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虽然以往对人口学变量、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作过不少探讨，但大多采用简单的相关和回归模式进行数据处理，主要考察的是它们与幸福感的直接关系，这样只能发现变量间的单纯线性关系，无法解释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和内在的复杂关系，造成分歧。笔者将三个变量间的关系层次化，将人口学变量和部分人格变量视为外源变量，部分人格变量尤其是外倾性和神经质视为内源变量，分别假设它们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技术对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进行验证。
我们认为，人口学变量和人格均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各种人口学变量既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但主要通过人格尤其是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在大五人格中，各维度均对幸福感有影响，但外倾性和神经质有直接影响，其余人格维度要经由这两种核心人格维度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外倾性和神经质之所以能够充当其余人格变量的中介，是因为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这两个人格维度，更多体现了遗传所决定的神经系统的动力特征对行为的持久影响，更多代表了人的自然性格（或称为气质），具有本源性，可以称为气质性人格。虽然大五人格维度均受到遗传的影响，但外倾性和神经质的遗传率更大。如在外倾性和神经质两个维度上，一起长大的同卵孪生子的相关分别为0.54和0.46，远高于异卵孪生子的0.19和0.22的相关。外倾的遗传率在0.32～0.65之间，神经质的遗传率为0.31.而严谨性、开放性、宜人性等均是在生物和自然属性基础上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形成的，更多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格，可以称为工具性人格，它们是在气质性人格基础上形成的也要通过气质性人格表现出来。就内外倾者来说，严谨的人既可以是外倾的严谨者，也可能是内倾的严谨者，就开放性来说，他既可以是一个低神经质的开放者，也可以是高神经质的开放者，这取决于个体先天的气质特征。前者代表了人格的深层特质，后者代表了人格的表层特质。
同时，我们预测，人格和人口学变量的结合能增强对幸福感的解释力。
二、结果
1.人口学变量和人格维度的结合对幸福感的增值影响
为验证人格与人口学变量的结合能够增强对幸福感的解释力，我们以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大五人格维度和年级、经济状况、性别和家庭所在地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有神经质、外倾性、年级和经济状况，四个变量能够联合解释幸福感44%的变异，超出了大五人格28%的变异量，其回归方程为：幸福感=-0.442×神经质+0.246×外倾性+0.197×年级+0.151×经济状况，回归方程显著，F（4，374）=73.481，P＜0.001.
2.人格、人口学变量和幸福感关系的模型
为检验人格、人口学变量与幸福感间的关系，以前述人格、人口学变量与幸福感的假设模型为依据，参考各变量间的相关矩阵，排除影响不显著的路径（性别和宜人性与幸福感的关系路径不显著，t＜2，故删除），构建出如下因果模式图，其中，年级、城乡、家庭经济状况，严谨性和开放性为外源自变量，外倾性、神经质为中介变量，幸福感为结果变量。所有的路径系数均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为保持路径关系的清晰，各路径的标准误差未列出来。
该模式的卡方值为5.16，自由度为16，X2/16＜5，GFI（拟和度指标）为1.00，AGFI（调整后的拟和度指标）为0.99以及RMR（根平方残余值）为0.017，这些数据表明，该结构模式相当理想。
除宜人性和性别外，其余的人格和人口学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均达显著水平。与构想一致，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维度不仅充当了人口学变量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而且充当了其他人格维度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介变量，外倾性和神经质既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而且互为中介变量，通过对方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
若进一步分解各变量对幸福感的效应，神经质对幸福感具有最强的负面影响（-0.43，其中直接影响为-0.41，通过外倾性的间接影响为-0.02），外倾性对幸福感有最强的正面影响，路径系数为0.32（其中直接影响为0.24，通过神经质的间接影响为0.08），年级和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既有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3和0.18），又通过外倾性和神经质产生间接影响（路径系数之和分别为0.02和0.03）。严谨性、开放性和城乡均通过外倾性和神经质对幸福感具有间接的影响，其路径系数之和分别为0.28，0.09，-0.06，这三个变量通过外倾性和神经质对幸福感的间接影响分别为0.08和0.20、0.07和0.02、0.05和0.01.总体而言，除了神经质和城乡背景对幸福感具有负面影响（分数越高幸福感越低）外，其余因素均对幸福感具有正面影响。
三、分析讨论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如人口学变量、情境和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个人因素（其中主要是人格）和认知评判等，笔者集中考察了青少年学生的人格、人口学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以下就这些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加以讨论。
1.青少年幸福感与人口学变量
年级（年龄指标）和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直接的影响。随着年级的升高，幸福感也有微弱的提高，这与Lu， L的观点不一致。虽然年级对幸福感的整体影响不是很大（0.09），但它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却达到了0.12.这种不一致可能与被试的选择和我国的国情有关。笔者所选择的被试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我国，中学生的学习压力是最大的，初中生要考重点高中，高中生要考大学，这种压力既来自外部（家庭和社会环境），也来自学生自身；而在大学则不一样。在我国，大学生有“天之骄子”的美称，虽然近年来随着大学的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在增大，但由于各种原因，进入大学后，每个学生都有喘一口气的感觉，学习压力比中小学时小了很多，这种反差导致了他们幸福感一定的提高。
