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里派了车，让我去灵武接方小蒙。这事四天前就决定了，所领导还专门开了会，最后定下来让我去接。
灵武并不远，坐所长的小车一个钟头就到了，所以也不用带什么东西，不费什么事。我早晨还是先骑车到所里去，因为有些事儿要先交代一下。过两天五一，所里包电影，票得早点去买，另外还要给职工发点福利，虽然发什么所里早就定好了，但具体还得我们这些人办。
进了办公室的门，看看人都到得差不多了，就把买票和买东西的事布置了一下，并说明我今天有事，就托给各位了。这时站在门边上的新来的大学生小刘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您是去接方小蒙吧。”我点点头，他接着又说：
“那样一个人，弄回来干吗？”大家“哄”的一声。
我没说什么，直接上车开始了我并非一次的使命，司机老王一直是我唯一的同伴。这辆新买的小车以它良好的性能低沉地吼着，稳健地向前方开进，几乎觉不出它的速度，但速度表的指针明明指向120.只有坐在这种车上你才能觉出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同时运动。
昨天电视上报道了一则消息，说的是一对小学生的不幸遭遇。母亲早亡，父亲又身患绝症，命在旦夕，电视台号召全市人民共同关心这对小姐妹，献上爱心云云。“实在是可怜”，听完看完后，我叹了这一句，妻也叹了一声“可怜”，并马上对儿子进行教育：“瞧瞧这两个孩子，再看你自己，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我们都施了爱心，都叹了可怜，并不失时机地教育了孩子，虽然孩子并不是很服气，小嘴悄悄地撇了一下，幅度并不大，显然他也不敢否认这两个孩子的不幸。然后妻就一心一意地打她的毛衣，儿子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后的动画片中，为某一个并不存在的神话加科幻的暴力英雄呐喊助威，而我不经意地挟着一支烟，拿起报纸，研究如何使今晚各台的电视节目搭配到最佳状态。这则消息使我们平淡的心中稍稍起了涟漪，并被适时适机地利用了，它完成了它的使命，又被交还给了那个涂了很红嘴唇的新闻主持人，我们等待着下面的节目。
我和妻对电视台的号召没有反应。这是更可叹的一点。那两个孩子所遭受的不幸纯粹是因为外部原因，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只有接受下来，再做新的打算。而我和妻的这种“无意识”、无反应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冷酷无情吗？公正地说，不是。我们毕竟叹过可怜，我自己的心里毕竟伤感过一阵，我们都是父母，都爱孩子，虽然儿子在读书上并不上心，而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让人想起来就头痛。那么是我们经济上有困难吗？也不是。我和妻都是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但几十块钱还是拿得出手的，顶多少吃一顿鸡肉罢了。再说为了做好事而有些自豪感不吃鸡我看也划得来，三口人至少可以兴奋上一星期，为一只没有进入胃肠的鸡在心里互相赞美和祝福，感觉也很高尚。这可是多么巨大的精神享受呀！况且对儿子的教育肯定比妻的那番话要顶事得多。
问题出在了“无意识”上，没想到，没反应……
也许人都会说我是虚伪的，找了一个最无关痛痒的原因来掩饰自己，换了别人我也会这么想：多么虚伪的家伙！
所以办公室里的那声“哄”我可以理解，善良的人们所做出的残忍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谁都难保有“没想到”的时候。我比这些哄然大笑的人所高明的唯一一点，就是在这辆奔驰的车上做出了一个决定：从吸烟钱上省出五十块钱来寄给那两个学生。
要去的地方快到了，车子慢了下来，王师傅和我都很熟悉这里。由于昨天已电话通知了医院，所以我们很快就见到了方小蒙。她一个人坐在一间屋子里等着我们，身边放着护士为她整理好的一只皮箱。上午的阳光从窗户斜照下来，在她头以上形成一个毛茸茸的光圈，使得她低着头的样子分外惹眼。她是个疯子。一个美丽温柔的疯子。我们来接她回家。
我当初选择在工会工作是为了图清闲，以便在业余时间开展我前途未明的文学创作活动。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八九年了，其间我和任何一个普通的男人一样结了婚、有了孩子，并为大量的琐事所缠绕，眼见三十多了。人到而立，却并没有在真正倾心的事业上树起哪怕一丁点儿成就的影子，我曾想，这也许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才气吧，今天才想到，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一直“没想到”。文学创作的所谓“才气”，也许只不过是想他人所想的“不到”，再写给他人看的能力吧。现实中究竟有多少没想到的事情呢？我以两个不幸的孩子开始去想，从方小蒙的身上着力去想，从我自己的灵魂深处去想。
愿我的大脑能够保佑我。
不必否认，那声“哄”中我也咧了一下嘴，我仍可以用“无意识”和“没想到”来为自己开脱，但我毕竟参加了，而且和大伙一样，用的也是“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和方小蒙不是很接近，但也不像所里的一般人那么疏远，我懂得怎样在一个漂亮的女人面前保持应有的距离，再者说，方小蒙曾经是我高中同学的妻子，我们在同事的基础上又有了私交，我本不应该“哄”的，至少为了我的尊严我不应该“哄”，但我“哄”了。
方小蒙已经疯了，哪怕有她在场，她也不会对任何一个“哄”者构成任何一点威胁。我们所生活的只是一个世俗的社会，我仍然正常，并且必须和正常人生活在一起，同他们一样骑车、走路、上班、下班、回家、做饭、吃饭、谈情、做爱……在方小蒙和他们之间我只能向后者靠拢。在“哄”的时候，所有起“哄”者的潜意识里恐怕已经把疯子排除出人类了，至少也认为疯子是低级的人类。所以起“哄”者的内心中就有了优越感，并把这优越感用肆无忌惮的方式表现出来，得到了满足。我敢说没有一个人是对方小蒙怀有恶意的，只是无法抵挡自身优越的诱惑。于是，方小蒙这个符号后面的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就被“哄”掉了。
我和老王推门进去，方小蒙抬起头。无论在哪里，精神病医院都是一个邪恶的地方。她显得非常憔悴，皮肤失掉了光彩，苍白而松弛，身体单薄，嘴唇干燥，只有那一双显示她病人身份的眼睛依依熠熠生辉。这是她第四次住院的最后时刻，这一次为时半年。她以与她身体状况绝不相称的敏捷跳了起来，冲过来拉住我的手，摇摆了几下，看到老王进来，又伸手拉住老王，说不出话来。虽然我和老王已经历过三次这样的场面，但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波澜。疯子也是人，而眼前这个疯子，更是个比常人更有人情味的人。如果我是个女人，相信自己是会掉泪的，精神病人比常人更需要和正常人在一起，而往往恰恰相反。
老王拎起她的箱子，我拉着她，我们离开了医院。她努力使我们相信她的病已经好了，我明白她是害怕再回到那座地狱中去，所以对她的语无伦次的一大篇表白报之以微笑。她安静了，掉头去看车窗外的县城风光，不时地发出惊叹，仿佛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奇妙的景色。
4月18日是方小蒙发疯的日子，这一天并不特别，唯一值得纪念的是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逝世，时间是1955年4月18日。方小蒙和这位远隔万水千山的伟大的犹太人没有丝毫关系，而且也不能说这一天是她所选定并企图达到一个她需要的目的的时间，这样说太荒唐了，也太不近情理。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使用发疯这一手段去报复别人，他们宁可去死。疯是不能把握的，也太恐怖，人可能会去想象自己死后的模样，哪怕鲜血淋漓、身首异处，却绝不会去想象自己疯后的模样。死去只不过是失去了以后，而发疯却连从前一并毁掉。
这天早晨她醒得很早，是刚刚能看得见人的时候。她起床的时候声响大了些，因此她那患有神经衰弱症的母亲便也醒了，醒了就骂了她几句“丧门神”“扫帚星”之类的话。老太太饱受不能按时入眠之苦，脾气比较暴躁。她嘴里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老太太没有听清，只听到她拉上门出去了，屋里静了下来，方小蒙父亲粗重的呼吸声仍在此起彼伏。
她有晨起跑步的习惯，但最近一段时间不像以前那么按时准点，表现得早晚不一、时断时续，但4月18日这一天她的确是按时起的床。
她的固定路线是：离开了大门后向西，再向南，跑到环城路上，然后再沿着环城路向西，一直到唐徕渠的渠堤上，在那里做操。这一段路程大约有600米左右。做完操后，又沿着唐徕渠跑，到西大街的尽头处西门桥停下，然后漫步回家。途中买早点、取牛奶，有时也在街心花园看看一群老头、老太太放着录音机跳迪斯科，顺便跟着扭上几下。
有晨跑习惯并和她相识的人，都乐意和她打个招呼，她所回报的微笑非常迷人。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伤心事，那么这一天都将是轻松愉快的。她算是个随和的人，人人都愿意和她交往，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桩交往是有深度的，好像她这人生性就不能与人共享秘密。
