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倒塌。
两德统一，截然不同的两个冷战世界连成了一片。
一位叫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的德国女学者，看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口吻高呼“距离死了”。
一位叫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的德国女学者，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口吻高呼“距离死了”。弗朗西斯认为，日益便利和快捷的通讯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距离对人们协同工作能力的阻碍越来越小。
她预言，不用多久，人们都会全球性地组织起来，通过全球整合，工人们在世界各地通过计算机工作。为此，国家之间不得不展开竞争，采取降低税收、优化人居环境等方式吸引居民；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商业方面政策自主权越来越大；而个人隐私的范畴也会越来越小。
后来，世界的发展似乎完全应验了她的预言。
东非最大经济体——肯尼亚总理奥廷加近日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此直言不讳：“尽管非洲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孤立，还未与全球紧密结合，但非洲并非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绝缘体。虽然它遭受的负面影响远不及西方来得直接，来得猛烈，但不可忽视。”
全球化在改变我们的世界。由此引出另外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全球化给国家、公司、个人都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怎么创造有利于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的良好环境，为本国的公司和企业家服务？
冷静寻找自己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坐标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客观地环顾四周、躬身反省，扪心自问自己已经被平坦的世界落下了多远，它在多大程度上顺应了发展的潮流并利用了竞争与合作的新平台，那么它势必将被平坦的世界淹没。
拜全球化之赐，一个全新的更加高水平的竞争平台出现在世人眼前。我想，你应该丝毫不会对如下的状况感到目瞪口呆：
在这个平台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领袖，谁是我们的跟班，全乱套了，全打破重组了，全重新划分利益版图了。
不仅仅西方的公司和个人很快适应了这一新事物，而且从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拉美和中亚国家，这30亿人也开始越来越自由地加入自由市场的博弈，与其他人自由地竞争并展开合作。
此情此景，正像一位美国作家写的：
“当你我出生的时候，你的竞争者可能只是住在你隔壁的邻居。而今天我们的竞争者则可能是一个日本人或一个法国人或者是一个印度人。在平坦的世界中，你能很快了解你在竞争中的地位……现在你正在与其他的人竞争，在平坦的世界中最有才能的人将获得更多，如果你不合适的话，有人会替代你，而且替代你的这个人不会再是那个住在你街对面的人。”
如此世纪变局，概因供应链服务、外包、信息革命所支撑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敌人，只有伙伴。的全球整合与整合全球这一新浪潮，所有这些合作工具，让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和网络接受数十亿网页的初始信息，这些将预示着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各种创造发明进而影响整个全球规模。这些人不必离开家门就可以和新的竞争场所、新的工作流程汇合到一起，长袖善舞，逐鹿全球。
而冷战期间，整个世界只有北美、西欧、东亚（以日本为首），他们有温文尔雅的竞争环境：由于它们是同一战壕里的盟友，因此三者之间的竞争相对有限。而且当时的全球劳动力流动和行业竞争仍面临很多障碍，这三大贸易集团的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和劳动力规模都旗鼓相当。
今天，冷战格局俱往矣，天翻地覆慨而慷。每个国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应该思考怎样为自己创造机会，把握机会，并且为自己不停创造更多的新机会，以更好地与人合作、竞争以及博弈。
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敌人，只有伙伴。当然，还有一种人，坐在冷板凳上的看客——如果你不够出类拔萃，那你最好坐在那里看比赛。
勃兴信息技术及产业
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带来的生产力上的突破，为全球整合与整合全球信息资源的加深提供了物质上的准备。
从开始应用到拥有5000万用户，报纸用了近1000年，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个人电脑用了16年，互联网用了4年。现在全球每一分钟有600万个电子邮件信息被发送；每一小时有3500万个语音邮件被送出；每一天有3700万用户登陆互联网，并在大约8.3亿个WEB页中选择浏览。200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瑞典43%的用户会从网上订购商品，紧随其后的是英国（33%）和美国（30%）。
互联网还促成了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市场和以发达的传媒所构成的注意力市场的互为融合，这场横空杀出的注意力经济被戏称为“一场跨世界的眼球争夺大战”。由于信息产业的竞争范围具有全球化，经济结构呈网络体系，多如过江之鲫的新兴公司不约而同围绕着网络经济开展大改组和大整合。一个在一定程度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疆界的全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网络经济体系出现了。
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意识到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对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削平地理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思想和文化层面的高山大河，让世界变得波平如镜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看到廉价的宽带、手机、机场和高速公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角落呼啸闯进你的眼球，我们看到一场旨在促进国民学会与人合作的教育体系改革如火如荼。为扫除藩篱，各国政府正在加大财政政策、法律体系和官员素质等的提升力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责任意识、执政水平也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历史的发展佐证了一件事：谁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无视全球一体合作共享这一滔滔大势，谁就避免不了被无情淘汰的命运。反之，则像中国、墨西哥、巴西和印度这些先行者、勇敢者那样受益无穷。
