈景润写信说：“你移动了群山！”还有文章说陈景润的论文是“人类思维的花朵，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
这些形容词，既是妙不可言，又是对事实的写照。
就是这样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都被外国科学家交口称赞的伟大数学家，学习、工作、生活的条件太糟糕了。他在三楼，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小房间，这个小小房间还缺一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一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房间的六分之一。房间成了刀把形的。窗子糊着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尽管这时秋天的阳光明媚，但屋内的光线却非常暗淡。纱窗之上，是羊尾巴似的卷起来的窗纱，窗上缠着绳子，关不严。虫子可以飞出去飞进来。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他的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六平方米的小屋空荡荡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一捆捆的报纸装在两条麻袋里，从麻袋口都可以看得见。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作桌子用。
记者觉得屋内光线太暗，想拉电灯绳，打开电灯，但拉了几下也没有拉着亮。陈景润告诉记者，几年前，驻科学院的工宣队不让我看书，他们用老虎钳子把我这个房间的电灯线铰断了。我看书就着煤油灯。他笑着说，不要电灯，电灯麻烦，用煤油灯一样工作……
江青看完这条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
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也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得很。
这时，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看到了，我还看得很仔细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吗？”江青试探性地问。
“陈景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专家，他的运算成果，不但对我国的数学领域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我难过地说。
我知道江青的鬼点子很多，不知道问我是什么意思，是想叫我说陈景润的好话？还是想叫我说他的坏话？一时难猜透，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地说了我的真实看法，然后，想听听她怎么说。不过看她的样子，是在同情陈景润，要不，她为何流眼泪呢？
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擦眼泪，也许我的话使她更加激动了。
她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弄清了1 1=2的道理就轰动了全世界，我看到一份材料，有人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运算出了1 2=3的数论，他勇敢地摘到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她说到这里，又擦了一擦她那哭得红肿的双眼继续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们批示。”我接过清样，发现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说：“文元同志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我问她：“叫他到10号楼还是到17号楼？”她说：“快，快叫他到10号楼来。”
迟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立即给迟群打电话，因为我以前没有跟迟群直接联系过，所以不知道他的电话，我就通过39局总机找他。当时，39局总机是全国服务态度、业务水平最好的总机。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接通了迟群的电话。迟群原来和我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很熟悉，通话以后，他很客气地问我结婚了没有？身体好不好？拉起家常来了。我说：“迟科长（原来他是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的科长，我对他还是称原职务），你别问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这里来一下，她有紧急的事情跟你说，我们现在在钓鱼台10号楼，我已经通知钓鱼台东门的哨兵了，快来，请不要耽误时间。”
他解释说：“我手头上还有一件事，等我办完了马上就到。”
我催他说：“什么事是轻重缓急你是清楚的，先到这里来，你的事回去再办好吗？”
他问：“老杨，什么事那么急？”
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不要浪费时间了，快来吧。”
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查电话，在电话里说来说去，已经20分钟过去了。江青等得着急了，打铃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生气地问我：“迟群现在怎么还没有来，看来他对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释说：“不是，我以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是叫总机查到的，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他马上就到，请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在楼厅等着迟群，半个小时后，他风风火火地来了。
我到江青办公室报告：“迟群同志来了，你看在哪儿谈？”
“我出去就在门庭谈，事情紧急，就不要讲究什么谈话形式了，谈完了叫他赶快去办。他这个人办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厉风行。”
说着，江青拿起那份清样就很快到了门庭。江青看到迟群，没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她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和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我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挥手叫迟群快去了解情况，马上给陈景润解决困难。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后来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竟然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认真治疗和疗养。
陈景润在医院住了一年半。住医院期间，周恩来还亲自安排了陈景润的全国人民代表席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景润见到了周总理，并和周总理在一个小组里开会。人代会期间，当他得知总理的病情时，当场哭了起来，几夜睡不着觉。大会后，他继续回医院治疗。
经过住院治疗和静养，一切情况好转。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精神改善；体温正常。体重增加十斤；饮食、睡眠好转。腹痛腹胀消失；二肺未见活动性病灶。心电图正常；脑电图正常。肝肾功能正常；血液及血象正常。”这份诊断书送到了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案头，江青看后紧锁的眉头展开了。
由于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的周到细致安排，也有江青的过问，科学院、医院的具体工作，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