她住的是单位的家属楼，有几个同事也喜欢晨跑，因为大家都住在一起，难免碰到。但这一天，这几位同事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碰到方小蒙，像她这样引人注目的人如果出现了，不会不被注意的。人长得漂亮，性子随和，又刚刚离婚，已具有引动世俗舆论的基础，很难相信她会逃脱这个具有强大工作效率的世俗情报网络，但她居然逃脱，我只能把这归于精神失常前人被某种神秘力量所左右的结果了。
她回到家的时间是七点二十分，还带回了早点。三口人默默地吃完，她父亲注意到女儿的脸色泛起了潮红，眼光也有些游离，但这位粗心的老工人并未在意，只当是运动后的兴奋，很快拎着他的四个鸟笼子出门了。方小蒙也回到自己屋里，开始了女性的日课——梳妆打扮。二十分钟后她出来了，这时离上班时间还有十分钟多一点，她从书架上抽了一本英文书放进包里，说是单位闲得没事，拿本书看看，说完急急忙忙地走了。她母亲发现她脚上穿着她曾在结婚典礼上穿过的那双红皮鞋，这件小事使老太太觉着蹊跷。因为以前舍不得穿，这双鞋仍旧很新，现在早已过时了，方小蒙自己也曾拿出来叹息过好几回。老太太凭着女人的直觉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在心里说道：这丫头疯了。
八点过一点儿，方小蒙到了单位。门房的大爷每天都在这个时候等待邮递员，他回忆说，那天方小蒙异常的神采奕奕，自行车蹬得飞快，奶黄色的纱巾向后笔直地飞起，像是扯满了风的帆，和往常一样叫了声“大爷好”就进去了。她总是第一个到，然后大家才陆陆续续地来，上班的时间全市统一八点整。
时光已是春末，这个季节并无毛衣可织，别的年轻女人都在串办公室，忙着研究今夏服装流行的款式和颜色。方小蒙在读着她从家里带来的外文书，面前放着一杯冒着腾腾热气的白开水。这间办公室向阳，她的桌子并不靠窗，四月已初露狰狞的阳光照不到她身上，但已颇具威胁地向她靠近。她以前曾开玩笑地说过不怕冷只怕热，而且尤其害怕晒太阳的话，当时大家都以为她本意是珍惜自己的皮肤，哄笑了一阵，并不当真。人心隔肚皮，人并不能真知自己的另一个同类。你能对你面前的人用任何一种神态所说的话下一个真与假的正确判断吗？尤其是当他说到自己的时候。
但她并不能专心看她的书。办公室有四张办公桌，分属于四个人。两个年长的坐了靠窗的位置，正在那里细细地品他们的早茶。
她处在后边的屋角处，正对着科长套间的门，另外尚有一个未婚的小伙子在她对面。此刻，那个小伙子已被屋里沉闷的气氛所排挤，到隔壁下象棋去了，科长不知怎么还没有来。她把书翻开又合上，重复了好几次，又反复拉开抽屉，仿佛在找什么东西。这引起斜对面老刘的注意，这个一向多嘴的老头发话询问，但没有得到回答，正好传达室送来了报纸，也就讪讪地转移了目标，在报纸上寻找起他所感兴趣的体育新闻。
过了一会儿，老刘也出去了，他必须去跟一伙年轻人交换一下对中国足球队的出路问题的最新消息的看法。他在下象棋的那伙人中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因此开始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辩论。另一位专业能力很强的牛副研究员，则拉出一份最新的外文期刊，好像对其中的一篇叫作《论存在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文章很有兴趣，立即用非标准的牛津口音吟哦了起来，并准备把它翻译出来，整个人处在一种大家司空见惯的忘我境界。
没有人注意到方小蒙的眼神是何时变化的，直到她被那悄悄袭来的阳光所捕捉，尖声大叫时为止。
那一声尖叫足足持续了有三分钟。
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老的还是少的，正在工作的还是正在闲聊的，通通都被这一声吓了一跳。那声音饱含着一个将被杀死的女人在最后一刻用尽全身力气大喊时所表达出的恐惧和无望。声音仍在回荡时楼道里就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大家不知道声音来自何处，都呆立在门前，低声询问着，所有的人都摇头。有几个姑娘甚至煞白了脸，但仍然缩手缩脚地站着，等待着观看血淋淋的场面。终于有人动起来了，挨科室查看，动的人多了慢慢汇成人流，缓缓蠕动着。谁也不想放过这个有着新鲜刺激的机会，特别是和一个女人有关的刺激。是杀了人吗？为什么杀？有奸情吗？没有人知道自己将会看到些什么，因而这个时刻富有极大的戏剧性，一大群人尾随着几个平时毫无威信的领路者在每一个可疑的科室门前探一下头。完全是机械地向前涌动，压抑着内心不可名状的复杂心情，脸上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等待着事情的结果，好奇心的满足。
队伍终于停在了方小蒙所在的科室门口，排在前面的人一拥而进，挤不进去的人伸长了脖子力图越过前人的头顶看到点什么，外面的人围作一团，情形混乱不堪。可悲而又可笑的是，当时没有人发现方小蒙的不正常，抢进去的人只注意到了牛副研究员的不省人事。他们立即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地进行抢救，并给方小蒙的那声纯粹女性的尖叫找到了答案，尽管她眼神慌乱，心情激动。有几个人安慰她不要怕，牛副研究员只不过是昏迷过去了，会好的，并没有死。他们认为方小蒙只不过胆子小罢了，牛副研究员年龄大了，身体自然会有问题，女同志胆子小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包袱被抖开，大家发现里面并没有包着什么特别的事物，很多人的心情马上轻松了下来，笑着闹着，埋怨着自己被虚惊了一场。
牛副研究员被抬了出去，由所长的小车拉到医院去了。他是高级知识分子，生死存亡不容忽视，副所长带着出纳和支票随行。一场惊吓转化成一场热闹，人们兴奋得不行，本来给自己安排了工作任务的人也就势不回科室了，一年中难得有几次机会让大伙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谈上一阵子。大家并没有散去，都集中在方小蒙科室的左右，分成了一堆一堆的，马上谈起现实生活中诸多重大问题：物价的上涨，股票，孩子的入托和入学，工资改革，等等等等。没有人为牛副研究员担心，好像大家都坚信他老能挺过来，就是挺不过来也没关系。
方小蒙仍旧忐忑不安，但大家都善良地相信她是给老牛吓着了，有几个特别怜香惜玉的跑过来劝了她几句，见她没反应，就把她晾在一边，自个儿找热闹去了。
没料到方小蒙又尖叫了一声，毫不逊于先前的那一声，而且大有挟上一声余威之势。
所有人的头皮都发麻，手脚都冰凉，都愣了好半天神，而且在回过神来的同时都明白了牛副研究员昏迷的原因。方小蒙神气十足地用目光突突地扫射着他们，抿紧的嘴唇闭成一道鲜红的细线。
这一声大家听得不能再清楚了。
“你们把他给我交出来！”
大家明白，这女人疯了。终于疯了。
面对疯子，没有人敢上前，屋里的女士们慌不择路地退了出去，而几位勇敢的男士则守在门口，防止她冲出去。还有几位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人则迅速地在门口露了一下头，又缩了回去，这一趟辛苦没有白费，总算见识了一下一个刚刚发疯者的模样，并领略了她和以往的绝不相同的新风采。方小蒙的神态是典型的神经质，而处境则更像是一只被关入笼子的新奇的动物。发疯这个令人恐怖的状态排斥了人们的同情心并引发了厌恶。大家心照不宣地相信了同一个原因，即她半年前的离婚。这桩世上日以万计的民事诉讼在法律工作人员身上已成了机械化的程序，并被世俗的观念所认可，但具体发生在她身上，却成为发疯的原因。人与人的区别如此，我身边的一位女士声音虽小却分明地说道：
“为了一个男人，何必呢。”
我知道这不是男人的问题，也不是其他任何问题。这位女士的话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确实，方小蒙的丈夫的确是男人中的佼佼者，方小蒙也的确不想失去这桩婚姻，但我知道内情，我只能说，一切的一切只有上帝才能搞明白。
我心里同时为方小蒙和她丈夫感到悲哀，一个是疯子，另一个是舆论上的致他人发疯者，这世上的公道总是离事实有着不长不远的一段距离。
所长来了，他昂着一颗苍白的头，喝散众人，站在了屋里，我紧随其后。方小蒙并没有出门的意思，也不去在乎此刻几乎直射她脸上的阳光，她向前跨了一步，迎向所长，头巾便终于落在了地上，长长地蜿蜒成了水泥板的一道伤痕，红色的皮鞋毫无顾忌地踏了上去。
“求求你把他给我吧。”
她反复向所长恳求，所长打了折的嘴唇抖动了几下，没有说出话来，这个善良的只知道做学问的老人没有经过这类场面。我看得出他很痛心，方小蒙是个人才，精通两门外语，是所里的业务骨干之一，所长一向喜欢她、器重她，不止一次地公开表扬过她，并亲自指导过她的两篇论文，以前也曾有过的不少闲话，现在已经自灭了。
中午，我和所长都没有回家，先用小车把方小蒙送回家。她倒是听话，看见小车停在外面很兴奋，自己就钻进去了，一路无话，很安静地坐着，像个见了老师的小学生。所长显得心事重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方小蒙的发病对他的打击，另一方面他可能在考虑对方小蒙家人的措辞。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所长可能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吧，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好老头，并不善于领导工作，我以为。