据统计1990年，中国大约有3.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每天人均支出不到1美元。而到了2001年，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2.12亿人。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的话，预计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下降到1600万人。在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极度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4.62亿人下降到2001年的4.31亿人，预计到2015年这个数字会下降到2.16亿人。然而在撒哈拉非洲恰恰相反，那里经济全球化的脚步非常缓慢。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2.27亿人上升到2001年的3.13亿人，并预计继续上升到2015年的3.4亿人。
但是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平坦，中国开始在制造业领域里同世界各地的对手竞争，印度开始向世界各地出口其科技人才，公司可以把业务外包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个人前所未有地同世界上每一个人展开竞争，更深层次的改革开始被呼唤。
完善合理游戏规则
美国国际金融公司关于开办公司的门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做过系统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在澳大利亚开办公司，办理手续只需要两天的时间，在海地需要203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需要215天。
在丹麦为创建新公司办理手续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在柬埔寨缴纳的费用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倍，在塞拉利昂交纳的费用则是人均收入的13倍。
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占世界30%多的经济体不对新建公司设立最低资本要求。相反，在叙利亚，最低资本额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6倍……
捷克和丹麦的公司可以自由地与工人签订要求定期合同只适用于特种工作，期限最长为一年……
在突尼斯，出现违约时，法院强制执行原合同的时间只需要7天，荷兰需要39天，而在危地马拉几乎需要1500天。
在奥地利、加拿大和英国强制执行合同时花费的费用不到争议合同金额的1%，但在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费用占合同金额的100%。
新西兰、挪威和美国的信用监管当局掌握着几乎每个成年人的信用记录，但是在喀麦隆、加纳、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有信用记录的人占成年人数比例不足1%。当债务人破产的时候，英国的担保法和破产法会为债权人提供强力的支持，帮助其尽量挽回损失。而在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墨西哥、阿曼和突尼斯，债权人是没有这些权利的。
在爱尔兰和日本，破产程序只需不到6个月，而在巴西和印度则要超过10年。在芬兰、荷兰、挪威和新加坡处理破产程序的花费只相当于标的资产的1%，而在乍得、巴拿马、马其顿王国、委内瑞拉、塞尔维亚、黑山和塞拉利昂，这个比例几乎是50%。
……
如果，创业、竞争、合作变得非常容易，且大有利可图，谁还会临渊羡鱼而不退而结网呢？只有在雇用和解雇劳动力不受限制，信用体系十分完善，健全的法制能够保护资本所有权不受侵犯，游戏规则完善合理的市场环境中，创业、竞争、合作才能深入推进。
在全球化下，作为国家，其首要的功能就是构建与管理维护竞争平台，维护市场秩序，严惩违规破坏平台的人。这是一个平台建设者与市场裁判员的角色。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创业、竞争、合作变得非常容易，且大有利可图，谁还会临渊羡鱼而不退而结网呢？
反对贸易保护，尊重市场选择
我们有必要重温一遍马克·安德森的一句经典名言。
马克·安德森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一个典型的小镇新里斯本。马克·安德森诡秘一笑：“如果你相信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那么就会有1995年8月9日，年仅24岁的安德森，仿佛神话般地从一文不名到拥有5800万美元身价。这位改变Internet历史的亿万富翁在回答记者询问他的“无本万利”的秘诀时，诡秘一笑：“如果你相信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无限个行业等待你去创造，无限的商机等待你去发掘，你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只是人类的想象力。”那么就会有无限个行业等待你去创造，无限的商机等待你去发掘，你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只是人类的想象力。”
一些国家为什么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反对离岸外包，主要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担心一些低端的服务性的工作岗位被人连锅端走，导致大量蓝领甚至白领失业，或者由于竞争者加入导致的工资降低。毕竟，国际经济的舞台容不下太多的人同台演出。二是担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将绝对地下降，而不是相对地。
假使我们把世界当成一个以分享合作为主轴、互相勾连的水平平台，你就不会作出如此低级的判断：以为所有的发明、创新、机会都已经出现了，所有的竞争都是一场零和博弈，有你吃的就没我吃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的事实摆在绝大多数人们的面前，我相信你不可能看不见：当跨国公司把低附加值的制造与服务工作从欧洲、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印度、中国和前苏联，世界经济的馅饼不仅变大了——因为更多的人实现了收入增长——而且馅料还会变得更加多种多样，因为更多的新工作岗位和更多的新技术被创造出来。