性别和城乡对幸福感都只具有间接的影响，从整体效应看，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略高，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的幸福感高，但这种差别很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性别和家庭所在地的主效应均不明显。前人的研究有的认为女性的幸福感高于男性，但也有认为没有差异的。张河川等人（1997）对中年教师的调查表明，女性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因为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期望值。王极盛等人（2003）对初中生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而且也把这种差异归因于抱负水平的不同。但严标宾、郑雪（2003）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的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其实，在我国，由于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孩和女孩在大部分农村和部分城市居民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这种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但在自我价值意识还未形成的青少年学生中，这种不平衡性还是有一定的反应。本实验中部分被试的抽样是取自贫困的甘肃农村，因此，男同学的幸福感略比女同学高可能正是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从另一外角度而言，无论是女性的幸福感略高于男性还是男性的幸福感略高于女性，从概率的不确定性看，这种小变异是允许的，因为这种变异可能主要来自于被试的抽样。在不同年龄阶段，由于人们所担任的社会角色的不同对幸福的体验可能存在微小的性别差异。基于此，本实验中的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略高的结论并不能推广到一般，男、女性的幸福感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方差分析表明，城乡变量对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但与教育程度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与性别、经济状况存在三维交互效应。因此，要解释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应嵌套于经济、年龄等变量进行综合分析。
经济状况对幸福感影响的主效应明显，这一结果与Campbell的结果是一致的，但却与Myers经济状况和幸福感之间不相关的观点不同。其实，从幸福感与相关因素的整合模型中看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0.18）虽然比外向人格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0.22）略小，但它还通过神经质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幸福感间接产生0.06的累积正面影响，对幸福感的整体影响达到较高水平（0.24），这说明经济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可能这种影响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在需求层次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经济状况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状况、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农村学生的幸福感不够城市学生高的主要原因。
2.青少年幸福感受其相关因素的交互结构性影响
幸福感的研究在西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其数量非常惊人，但在理论上的发展仍差强人意，原因之一无论是从外界寻找指标以解释人们体验幸福感的过程，还是关注人的内在特质以探讨人们幸福感的产生机制，都仅是从某一个视野探析幸福的影响源及其机制，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近年来，在多元分析技术特别是结构方程模型的支持下，人们开始从理论架构出发对幸福感进行系统的探讨，在对已有理论和研究验证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性的研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中，幸福感必然会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各种外界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它需要通过人的内在特质（人格或者认知）的过滤而影响到人的幸福感，即人的幸福感受到具有层阶关系的多变量的影响，所以，要把握人的幸福的产生过程和机制，就应考虑外界因素如何作用于人主观层面的内在特质进而影响到人的幸福感的动态过程，而且这种影响过程是以相关的外界因素与内在特质的交互作用为动因的。
基于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成果，我们认为，人口学变量和人格均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各种人口学变量虽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但主要通过人格尤其是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这是因为，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体验，客观的因素往往要通过主观加工而起作用。人们的个人背景变量更多的是客观存在的，如家庭经济状况和城乡生活背景，这些变量往往通过稳定的人格来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人格就是人们的应对和加工生活事件的方式，决定了具有同样生活背景的人们幸福感水平的差异。“幸福和不幸犹如命运一样，取决于人格”，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这种相关因素对幸福感形成交互结构性影响的关系。在大五人格中，除宜人性外，各维度几乎均对幸福感有影响，但外倾性和神经质有直接影响，严谨性和开放性要经由这两种核心人格维度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外倾性和神经质之所以能够充当其余人格变量的中介，是因为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这两个人格维度，更多体现了遗传所决定的神经系统的动力特征对行为的持久影响，更多代表了人的自然性格（或称为气质），具有本源性，可以称为气质性人格。而严谨性、开放性、宜人性等均是在生物和自然属性基础上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形成的，更多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格，可以称为工具性人格，它们是在气质性人格基础上形成的也要通过气质性人格表现出来。就内外倾者来说，严谨的人既可以是外倾的严谨者，也可能是内倾的严谨者。就开放性来说，既可以是一个低神经质的开放者，也可以是高神经质的开放者，这取决于个体先天的气质特征。前者代表了人格的深层特质，后者代表了人格的表层特质。外倾性和神经质除了充当人口学变量和其余人格维度对幸福感影响的中介变量外，而且相互作为中介，调节了各自对幸福感的影响，那些外向且低神经质的个体具有高水平的幸福感，那些内向高神经质的个体具有低水平的幸福感。同时，人口学变量既与个体的遗传因素有关，也是他们性格形成的重要后天背景资源。因此，人格和人口学变量的结合能增强对幸福感的解释力。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本文只探讨了与幸福感相关的外在的人口学变量和内在人格特质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结果显示，它们通过层阶性的交互作用影响人们对幸福的体验，每一变量除直接对幸福感有影响外，还存在间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只是幸福感的庞大影响网中的冰山一角。因此，要想更确切地把握人们体验幸福的过程，还有待进一步进行深入的整合研究。
四、结论
人口学变量、人格与幸福感之间具有层阶关系，人口学变量中的年级和经济状况变量既对幸福感有直接的影响，又通过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维度或外倾性维度对幸福感产生间接的作用，性别和城乡变量则仅通过神经质和外倾性对幸福感产生间接的微弱影响；人格是幸福感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大五人格因素中，宜人性对幸福感没有影响，开放性和严谨性则通过神经质或外倾性对幸福感产生间接的影响，神经质和外倾性除直接对幸福感有较强的直接作用外，相互间对幸福感存在交互效应；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人格、人口学变量与幸福感的这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