进了家门后，方小蒙又重新躁动起来。得到消息和没得到消息的邻居们都被惊动了，大大小小地站了一屋子，张着嘴诧异地看着，所长把他们通通推了出去。方小蒙的父亲一直没有说话，看得出来，女儿成了这么一个样子，他很伤心，也很不理解。这个孩子是他最有出息的一个，其他两个都毫无例外地当了工人，有一个甚至连高中都没有读下来。他给我和所长沏了茶，把女儿关进了她自己的屋子，坐下来局促地搓着双手，用复杂的目光不停地询问着我们，显得毫无主见。方小蒙的母亲早已哭倒在地，不停地诉说着方小蒙的好处，她的神态有些做作，更像是表演，我有些不耐烦，方小蒙的父亲看了出来，用一声家长的怒喝制止了她。所长开始进述事情的经过，语气沉缓无奈，方小蒙不停地用歇斯底里的大叫刺激我们的神经，每次我都能感觉到所长本能的颤抖和从方小蒙父亲的眼中掠过的一丝惊悸。老人们不该得到这种待遇。他们已经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大半生，该过一种安适的平静生活，知天命的达观并不能使他们对方小蒙的变化做出心安理得的解释，单以反应来看他们好像更趋向于从主观上否定这一事实。
所长的话说得很含糊，似乎不忍心就此对方小蒙的病态定论，更多的则是引咎自责，说对方小蒙的关心不够，没有尽到做长辈和领导的责任，并提出了医疗费用和补助的问题，着重强调了工资照发不误，最后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话作为结束。方小蒙的父亲在频频点头之余，决不提方小蒙已疯这一事实，他的措辞是“痰迷心窍”“没有休息好”“心神耗费太多”等，企图用语言的淡化来动摇整个事情的基础。这是一个老实人对付灾难的最后一招了。老人很疼这个女儿，这一点人人都看得出。他不主张把方小蒙送到医院去，说在家将养几天就会好的。我和所长对视了一眼，觉得不便打消老人的这个单纯善良的愿望，就没说什么。方小蒙的母亲提了很多条件，所长一一点头答应，并指定我具体负责，老太太认得我，就再没说什么。
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快是上班的时间了，在伤感之余，竟意外地感到轻松，这样解决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人的命运还能做什么？家属楼静悄消的没有一点声响，人们大概还在午睡吧。太阳底下的人们都在过着大同小异的平凡生活，所有的反常都注定会消失湮灭在这平静里边，方小蒙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她的苦难只对小部分人发生影响，而这影响也会逐渐淡漠，变得习惯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看破红尘真是至大的真理呵。正在这时，所长那积年已久的腹腔里滚出一道奇大的饥肠辘辘的响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很有分寸地笑了一下。
我真想对着这座没有生气的大楼放声大笑一场。两天前，方小蒙还曾关切地问我是不是还在坚持写小说。
方小蒙今年二十七岁，进所的时间比我晚一年。她是作为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分配进来的，进来时大家的眼睛都为之一亮。她的美是属于古典型的，脸很圆，眼睛很大很黑，眉毛高挑，鼻子细小，嘴是典型的樱桃小口。尤其是皮肤，又白又细，水分十足，美中不足的是眼下有两条隐隐的青筋，按相书上说是薄命相，没福分的。
她刚刚报到完就楼上楼下满世界找我，逢人就问。我还没见到她就有不少人前来打问她，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一个人。因为没来由地受到不少人的揶揄，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因此当她自报家门说她叫方小蒙时就不客气地说不认识。她脸白了一下，显得有些惊慌，这让我觉出她的大方是装出来的，想给单位的人留个好印象。隔了半天，看见我愈来愈不耐烦，而看笑话的人们兴趣愈来愈浓了，她才讷讷地说，你认识不认识高宁生。高宁生是我高中同学，很要好的朋友，已经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知道他有个漂亮的女朋友，但不知道名字，没想到居然是她。我连忙笑了一下，她立即显出了轻松的神色。她伪装出的开朗大方更像是由于年轻的冒失。
在后来的一次同学聚会上，高宁生指着我的鼻子笑骂道：
“你怎么搞的，把我那位吓得够呛，她回来一个劲儿地问你是不是为人特严肃。我说你严肃个屁！你小子，你小子……”
他笑得说不下去了。他觉得我也能把人吓住这事太过滑稽，我猜他当时肯定笑了个不亦乐乎。我们几个朋友之间比较随便，互相开玩笑开惯了，忽然知道有一个在单位竟是一脸严肃相，联系起平时嬉皮笑脸的模样，的确好笑。于是几个人联手，把我按住，喝令一定要低头认罪，并罚喝一大杯。我被灌得大醉，因为是平生第一次，遭到了父母的好一通数落，怪没意思的。后来就尽量离方小蒙远一些，而方小蒙也似乎并没有改变对我的第一印象，她也在有意识地躲避我，即使碰了面也很客气，没有结成高宁生所建议的“互助组”，我们的关系比一般的同事关系更冷淡些。
我只知道她家住在新市区，每天上班要坐公共汽车，比别人辛苦，后来又看到高宁生往返于车站和单位间的接送，这使单位里的很多未婚者大灰心，但她天生就要受到别人的关注，因此我的耳朵边上常能挂得上几句关于她的闲言碎语。
记得在她工作的第二年夏天，那时她的业务水平已经小有名气了。有一天下雨，我没有带伞，正站在楼门中犹豫，到底是再等一会儿还是咬咬牙索性冲进雨里去。这时本单位的一位少妇邀我共伞，正好同路，我很痛快地就把伞接过来撑在她和我两个人的头顶上。对她我并不熟悉，因此并不好拒绝她的好意。这是个很年轻的少妇，我刚进单位时关于她的闲话也曾传得风风火火，现在不怎么传了，她人很漂亮，就是稍有些俗气。路上聊了一阵单位最近的人事变动，这个升了那个降了，这个送了礼请了客那个犯傻没搞这一套。我很惊奇她居然知道得这么详细、具体，不自觉地就表露了出来，她很得意，口气马上变得老气横秋起来。
“没有什么你老大姐不知道的！连方小蒙的事我也知道。”“什么事？”
“方小蒙早就不是处女了。她上高中那会儿就……”
我一时没有回过味来，方小蒙毕竟是我好朋友的未婚妻，这她不会不知道。一个未婚的姑娘让人泼上这种脏水，她在单位里还怎么抬头做人呢？姑且不管它是不是事实，这做法真叫人感到恶心。
我那时还没结婚，年轻气盛，当即就顶了一句：“你怎么知道的？”
她觉出我口气不善，脸白了，挺尴尬地解释：“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以后听到这种屁话不要乱传。方小蒙是我哥们的女朋友，我知道得不比你们清楚？好好歹歹都混过几年大学，怎么就这么不长进。”
说完把伞塞给她我就走了，雨点打在头上噼里啪啦地作响。她脸色发青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没喘上一口气来，大概没想到会被一个毛头小伙子教训一顿。也许她是个好妻子，也许她给丈夫献上的就是处女的贞操，这些可能都不能排除，但绝不能有了这些作资本就可以乱甩唾沫星子。那是人话吗？的确，从人嘴里出来的都是人话，可人要是说出这种话来那还是把自己当人待吗？
我步子甩得极大，裤腿溅满了大大小小的泥点子，鞋里已经灌足了水，脚丫子冰凉，心里品尝着得罪人的喜悦，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快。脑后突然响起一串车铃声，我吓了一跳，往旁边一跳，回头看时，原来是高宁生带着方小蒙横冲直撞过来，看见我吓了一跳就大乐，也没下车子，一溜烟儿地走了，边走边回头，留下了一串愉快的笑声。方小蒙一手打伞，一手紧搂着高宁生的腰，头贴在高宁生的脊背上，显出幸福满足、无忧无虑的样子。她听到过那些闲话吗？要是听到了还会这么高兴吗？她比所有的人都清楚那闲话是不是事实，因此她最懂得那闲话的分量。不管有还是没有，我作为一个朋友的力量也只能允许我堵上我耳朵边的这张嘴并闭紧自己的嘴，关键的还是她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心理承受力。
现在看来，她一直不曾有过这种自我保护的能力。但凡有一点那位少妇的精神她也不会疯。
九月下旬，她评上了先进，单位上下一片非议，对于刚进单位的人来说得到这样的荣誉太不容易。她的榜上有名是老所长力排众议的结果，无论从哪一方面，她都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关于她和老所长关系暧昧的闲话传得沸沸扬扬，千百年来这种无能者的卑鄙手段总能得逞。话传得越来越难听，方小蒙病倒了，她向伤害自己的人显出软弱正是她性格上的严重缺陷。我代表工会做了一次例行的探视，高宁生的脸色甚至比她的更难看，他伤心得不得了。我知道这小子是真爱她，而且爱得很深。他把我拉出病房，询问详细的情况，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我只能隐约地说到她被人忌妒。看来方小蒙并没有告诉他实情，高宁生是个很有理智的人，如果她把事实说出来反而会好些，她会得到只有亲密的人之间才能互相施于的安慰和建议。我做得并不好，我应该告诉高宁生事实，让他对症下药。当时只考虑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完全狭隘了。不愿传述那些自以为无聊的话，是庸人的息事态度。这件事没做好。