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担忧代表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见。
“如果我们不组织把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卡断国际供应链，禁止离岸外包，多数美国人民的生活未必会更好。世界变得平坦了，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坚持自由贸易所得到的好处将超过实行贸易保护带来的短期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只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报复，最终影响我们自己的发展。”
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世界上生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工作岗位也许是有限的，但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工作岗位却是无穷无尽的。从美国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经济馅饼持续增大，知识工人技术的扩大并不必然导致所有工人工资水平的降低。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供给显著地增长，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增长更快。因为随着馅饼的增大，人们的需求也在增加，从而对人们从事复杂工作和使用专门技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你是一个掌握较高知识水平的工人，从事生产和销售一些知识密集型产品，如提供咨询服务或金融服务，提供音乐产品或电脑软件，或市场管理、工程设计、研制新兴药品等。那么市场越大，你的产品的销量就越大；市场越大，细分程度就越高。如果你设计出下一代视窗操作系统或万艾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客户。所以，掌握知识水平较高的工人可以从容应对全球化。幸运的是，美国所拥有的知识工人的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在平坦的世界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参与者都是最后最大的赢家，没有真正的失败者。
加强本土文化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文化的竞争。一个胸襟开放、视野广阔、面向全球、勇于变革的民族是大有前途的。
在这个日益平坦的社会里，文化往往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其一是这种文化的外向程度。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异己的文化？它在全球化与本地化的结合方面表现如何？其二是文化的内向程度。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认同所谓的民族团结并集中精力于国家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社会中的人与人彼此信任，即使互不相识，也可以共同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国家中的精英安特卫普的繁荣油画安特卫普，在16世纪初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得益于四个字：宽容、开放。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港口大都市里，资本雄厚的商人与路德教福音传教士共撑一城风雨，这在当时保守的欧洲的其他地方简直不可想象。
能够关心社会大众，并愿意回报自己的祖国，或是对国家的贫穷置之不理，只顾在国外捞钱？
国家文化的外向程度越高，越容易吸收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并把他们同自己的传统相融合，印度、美国、日本和近年来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很突出。比如在印度人看来，蒙古人来了，当中国皇帝把英国外交官赶走，谁最终受到了伤害？蒙古人去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去了。但印度文化却仍然屹立，印度人仍然吃咖喱饭，印度妇女仍然穿纱丽，印度人仍然以家庭为单位，几代人在一起生活。这正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最佳范例。一个更加开放和不排斥新元素的文化将会更占优势。
当中国皇帝把英国外交官赶走，谁最终受到了伤害？是中国。固守自己的文化是十分危险的。
只有适应性和包容性强的文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想一想本·拉登主义者的指导思想。他们要把所有的外国人和来自外国的影响从沙特阿拉伯清除掉。这恰恰是开放与合作的对立面。部落文化和思想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仍然占支配地位。在平坦的世界，劳动分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与他们不认识甚至永远不会见面的人合作。如果你想参与到现代的劳动分工中来，你必须对陌生人有更多的信任。
2004年，沙特阿拉伯记者在他的《需要等多久才能迈出第一步？》文章中就表示了这一担心：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接受其他生活方式，却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从4年级到12年级，我们不告诉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文明，不告诉他们我们只是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反反复复地强调伊斯兰帝国是唯一的。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当谈论到经济活动时，人们很容易忘掉对一国发展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是文化的容忍度。当宽容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会因此得到好处，因为宽容是彼此信赖的前提，而彼此信赖又是创新和企业精神的基础。增进不同群体、不同公司、或社会之间的信任水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印度教的本质就是教人学会宽容，这种文化导致了印度整体的繁荣。中国人和印度人到了一起总是会形成一个群体，共同繁荣。
据西班牙储蓄所基金会所属的官方杂志的一次调查显示，西班牙是欧盟15国中对移民态度最为宽容的国家，这个由穆罕默德信徒组成的国度，崇尚贸易和经商，在那里，人们不得不靠智慧以及学会与别人合作才能谋生。迪拜也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大都会之一，在那里，寿司和高尔夫球场看上去比清真寺多，旅游者甚至不需要签证。
直面危机，勇于变革
一场平静的危机正在酝酿着，日渐逼近中国。当然，“天还没有塌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全球化正在导致的世界经济乾坤大挪移。
催生这一浪潮的是外包和整合两大革命性工具。
且听听总裁们关于外包的原因，并邀请托马斯·弗里德曼点评。
“当我们把工作转移到海外，公司不仅节省了75%的工资成本，同时还得到了100%的生产增长率。”
——思科全球总裁约翰·钱伯斯
托马斯·弗里德曼：当你把一个在美国地位比较低、收入比较少的工作，如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转移到印度后，同样的工作就变成了高工资、高社会地位的岗位——公司的支付减少了，可是工人的干劲却比在美国更足了。
“离岸外包不仅可以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生产质量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是巨大的。”
——通用电气总裁杰夫·伊梅尔特
托马斯·弗里德曼：除了工资的支出压缩外，一个班加罗尔的印度工人经过再培训后，可以做2—3个欧洲人的工作量，而且这些班加罗尔的雇员不享受10周的休假。如果你认为离岸外包只是降低工资支出的问题，你不会感到惊讶，但事实是，这些工人工作得太努力了，勤奋得让人害怕。
我们可以在湖南湘西，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公司干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工作，在得到此前难以想象的收入的同时还不必离开自家的阁楼和果园。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企业家，尤其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意识到，在全球化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供应链整合革命正在酝酿着、发酵着，它的影响和能量极有可能催生人类社会的第四次浪潮的到来。这里我们暂且不展开论述，留待下一章节。
外包和供应链整合服务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深远后果，那就是世界一体化，抹平距离，填平空间，天涯咫尺，各地彼此连接的更加紧密，不用出国就可以从事全世界的工作。这样，我们可以在深圳，甚至边远的湖南湘西，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公司干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工作，在得到此前难以想象的收入的同时还不必离开自家的阁楼和果园。
但是，中国应警惕，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公司从事的全部是软件开发中的低端工作——软件各组成部分的汇总。而设计等技术链上游一直还牢牢拽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中国制造”甚嚣尘上，似乎很强大，事实上还是个打工仔，不过高级点罢。那些高收入的工作一直是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理所当然的梦想和现实选择，我们乐于停留在低端产业链条，并且执迷不悟。
我们一直梦寐有这样一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每一个人都在挖空心思想要在我的家门口工作，整个中国成为一个鼓励全民创业、技术与管理乃至思维创新、民主与法制和收入不断增长的小岛，成为一个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智能滚滚涌入的巨大磁场。
在全球化下，在一个扁平的世界里，这一切并非不可能，而是完全可能，巨大的机会兜头落下，一不留神，也可能转瞬而去。“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落后多少？”曾经有中国媒体记者问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个治学严肃倍受中国权力中心青睐的老头，开玩笑说：“如果你不考虑创造性，中美高新技术的差距是3个月。”
“如果你不考虑创造性，中美高新技术的差距是3个月。当我20年前读书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情；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小子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往因特网传东西，中国的学生3个月就能消化它们。”
3个月的距离，或许是中国最大最新的一次强国机遇。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难以企及的高度。
坦率地说，如今比较优势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地转移——从强调自然资源之类的结构性要素转向强调独特的创新与创业能力。
如果中国与中国企业善于驾驭这些变革性力量，将会寻找到令人激动的成长机遇；反之，如果对这些力量视而不见，则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堵塞着“中国号”航天飞机引擎的问题如下：
1.精英意识的缺乏
“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当中，世界经济中心将会从太平洋西岸的欧洲、美国转向太平洋东岸与印度洋，从西方转向东方。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几个主要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改写世界发展轨道的巨大机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瑞·萨克斯指出，“精英阶层、精英意识的缺乏是中国不可忽视的桎梏。”
萨克斯认为，17世纪科技革命开始之前，任何地方任何人实际上都为生计奔波。蒸汽动力、机器、电力和现在的计算机及因特网已经使得个人进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因此，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现在正让位于精英时代。小世界把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工具带到更多地方和更多人种。随着工具的商品化和普及化，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唯一的求生之道”是其人民和雇佣者的才能和企业家精神。
在全球化下，任何人都是赢家，但是精英啃到的无疑是最大的获利盘。
2.信息服务基础设施落后