方小蒙病好没多久，也就是一个月左右，他们俩结婚了，有点仓促。当时只来了几个老同学，气氛并不热闹，大家的脑门子上都有官司。几个老朋友毕业后工作分配得不对口，干得不顺心，我是因为恋人刚吹，又接到了编辑的退稿信，那篇稿子费了我几乎半年的时间，看着那信上冠冕堂皇的词句忍不住就想冒火。方小蒙的身体仍然很弱，看得出结婚是她的主意，也只能是她的主意，高宁生处处照顾她的怜惜样子引起了我的伤感，大家喝了一顿酒，高宁生反复说要热闹一下，可到底没热闹起来。以前老是由我和高宁生充当活跃分子，不巧心里都挂着事，后来就散了，各回各的家了。
他们没房子，在郊区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所以也没有置办什么东西。高宁生为结婚肯定和家里闹翻了，不然他们的婚事不会惨到这份上。他爸是当大官的，掌实权的副省级干部。没想到他竟会一往情深到这种地步，高干子弟中这样的不多，我虽然了解朋友，但也禁不住吃惊喝彩。
参加这次婚礼我也不是没收获，认识了方小蒙的一个同学，她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所以我俩叫高宁生夫妇做媒人，后来他们俩离婚时我妻子还偷偷地哭了一场。
结婚不到一个月，方小蒙回单位上班了，不再装作大方开朗的样子，显得心事重重，对工作也没有太大的热情了，开始了混日子的一段生涯。她属于那种不堪一击的人。在这个阶段她又伪装成另外一种样子，上班织毛衣，闲聊天，尽量往人堆里凑，企图和单位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打成一片。给我的感觉是不敢拿本色示人，而且很笨拙，永远装不像，装不到恰如其分，显得过分或根本没进入，所以仍然很孤独。她试图接近的人弄不清她要干什么因而敷衍着她，而相反的一类人从此就看不起她，以为她本质上原是个庸俗的女人，结婚了就没了灵气了。她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并从此更加不知所措。
在元旦前组织的一次职工联欢会上，她主动唱了一首歌，是《小城故事》，唱得很柔婉、很投入。她是全体职工中唯一带着感情表演节目的人，很多有心人都看出了这一点。她手握话筒无力地坐在那里，把一首表现平静淡远之美的歌曲唱得很哀伤，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大家被不自觉地带入一个她所营造的小气氛里，体味着她近三年时间中所遭遇的不公平。我肯定当时同情她的大有人在，有的简直不胜唏嘘，然而，歌唱完后大家报以的热烈掌声把什么都毁了，人们更愿相信这是表演，而不是内心感受的自然流露，她除了得到很有表演才华这个评价外，依然一无所得。她太不善于与人交流。
在年终的工作总结会上，方小蒙受到了点名批评，批评她的是老所长。单位里有这样一种怪现象：干工作的人没日没夜地干，不干的人什么都不干，而且后者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一个单位的工作成绩全靠前者撑着，如果前者的数量下降，领导当然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业务水平比较高的人。方小蒙显然从未受到过这种待遇，她当时已有了妊娠反应，本来体质就弱，因此身体状态很不好。当下就哭了起来，劝也劝不住，会散了，别人都走光了，她还是哭着不动窝儿，我只好站得远远的陪着她。过了好长时间，高宁生来接她，循着哭声找到了会议室，看见我，咧了一下嘴，也没说话就把她挽走了，那时哭已转成了呜咽，并且一个劲地呕酸水，稀里哗啦了一路，狼狈极了。高宁生边搀着她走边不好意思地回头看我，我没动也没表情，一直望着他们从楼道里消失。她太伤心了，这人的自尊心很强，但自己又太没主张，落了这么个下场。老所长批评她也是因为自己太没面子，刚把她扶上了台她自己就站不住了，搁谁都有气。
方小蒙的一段游手好闲的日子终于到头了，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她拼命工作，在所里翻译任务中占了很大的一份，让另外一些人意外地清闲了起来。她这样吃力实在是很不应该，工作谁都有一份，没必要大包大揽显着你能干，何况别人并不领情。我看着她挺个大肚子，干得那么辛苦，总忍不住有开导开导她的念头，但我终于没有这样做。人和自己好朋友的美丽妻子总有一道难以突破的阻碍，我不想因为别人的闲话和自己的多嘴多舌破坏多年的友谊，不愿让任何人发现我在关心她，包括她丈夫。我总是有着庸人的想法。
我的妻子给我讲过一些方小蒙大学里的事，我发现她的性格缺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她从不拒绝任何一个男生的约会，这与其是说她在寻找机会选择，不如说是她对这约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赴约。她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一些人，而有些人则完全不用约会就可以拒绝掉。由此看来，她很可能维持了很多根本没必要维持的关系，这样，她在和高宁生相爱的真相大白后很可能无辜地落上了玩弄男性的名声，这又反过来给她以伤害，说她是自己折磨自己一点也不过分。她曾对妻子提到过一件发生在小学和初中的小事，男生们用纸弹子袭击的目标总是她。
“他们太气人了！从来都不打班上别的女生，就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贯穿了她的一生。她甚至连女孩子们惯用的伎俩都没有采用过，比如告教师，骂他们不要脸，赌气不理睬他们，而这些办法不可能没有被她的女同学使用过。到底基于一种什么心理使她这样纵容那些伤害她的人呢？难道她真是个善良得不会自卫的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可悲了。
大约在她上初三的时候，有个时常在学校边上打转转的失学的半大小子找上了她，成了她的第一任男朋友，宁夏人形象地称这种小痞子为“脏怂”，意思好像是说这种人从遗传基因上就没有继承下什么好，是天生的坏种。这样一个人找上了初三（4）班的尖子学生真让人不可思议，其原因可能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的初中同学没有一个理解的，他几乎把她彻底拖垮。这不是同学间纯洁的小爱情，而是有着肮脏目的的彻彻底底的性袭击。值得欣慰的是她没有在这个人身上失去她宝贵的童贞，那样的话她可就真完了。事情结束于那个“脏怂”的少年管教三年，时间距中考只有四个月，她凭着扎实的基础勉强考进了市重点高中，从而陷入了一场更大的麻烦。
她肯定从这场不情愿的恋爱中吸取了教训，采取了躲避的措施，报考了离家很远的老城区的一所中学。她的家在新市区，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业区，而她父亲所在工厂的子弟当时以打架滋事名闻全市，说起“红星电机厂”远近无人不知晓。这个环境并不能使她感到安全，和任何一个人无论疏密的交往都是潜在的威胁，家属区复杂的人事关系已经使她这样的少女深深地畏惧了。上学时，她早出晚归，尽量少跟人接触，星期天绝不出门，不接受任何同学（哪怕是女同学）的邀请，不参与任何一个非学校兴办的活动，她的借口是学习紧张，没时间，很累。她得罪了不少真心和她交往的好同学，并有了傲慢的名声。
这种情况下的人不会是个快乐的人，而一个忧郁的少女总是异乎寻常地引人注目。老师们对她的印象好得不能再好了，她的学习无可挑剔，容貌出众，为人沉默寡言，所有好学生的优点几乎让她占全了。在我告诉她的高中外语老师说方小蒙疯了的时候，这位很有风度的北外毕业生几乎落泪，他一直强调说方小蒙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很重感情，上大学后每年春节都去看他，参加工作后也来过几次，他们的师生关系非常好。
“怎么会疯呢？怎么可能呢？太残酷了！”
这个老师很动感情，看得出他对方小蒙有过寄托。一个具备浪漫气质的风度翩翩的男性教师和一个忧郁美丽的女学生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感倾向呢？这是他人无法接近的个人秘密。不论怎么说，这位老师肯定在方小蒙身上浇铸了不少心血，他们也从没有在师生关系上产生错位，我们只能把这归结为老师的负责和学生的好学，这是人类感情中美好的一幕。
高宁生见过这位老师，他开玩笑说他感到嫉妒。说话当时，方小蒙，我和我妻子都在场，方小蒙的反应耐人寻味，她不是一笑了之，而是先担心地看了一眼高宁生，又扫了一眼我们夫妻才小心地笑了一下，没有达到高宁生所期望的幽默效果，于是他又接着说道：
“听说你的老师最近离婚了？”
这玩笑开得过头了，我和妻都是外人，在外人面前如此放肆让方小蒙的面子往哪儿搁。她马上红了脸，低着头不作声，场面很不愉快，我和妻只有告辞。
高一下半学期期末考试过后，方小蒙接到了一封情书，这肯定不是第一封，也不是唯一的一封，但这封信很受她重视，一直保存到了和高宁生相识之后，被高宁生无意中发现了。信很长，足足有六页，字也写得很漂亮，文辞也很有点意思，大意是说，这个写信的人一直很倾慕她，把她当作心目中的天使，希望她在某一天能给他一个机会，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她的反应让高宁生吃惊，并对自己的莽撞感到内疚。在她烧信的时候，他一个劲地解释自己没有其他意思，她大可不必这样做，但她还是很当一回事地烧了，用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不宽容自己的做法实际上也没有宽容别人。高宁生无形中受到的压力正是他们婚姻破裂的过程中暗藏的重要因素，哪一个稍有些出色的少女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笑笑也就罢了。就是曾被打动，像方小蒙这样保存了好几年，也不过说明了她少女的情思。真谈上了又怎么样？成年后谁还会认真对待少年时的一段往事。她的顾虑重重，往往又不得章法。