据报道，中国因特网用户占世界全部用户的份额太少。目前，全世界因特网用户达1.3亿户，中国只占全世界用户的1.6%。欧盟、挪威、瑞士、日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只占世界人口的17%，而它们的因特网用户占了世界总用户的82%。在发达国家，每6.8人中就有一名因特网用户，他们的确是生活在信息社会。而中国平均每588人才有一名因特网用户，低于发展中国家422人的平均水平。
国家统计局研究员王济川说，中国电脑普及率低，上网率更低，不只是表现在普通家庭，甚至在一些文化人中也存在某种程度的麻木，思想观念远远跟不上信息时代的步伐。查找资料、调阅作品，依然基本上是两地一线——从图书馆到资料室，不少人不懂得利用已开通的信息高速公路。电脑成了创作、文艺研究人员代笔的打字机。相当部分人员不懂电脑，家中的电脑为小孩而设，自己在一旁“望洋兴叹”，更不用说上网漫游了。
此外，国际线路容量明显偏小，网上信息资源贫乏而又陈旧，使网民上网效率降低，有时甚至劳而不获。由于网络骨干线路和国际出口速率偏低，网络上已显得拥挤不堪。
目前，我国40%的信息资源尚未电子化，信息处理技术仍处于剪贴拼凑的手工阶段。电子函件、数据交换、可视图文、光盘数据库等在发达国家已经普及的新型信息产品，在我国并未普及。信息库只建不用，各行业信息网络各自为政，条块分割，许多公有信息被视为部门所有，只能内部流动。
网络水平相对偏低，而与上网相关的开支却又相对偏高。对个人用户而言，上网所需的计算机、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加上每月的月租费，参照目前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不少中国家庭还难以承受。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信息技术提供的这些新机遇面前，如果我们没有加快因特网发展的紧迫感，而满足于当前看似很快的发展速度，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不是日益缩小而是日益扩大。
有学者指出，宽频技术和信息技术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产业，而且它们对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以简单而又可承受的方式与小世界受教育的人们联系越多，你能自动获取的知识就越多，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新。而创新越多，生产出用于促进小世界发展的东西就越多。这将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促进方式。
未来几年，所有的长途电话和1/3的本地电话会通过互联网进行。80%—90%的互联网接入是通过可以上网的电话、个人数据助理（PDA）以及无线笔记本电脑实现的。最重要的一点，在未来不到10年时间里全世界将会有1/3的人上网，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可以上网的电话。互联网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时代的基础设施，或者叫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推动了弹性工作并且减少了商务旅行，同时使“远程合作”、外部采购和外包成为可能。不能利用小世界的优势和好作为第一个真正可以触及全球的营销媒体，互联网对于全球消费文化的形成至为关键。我们犹处，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芒迪说：“那么，被打垮就会是迟早的事情。”如居住在“地球村”里，而网络就是村中心的广场。
全球化使得创新和生产更加具有效率，但是如果人们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教育方法以获得知识，不能利用小世界的优势和好处，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芒迪说：“那么，被打垮就会是迟早的事情。”
对于任何一种创新，中国将还需要更多的风险资本和法律法规将其市场化。
正视全球化新问题，加强缓冲机制建设
全球化，关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也考验着人类的道德和良知。
急剧的社会变化往往带来巨大的破坏，这是无可非议的。平静的表面下暗潮汹涌，此时，没有什么比制定新的规则更紧迫的了。
今天，我们需要的游戏规则，不仅仅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公司和新闻机构参与，还有新兴的网络、虚拟社区和公司，惟有这些利益主体充分博弈与协作，方可制定出新的规范和界限。
为了建设一个完美的市场，我们当然要尽量排除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和语言文化差异及意识形态差别的阻碍，但必须尊重、呵护、珍视一些非市场价值的习惯、文化和传统，他们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等。
当老的权力结构和经验被新的市场力量和价值观挑战的时候，分散的社会形成了。有人为此振奋和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使用一整套新的工具，在各方面扩展、深挖、高飞、重建。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恐惧，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依靠和支撑，就那样悬浮空中，不知道命运如何？
我们必须从机制上给后者提供必需的生活与工作以及心理、文化保障。
社会保障是有益的脂肪，我们应该保留它。我们要施舍怜悯，适当地照顾一些弱者，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需的，也是为了稳定大局的需要，否则世界平坦化会在弱势群体中产生大的骚乱，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会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这个是要不得的。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法制规范、公正平等、彼此尊重，富有爱心、同情心的责任社会。
中国正迎来两千年历史中的第四次崛起，但如何驾驭这次崛起将给中国带来比前三次崛起更大的挑战。
中国头三次崛起：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世纪帝国统一后；第二次是在公元七八世纪期间，突厥帝国对中亚贸易路线的威胁促成短暂巩固；第三次是依靠清王朝的军事实力达到鼎盛。只有这最近一次崛起才是受到经济推动，并面临全球挑战。
中国优先考虑的事务很可能是：继续把全球经济视为通往更远大目标的途径，使之服务于首要目标——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尊重和影响力；接受保持文明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将现代思想与本国遗产的精华相融合。但长远而言，中国领导人将继续着眼于中国理念的中心：一个统一国家及和谐社会的安定，而只有良好施政才能确保这些。在全球化潜在的不确定环境中，各种利益和势力你争我夺，取得这一目标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