高三时为了一桩打架斗殴事件学校开除了两个人，方小蒙显然与此事无关，可校领导听取了这两个学生的陈述后，却认为这事和方小蒙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两个学生中，一个出自普通的职员家庭，一个出自知识分子家庭，平时并无重大过恶，肯学习，都是班上的中等学生，有希望考入区内的一般大学，可是竟手执利刃，互相追砍，受了不同程度的重伤。客观地说，西北的土壤容易滋生出一些粗野原始的风习，这些因素渗透在血液里，一旦被引发，往往就是刀枪相见势不两立。从这两个人的家庭出身看来，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二人平时并不惹是生非，家长和学校两方面都大为困惑，经过细致的询问，这才慢慢地套出些话来。两个人都在追求方小蒙，而且都有实质性的行为：送她到车站，给她买早点，帮她背书包，写信，等等。应该说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但在少年人的心目中，这已经代表了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问题就出在在两个人的反复请求下，方小蒙并不明白地表示要和哪一个好。如果只有一个人，那事情就简单了，她不愿伤害任何一个人，结果却有两个同时被她伤害。两个人开始互相敌视，逐渐发展到拔刀相向的地步。不知那封情意绵绵的信是不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写的，如果是的话，真是文明与野蛮并存的极大讽刺。事后，两个人虽不情愿地说出了原因，但都极力地为方小蒙开脱，看样子有为方小蒙再打一次的准备。家长们在绝望之余强烈要求处理方小蒙，学校感到两头为难，方小蒙并没有挑唆两个人打架，她在“法律”上没有责任，只能怪这俩小子自己不争气，不过最后班主任还是对方小蒙进行了批评教育。
于是，方小蒙名声大臭。
中国历来有“红颜祸水”的说法，漂亮女性的作用被提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方小蒙以亲身经历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同学们开始疏远她，认为她有罪和认为她无罪的人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没有人愿意接近她这样一个人。少年人的直率有时候残酷得不近情理，他们认定的事情极难扭转。方小蒙忍受着，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学习上，好在老师们对她态度没有变化，使她还能得到一丝安慰。她的家庭也不可能帮助她，父亲是个勤劳但是粗心的老工人，不会注意到小姑娘的心理活动；母亲是位仅仅扫盲的家庭妇女，对孩子只知道溺爱和谩骂，这两种方法都不能使方小蒙感到可靠。哥哥高中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马上学会了酗酒，整天不着家。姐姐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等着嫁人，心里只琢磨着怎么打扮，哪里去管一个小丫头学校里的事。她在家里一个人躲进屋子哭过好几回，大家都认为是同学间闹得那种没来由的别扭，也没怎么问过她，问了也不会说出来的，这位小妹的脾性家里人都清楚。
总而言之，不堪回首的这一段高中生活就这样过去了，方小蒙精神上的深重负荷在那时就已经积上了不小的一份重量。漫漫人生中，她这辆马力并不大的车能拉多少东西呢？我试图做这项工作的结果只使我写出了这篇小说，而且小说的真实性也有待商榷，因为我毕竟加入了一些传闻的东西。关于方小蒙的少年时代，只有依赖传闻才能摸到那么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她心理素质形成的史实已无从考察，这不能不说是我的调查的一个极大的缺陷，但“无米之炊”是谁都做不来的，作为一个有心的旁观者，也只能尽心尽力而已。
秋天来了，阳光仍是那么的热烈，没有人能够逃过它，它合理地拍打在每个人的头顶上，以千百年不变的方式做着慷慨却粗心的照耀。这深入人间的做法没有改变掉它高高在上的姿态，它并不能了解它的每一个承受者是否对它有同样的想法和心情。方小蒙浑身挂满了大包小包出现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首先使她感受到威胁的显然不是广场上密如蚁群的同类。一个沉重的打击来自空中，京城傲慢的太阳使这个毫无准备的十七岁姑娘惊慌失措了，结果使她丢失了装有全部精华服装和两本日记的提包。兆头并不好。
我妻子当时已经注定是她的同学，而且同车到达。问明情况后，妻跟另两个人架起这位已不胜悲痛的“娇小姐”登上了公共汽车。妻子的此举大有侠气，当时两人并不相识。到学校后，妻受到了方小蒙的依赖。方小蒙的书架上一直有两本书，一本是英文版的《呼啸山庄》，另一本是中文版的《呼啸山庄》，后一本是她自己翻译的手稿，精心抄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现在，这两本书都落到了我手里。
自我和老所长把方小蒙送回家后，方小蒙她妈已来单位找过我四五次了。老太太不会骑自行车，每次都走路来，到了就先坐在办公桌对面抱怨一通老脚丫子老腿怎么不给她争气，然后就非拉着我去见所长。老太太的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认为我一个小毛兵根本不管事。老所长每次都是老一套，听汇报，表示同情，提出下一步的指导方针，签字，让我带她去财务室拿钱。看来，民间疗法对方小蒙没有起任何作用。方小蒙发病后的第三个月，当老太太又捧着她的脚来找我时，我向所长建议是不是把方小蒙送到医院去，所长考虑了一会就同意了，他一方面相信科学的方法对方小蒙更有好处，另一方面也被老太太游击队式的骚扰搞烦了。这位老太太大概是和病人在一起待得久了，也神经兮兮了起来，不仅话多，多得毫无条理，而且观察病人的精细程度会使每一个临床医生叹为观止。她把老所长称为“组织上”。
“组织上知道我那二丫头吃完饭都干什么吗？”“……不知道。”
“打咯。先打一小的，然后憋不住似的再打一大的，好像连腿肚子都跟着颤悠，那声怪得……”
她自顾自地陈述，根本不管我和老所长的反应。“她还有一毛病，洗脸时要换三四回水。”
“……”
说不清这是人的好奇心还是母亲的爱心。她的每一次拜访都持续到两个小时以上，说的大概是同类型的话，这些话没有明确的含义，总体来看，至少传述了一个信息——方小蒙是的的确确地病了。事物落入了规律性当中，似乎以后的一切都有了必然的趋势，人们只需按部就班地办理便了。于是方小蒙住进了医院，是我和老王师傅送她去的。
医院里有很多疯子。
我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病人聚在一起，以致感到自己是个外人，是个与该世界格格不入的人。方小蒙的反应耐人寻味，她见了这么多的疯子在周围的铁栅栏里打转转，掉过头来困惑地问我：
“他们都怎么了？”
怎么了？没怎么，他们不过是疯了。没有人会当自己是疯子，只有正常人才会开玩笑说自己疯了，疯子一贯以为自己正常。方小蒙问得好，问得让人没法回答。“怎么了？”她问的是普遍性，而实际上他们各有各的原因，天知道他们都怎么了，把自己和家人、朋友都搅得一塌糊涂，而到了这地步她还要问他们都怎么了。
人只能从理性上真正同情一个疯子，没法同情疯子的表象，当然更谈不上理解，除非你自己也发疯。方小蒙被我领着去医院的办公室，我们得在那里办理入院手续，当中她又问我：
“干吗把他们关起来？”
这又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虽然答案很多而且现成。再简单不过的一个说法是好管理；其次可以说怕他们乱跑，因为他们是疯子；再次可以说这样便于治疗他们的疾病。但我觉得没有一个是妥当的。面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疯子，措辞不能不谨慎，你无法预料她会把你的话联系到什么地方去，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来。毕竟那阴森森的铁栅栏是个证明。
我“嗯”“啊”了半天。“他们愿意。”
办完手续后，我送她去病房，告诉她这里是她的新家，她将在这里得到良好的治疗，病好之后我会来接她的。她点点头，充满自信说：
“我会的。”
她以为这是疗养。这个想法来自我善意的欺骗，我以为她需要这个说法。
把方小蒙安排好了以后，我就坐上车回单位了，日子像往常一样平常，单位、家庭、单位。关于方小蒙的一切事务，算是暂时告一段落，而且看起来没有多少人还在关心这件事，方小蒙被大家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她不存在了。我继续编造我的一些爱情故事，继续和妻子在做家务的事情上辩论，继续为儿子的淘气得意和烦恼，继续不戒烟，继续做着一些以前一直在做的事情，继续开展着自己的生活。大约在十月下旬，我接到了高宁生的一封信，发信的地点是遥远而富庶的南方城市，他希望得知方小蒙的近况。他并不知道方小蒙已经疯了，在信中他先讲了自己的近况，看来混得不错，已经当上了某个公司的业务副经理，谈了恋爱，准备再次结婚，孩子和未婚妻处得也很好，总之一切都好，生活正蒸蒸日上。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一直牵挂着方小蒙，想得到她的消息。我说什么好呢？
两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和妻刚下班回到家，高宁生就来了，一个人，拎着两瓶银川白，进了门什么也不说，往沙发上一坐，闷头吸烟。看出他有话跟我谈，妻很知趣地炒了几个菜，饭也没吃带着孩子上姥姥家了。我则小心地拿出酒杯斟上酒，慢慢地喝着，等着他开口。
“我想离婚。”
他的头一句让我吃惊，也更谨慎了起来，这是件大事。“我想了很长时间，只有离婚。”
“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你不知道。我想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总算下决心了。”
“到底为什么？别太冲动了。”
“说不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鬼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的情绪极不稳定，有些烦躁，像是走投无路了。两个人闷头喝酒，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这是桩没头没脑的事情，除了当事人，外人过于热情的关心和建议都是不恰当的，俗话说，劝合不劝离。高宁生虽是个有理智的人，但在这个当口，让我说出什么符合他的话来，毕竟不太合适。
“我对不起她。”
“怎么？你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不是。”
不是就好，以高宁生的魅力，这太有可能了。
“除了我，她什么都没了。可要是不离，我非完了不可。”
话说得严重了，怎么着方小蒙也不会差到这个地步。完了，不就是毁了吗？方小蒙有这个能耐？我表示不相信的样子。高宁生灌了一大口酒，抹了抹嘴。
“你听我给你讲。”
高宁生把他的这段四年零七个月的婚姻生活概括为“无休无止无所不包的忍耐”。
1997年的12月，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如期而至，降临在北方的大地上，高宁生和他的新婚妻子相拥在那所租来的不足十二平方米的小屋内瑟瑟发抖。他们的取暖设施简陋得可怜——一只被寒冷侵凌得奄奄一息的小火炉。在这整个一个冬天里，这只火炉从没有焕发出过活力，这情景正象征了他们婚姻的前途暗淡和孤立无援。
高宁生的母亲坚决反对一个出自工人家庭带着“小家子气”的女人做自己的儿媳妇，她认为这桩婚姻的实质是对她儿子的聪明才智和高贵血统的侮辱和贬低，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而高宁生的父亲反对的理由是事业未就何以家为。老头子把高宁生的过早结婚视为胸无大志、愚昧无知，并对这个一向认为是最出色的儿子加以唾弃，痛斥他的庸俗无聊。在兄弟姐妹的一片附和声中，高宁生很悲壮地从家里搬到了那所凄凄惶惶的小屋。他每月必须付出房租七百元，他的工资不高，只够自己花用，加上方小蒙的也少得可怜，根本负担不了一个家。他必须在紧迫的时间内学会怎么做一个丈夫，怎样烧饭做菜，怎样生火和煤，怎样把自己沮丧的心情伪装成快乐。一句话，他匆忙上阵，穷于应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以贫穷为主要内容的婚姻生活。
那时我还没有结婚，正是感情初露的时候，在那场惨淡的婚礼过去了五个月的时候，我和妻共同造访了他们“爱的小屋”。已经是春末，太阳落得很晚，下午七点多钟天还挺亮，我们到的时候，高宁生正撅着屁股在水压井旁洗碗，我叫了他一声，看到了他那熟悉的笑脸，两只眼眯成一道缝，嘴咧得很开很弯，下巴上的皮皱成几层，这笑容我太熟悉了。随后他又看到了跟在我后边的妻，眼神中真正闪出了会意的光彩，他叫道：
“孩子他妈，看看谁来了。”
方小蒙出来了，和妻搂作一团，我和高宁生站在外围，欣赏着这个场面，他的嘴还像以前一样臭。
“你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去了？嗯？组织上批准了没有？”“难听死了，臭嘴。”
方小蒙嗔了他一眼，他笑嘻嘻地涎着脸，两只显得过长的手前后乱甩着，袖子撸得挺高，像一架我在大港油田看到的那种“磕头机”。
“洗你的碗去吧。”
我们共同甩给他一句命令，就一拥而入地进了屋子，屋里很暗、很挤，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了，在这期间妻和方小蒙已交换了上百句话，我根本插不上嘴，就打量起这间传说中非常浪漫的小屋来。墙是新刷的，看得出是高宁生的手艺，有横道也有竖道。有光滑的地方也有粗糙的地方，非常不均匀。顶棚糊了纸，然而不平，像喀斯特地形中的岩洞。电视放在我身边的方桌上，底座的前边沾了米饭粒，我猜想他们吃饭是把电视挪到床上去，吃完了再搬回来。屋子小，所以床显得太大太占地方，而且看电视一定得在床里面才行，现在那里胡乱地堆着被子和衣服。床头上的红喜字已耷拉下来一半多，有股很吃不住劲的感觉，喜字旁边的那把眼熟至极的吉他死死地吊着，吃了不少的灰，琴面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这屋里的一切一经细看便显得如此的混乱和没有生气，我望而生畏——婚姻真是坟墓吗？
回味起高宁生那婚后的微笑来也觉得大有文章。那笑容里少了什么？少了一股子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天不怕地不怕的惯有神气。多了什么？多了些已婚男子宿命的辛酸。尤其是在嘴角向上弯时的那几下上下的颤动，好像稳定不下来的样子。熟悉的笑容里加入的陌生成分此刻像特写一样在我眼前舞动着，使我不适时地警惕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高宁生出现在门口使两个女人停止了絮叨，一齐望着他，他的那副故意做出的凄惨模样非常搞笑。
“怎么？碗洗完了？没事可做了？”“完了。没事了。”
“洗脖子去。”
大家哈哈地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他也笑了，他的脖子确实该洗，突出的喉结像黑土地上的白色高地，而且领下的那几根稀疏的胡须在傍晚太阳的照耀下变成了不真实的金色，怎么也止不住我有想说出“马瘦毛长”这句话的念头，于是两个女人笑得更凶了。高宁生成了被取笑的对象，非常配合地站在那里不动，做出无可奈何的自嘲的姿态，想唤起更多的笑声。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他的态度中竟有几分真实，这感觉不知从哪里来的，一时攥住了我的心，引动了我对朋友的感情，竟心酸起来了。
在我们的那次拜访的前几天，不到一个月，方小蒙做了一个重大决定，那时她刚开始在单位里拼命装庸俗。手术是上医院做的，她躺在病床上，高宁生则站在外边抽烟，然后她出来了，两人一起回家，路上没有说哪怕一句话。
高宁生心里难受得要命，她也一样，但两人都不说话。血肉模糊的头一个孩子躺在了医院洁白的瓷盘里，像一块任人宰割的烂肉。不负责任的父母把他扔在那里交了钱就走了，他甚至没有性别，没有名字，没有意识，没有灵魂，最后被当作垃圾一样处理掉了。一天前，他还是母亲身上的一部分。他没能存在下去的原因，与他自己无关，是出于父母审时度势的考虑。这考虑来自他们高速运转的大脑，而这大脑头一天还在为一只瘸了腿的野狗难过，今天却把自己的一个孩子干掉了，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违心了。
这个死去的孩子在高宁生的心头罩下了永挥不去的浓浓阴影。作为丈夫他显得吃力，作为父亲他还不够格。他太年轻了，是一个一贯被家庭庇护得很周全的大男孩，忽然之间要担上很多责任，心理上承受不了，那时高宁生刚满二十二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对城里人来讲，还是玩起来没够的年龄。
打掉孩子的理由轻飘飘的令人无法接受——没有思想上的准备，没有当父母的准备，然而还是理智地做了执行。高宁生说他从那个下午起忽然同意了父亲反对他结婚的说法，觉得自己的婚姻有了一些不合理性，他把这失误归到了方小蒙的头上，是她愚蠢的决定导致了这个孩子的丧生。毕竟，结婚的决定是她的，结果搞得这么狼狈，这难道不是她的错吗？但他爱她，爱是可以原谅的，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又能怎么样，以后还要过日子，还会有孩子。他知道方小蒙心里的难过程度比他只大不小，和孩子相比，还是怜惜她多些，他回去了还得继续学着当好丈夫。
过了半年多一点儿，单位给方小蒙分了房子，是刚刚竣工的家属楼，五十六平方米的新房，俩人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拼着命置办了些东西，方小蒙还把自己的父母也从新市区接了过来，父母的那套房子留给了哥哥结婚用。搬家的时候我去帮忙，当时着实吃了一惊，原以为他们没多少东西，两趟三轮就能解决，没想到整整搬了一下午。新东西也不少，全套的家具和全套的电器，仿佛从天而降似的，我知道这全是他们新买的，但没想到他们这么有钱，方小蒙的父母只赞助了两千，而我太清楚新参加工作的人拿到的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用。我悄悄地问高宁生：
“你和家里恢复关系了？”
“哪里。”他有些自嘲的味道，“我老婆太能攒了，你没瞧见我瘦得这个样。”
口气轻松得好像在谈他今天早上吃的是挂面，而我分明感受到那后面隐含着的沉重。真是攒的吗？如果不亏待肚子能攒到这份上那才真正奇怪了呢。高宁生说完后就扭头继续干活，我知道他是对朋友才掏这底儿，对别人他大可编其他的理由，更可信的理由。我不禁佩服起这个自小就比别人过得富裕的朋友了，也更佩服他对方小蒙的那份爱情。没有爱情我敢说他连一天都过不下去，何况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他馋肉的那个劲儿。
灌了不少酒的高宁生在我家里对我说：
“我当时都麻木了，家一直是她当着，爱怎么的怎么的吧。”
搬入新房后日子过得相当平静，由于与方小蒙的父母一同生活，伙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高宁生是个没什么记性的人，自尊心又强，家庭和工作都顾着，没多久就成了业务骨干，很得领导的赏识，和方小蒙不一样，他在单位里的人缘很好，干什么都顺，都招人喜欢。这一年的六月方小蒙又怀孕了，这段时间以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不合时宜地拒绝干工作，因此保养得很好，很像一个专事生孩子的孕妇，高宁生和她父母都非常体贴，她的心情也出奇得好，专等着孩子的诞生了。这状况一直持续到年终工作总结会上老所长严厉批评她为止，历时半年。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由于方小蒙后来的同样不合时宜地加倍工作，孩子不足月就出生了，八个半月，是个瘦小的男孩，刚生下来的一个月时间，他是在保温箱里度过的，我到医院探望方小蒙时看到过他，那时他正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几乎看不出呼吸，闭着眼，闭着嘴，攥着蚕豆大的一对小拳头，隔着玻璃看真像是博物馆展出的一个文物。他的父亲守在他身边已经两昼夜了，并且称他为高远。他实在是既不高也不远，体重四斤七两，身高不到三十厘米，皱着眉头不肯吃东西。“脾气很倔。”这是他父亲对他的评价。他在父亲眼中已经有脾气了，而且很倔。
高宁生很疲倦，红着眼，病房内不许吸烟，他用极小的声音和极慢的语调对我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他妈妈看来已经准备结束这场冷战了，打电话关照了医院的负责人，因此方小蒙和孩子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照料。他哥嫂已经来了一次，大约明天老太太就要亲自来探望孙子，这毕竟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孙子。老太太大概架不住想抱孙子和思念儿子的双重诱惑，终于心软了吧。这倒是件好事，团圆是个很高的幸福标准，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方小蒙躺在一个环境舒适的单间里，已被医生勒令不许“乱说乱动”，探望的时间也被规定在十分钟之内。我看她的状况倒是蛮好，不会出什么问题。她微笑着感谢了所领导对她的问候，说了几句客套话，旁边站着的一个虎视眈眈的护士让我坐不住，没五分钟就出来了，我寻思着这护士大概立了军令状了，这么负责的人现在少见。
临走时我又去看了高宁生，他仍守在孩子身边不肯休息。他的高远的一个哈欠让他看得心旷神怡，加倍地来了精神。
“快看！高远会打哈欠。天哪！太妙了！”
我觉得好笑。每一个爱孩子的父亲使用的基本上全是这一类夸张性的语言，也许我也会这样，但我见了高宁生的模样仍然觉得好笑。他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他是个父亲了，而且开始就是个好父亲。
这孩子成了高宁生的命根子。
孩子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第二天见了面，互相称呼了亲家，公公婆婆也正式认了方小蒙做儿媳妇。这位受尽委屈的儿媳妇当场落了泪，大家心里都酸酸的，总算成了一家子，有满意有不满意的。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些，而且应该过得好一些，按高宁生的话说，方小蒙称了心了，一个当官的公公提高了她的身份，满足了她的虚荣，她是最称心的一个。曾经爱过她的丈夫说出这样的话来似乎诛心，但高宁生毕竟是她最亲近的人，话讲得对不对谁也无法做出判断，谁都不便反驳，以我对高宁生为人的了解，我只能相信这是事实。
妻也曾对我讲过方小蒙爱慕虚荣，她所举的例子就是方小蒙从不拒绝任何一个男生的约会。我对这事做出了结论不同的分析，而且以为自己的分析更真实，但妻举出的第二个例子使我不能再把她的话当作“女人家的那一套玩意儿”。
大学的第二年，上级领导到学校检查工作，学校为他们安排了舞会并进行了舞伴动员，学生们对这套做法反感透了，群起反对。妻当时是学生会的干部，没办法，另外还有一些人大小有个头衔的，都出于同样的理由。只有一个人，只有方小蒙一个是自愿去的，没人逼她，甚至学校都没有来得及做她的动员工作，因为学校发现此法不通后就改变了做法。但她去了，自己去的。她是那群女生里唯一一个高高兴兴跳完了全场的人，大家感到奇怪，方小蒙平时为人不错，所以舞会完了也没人说她什么。如果她没有后来的那句话，那么她的这个举动几乎算得上崇高。“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且是高高兴兴入地狱，这的确应该是美德，可后来她跟妻嘀咕说：
“让我们去跳舞，那群男生穷嚷嚷什么，我们爱跳，他们管得着吗？”
男生？
管得着？
这味道可就大不一样了。
说她虚荣心强真是一点不过分。
她可能把陪领导跳舞当作荣耀了吧。
当时妻的确吃了一惊，那天晚上再没理她，把她当了一回不明事理又惹人讨厌的傻瓜。
现在她疯了，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因为她爱虚荣所以她就该疯。她是个好人，从一般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很好的人。
疯了的差不多总是好人。
高宁生和方小蒙的孩子长到三岁时我结了婚，很顺利，很热闹，也很平常。他俩抱着孩子到场祝贺，成了热闹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抢了我和妻的戏。他们是我们里头头一对做父母的人，小家伙也的确惹人喜爱，大家呼啦一下围上了，笑闹着调弄孩子，方小蒙显得有些手忙脚乱，高宁生则咧着大嘴站在一旁忘乎所以地笑着，好像这是他俩的婚礼。我乘机拉着妻子到一旁坐着，从早到晚这一天忙得够呛，能在这劝酒的当口来个救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福气。妻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被人包围的孩子，目光一下子变得羞涩起来。我感觉着幸福，感觉到自己被喜悦所包围，并感觉到这喜悦逐渐弥漫开来，笼罩了这里的一群人。我在这一刹那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是个男人，为什么要做个丈夫，以后为什么还要当父亲，我明白了人类几千年来在乏味的人生中以什么作依托。
高宁生在自己的婚礼上有没有这个感觉？我问过他，他说他不知道。
他们的离婚手续是去年四月办的，没打什么麻烦，高宁生的母亲在法院有熟人，当时他们分居已有一年多了，高宁生一直住在父母家里，儿子被判给了高宁生，如了他的愿，方小蒙除了哭没有其他的表示。这场离婚官司打下来，总算让我见识了一下男人的恶能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虽然了解高宁生，但也禁不住吃惊。这是第二次，头一次是吃惊于高宁生下决心和方小蒙结婚时的毅然决然。
朋友中知情的都不约而同地感到遗憾，伴有“高宁生竟是这种人”的感叹，感叹之后又困惑，“高宁生不会没有自己的道理吧？”结果没有人评说这场官司谁对谁错。都已开始步入中年，该操心的事太多了，而且已经过了关心朋友到无微不至程序的年龄了，听说了也就算了。
法院宣判时，方小蒙哭倒在地，那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连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动了恻隐之心。离她最近的一个陌生人扶起了她，把她放在椅子上，她缩成了一团。很多隐隐的目光指向高宁生和他的母亲。在方小蒙倒下时，我看到高宁生紧张了一下，流露出关心的模样，直到她被人扶起。在此之前他一直扮演着一位生硬冷漠的要求离婚的丈夫，他得到了他所希望的，但我却感觉到了他是个失败者。他一点也不高兴，甚至很痛苦，两只脚紧扣在一起，用了很大的劲儿，他以前没有这个习惯。
方小蒙赢得了所有在场者的同情，法官也不例外，这个看上去很正派很严肃的中年男子瞥了一眼高宁生，将这场官司草草收场了。同情是无力的，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被同情包围的人的状况是悲惨的。
后来方小蒙一个人抽抽噎噎地回家了，背影很孤单。
高宁生说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方小蒙一直在无耻地欺骗他，这是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的最主要原因。
方小蒙的身体一直不好，隔一段时间就要病一场，这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高宁生宣布方小蒙根本是没病装病，为的就是骗取同情和关心，这个消息传开后法庭里哗然一片。
高宁生的话很有道理。
他们的婚姻决定于方小蒙的一场大病，住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好，他们是在方小蒙的病床边宣布结婚的，当时方小蒙的确像个病人，面色苍白且憔悴，浑身无力。刚开始时医生根本查不出原因，只知道病人的头很疼，疼起来不管不顾地尖声大叫，冷汗一身一身地出，好在是间歇性的。病情不断恶化，换了好多医生都束手无策，给吃止痛片、打针，忙得团团转，直到宣布结婚后，才慢慢好转，顺利出院了。人们都糊涂而又好心地相信这是精神力量，是伟大的爱情的力量。高宁生则自豪异常，在我面前狠吹了一通自己如何强过医生，战胜科学的话。方小蒙带着崇敬的目光看着他，微笑不语，仿佛幸运至极。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朋友嘴上都毫不例外地对他进行取笑，但心里着实羡慕了一番。被人深爱着固然幸福，把别人爱得连她的病都爱好了则更富有浪漫和传奇性，当时未婚的我受了这个诱惑，没多久就和妻谈上恋爱。方小蒙和高宁生在我们眼里是一对情圣。
我们应当允许现代医学出现失误，尤其在银川这样一个小城里，查不出病因是常有的事，没有理由作为方小蒙不诚实的确凿证据，而且爱情治病的故事人们也是乐意相信的，生活中多一点美好的事情总好过没有，谁会多事去怀疑它呢？太过分了吧。
但高宁生在离婚申请中指出，方小蒙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生病这一手段迫他就范，事情能落实到方小蒙的每一次生病。有病历为证，一共换过三家医院，每一次住院都出于同样的病情——头疼，每次医院都诊断不出确切的病因，都用“再观察一个阶段”搪塞着，而且每次方小蒙都是不治而好，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更为可信的理由是，当他俩吵过架或高宁生工作忙了些顾不上家或高宁生的女同事到家做客之后，方小蒙就生病，就病得很重，高宁生就得请假陪床，一心扑在她身上，忙个筋疲力尽才罢。
这说法散发着惊人的不真实，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都用表情表示着这一点。他们面对的是楚楚可怜的方小蒙，无论如何都不能把高宁生所表述的一个阴毒女人和眼前这位看上去非常单纯的少妇联系在一起。她更像个姑娘，这么年轻，这么惶惶不安，这么孤立无援，人人都愿意拉她一把。然而高宁生算是铁证如山，又有很大的背景，人们只能默默地同情了。
离婚的结果是我不愿看到的，自己曾当成爱情偶像的两个人离了婚，心里总有那么一块地方破碎了，人总随着不断的破碎走向成熟，但每次破碎心里都不会好受。成熟的代价太大，把青春的梦想全交出去了。
“我如不和她离婚，我和儿子都会被她毁了。”
这是高宁生情绪激动时的一句话，他为了离婚已经不管不顾了。我相信如果可能的话他不会伤害方小蒙的，这是他没表现出的善良，情况允许的话他会作为朋友帮助方小蒙的，我相信这一点。
我并不打算怎样标榜高宁生的人格，也不打算批评他怎样的不道德，人人为自己，他有舒心安乐生活的权利，只要他觉着合适谁也不能基于任何理由剥夺。
人世上的很多事情没有对错。
后来从精神病医生那里我才知道方小蒙也是无心的，她确实有病，不过不是头疼，而是臆想型的精神病。她臆想自己头疼，就果真疼得死去活来，一点看不出假来。可惜这个真相来得太晚，她已经疯了，高宁生也到海南一年多了，来信说生活得很好。
方小蒙第一次在灵武住院住了将近半年，是春节前接回来的。人整个走了形，病并没有好，还是接回来了，她父母和她本人都提出了这个要求，医生也并没有劝阻。大家都想过年。
她住在自己家里，默默无闻。过完年她父母搬回新市区住了，和她哥嫂挤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她一个人生活，做饭洗衣都自己来，家里乱得可以，不过左邻右舍没见过她闹过。只有在发工资时，她才到单位来，领到了就回去，不怎么和人说话，大家见到她还是有畏惧感，因为她根本还是个病人，一看就知道。
这一年老所长退休了，新上任的领导是本所提拔上去的，了解她的情况，待遇没有变，我仍然负责照管她的具体工作。有一天发工资，老所长来了，方小蒙也来了，俩人碰见了，方小蒙很有礼貌地一笑，退在一边给老所长让路。那天她穿着一件类似睡衣样的格子连衣裙，腰里系着的带子是蓝色的，好像是撕开了的缎子被面；头发梳得高高的，用一块大红的绸子包起来，看上去像唐朝妇女的发式，前面的刘海儿烫过，不像是理发馆的手艺；脸上所涂的厚厚的粉和脖子上黄皱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两只眼睛的神色很足，眼窝被眼影涂得碧油油的，仿佛阴到心里去了，引得人浑身发冷；口型画偏了，嘴角无力地向下耷拉着，下巴上也蹭了不少红。老所长拿过工资正准备向外走，一回头遇上方小蒙给他让路，他打了个趔趄，好不容易才站稳了。
“是方小蒙吗？”他问。
方小蒙又一次冲着他微笑。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这是怎么回事？”
他有些发急，眼前的方小蒙他接受不了，一时间回不过神来。“没人管你了吗？”
对他的问题，方小蒙一律报以谦和的微笑。财会室的人一看情况不妙，连忙拉起老所长，把他引到外面去，连说带比划，解释了好半天，可老所长还是勃然大怒，先把我揪出办公室臭骂了一顿，又气势汹汹地找新所长去了。他瘦小的身子震得楼道“咚咚咚”地响，满头白发随着身体的颠动高低起伏着，在拐弯处消失了。我回眸一看，方小蒙正好下楼，袅袅婷婷地走到门口，翩然而去。
所长办公室里传出了老所长犹如雷鸣的斥骂声。
为了这件事我又让新所长训了一顿，以后方小蒙的工资就派我去送，不让她来领了。我每月见方小蒙一次。她的屋里有一股酸白菜味道，很浓，窗帘总是拉得严严实实的，上面积了不少灰，看样子很长时间没有拉开过了。人有时候还挺明白，每每这时候就追问我高宁生的地址，她很想儿子。我不敢告诉她，怕她跑到海南去找人，闹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情来。我对她说我不清楚，她就不问了，下一次头脑清楚时才再问一次。
有一天，门房传达室的大爷给我拿来几封信，是她写的，让邮局退回来了，封皮上只写了“海南高远收”五个字。信封是所里的，所以人家给退到单位来了，有好几封。门房大爷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知道这高远是方小蒙的儿子，就拿来给我。我一捏，都挺厚，打开了一封，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信纸，还夹着十张伍元的钞票。信上没有称呼，一共百十来个字，字很潦草，也没有落款和日期，大意是讲她很想孩子，请把孩子还给她，然后又质问他们把他藏到哪儿去了？我这才明白她发疯的那天为什么要反复喊这句话。几封信里一共有二百五十块钱，她在信中倒不忘加上一句“随信附上五十块钱。”我拿着这些东西找了所长，和所长商量了一下，决定把钱以所里发的补助的名义还给她，信就不给她了，怕她闹。
回到家里我把这事对妻子讲了，妻当即就哭了，非要去看她，马上就要去，没办法，就把孩子送到姥姥家，骑车带妻去了。一进门，俩人就抱成一团，又哭又笑的，哭的是妻，笑的是方小蒙。方小蒙的样子比白天更加不堪，脸上的颜色全参到一起去了，绿一块紫一块的。妻像哄小孩一样哄着给她洗了脸，又哄她穿上了衣服，她简直什么也没有穿。两个人钻到卧室说话去了。看得出来，她对妻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正常，她拖着妻的手，临进去前对我嫣然一笑，略见当年风采。我一个人坐在外屋闻酸白菜味，看着遍地扔着的方小蒙的女性用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情况千万不能让高宁生得知，一旦让他知道，这小子的后半生就算完了，他每来信都问方小蒙的近况，倒不是假惺惺，我知道他是真关心。我得编点故事给他听。
妻和方小蒙在里面嘀咕个没完，我抽了两支烟，脑子里乱得不知该想什么好。第三支烟已经接上火了，屋里仅亮着的一盏荧光灯惨白惨白的，里面没有说话声了，两人都沉默着，大概妻的同情已经施放完了吧。我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骨节意外地响了几声，下肢的血“嗖”地一下涌进了心里。
妻出来了，我们告辞回家，我发现妻的脸色不好。方小蒙殷勤地送我俩下楼，院里的人眼光很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疯子也有过朋友。我和妻一路无话。
我们先去姥姥家接了孩子，回到家已快十一点了，张罗着让孩子睡下后，我又准备打开台灯继续一篇刚开了头的小说，妻叫住了我，她很郑重地说：
“今儿就别写了吧，我给你说个事儿。”
她背对着我铺床，动作有条不紊，我觉着不妙。
“什么事儿？”
她不说话，床铺好了，一转身坐在上面，双眼盯着我。“方小蒙怀孕了！”
该死。我向后退了几步，坐倒在沙发上，弹簧一阵乱响。世上果然有连畜生都不如的人。
“怎么回事？”
“不知道，看她那样子，至少五个月了。”“谁干的？”
“什么？”
“谁干的？”
“不知道。她不肯说。”“太棒了！”
我笑了起来，笑得肺都快震碎了，妻子目瞪口呆。
第二天，我开水都没打，就进了所长办公室，所长正提着暖壶要往外走，被我拦住了。我把情况对所长讲了一遍，他愣住了，我俩坐在一块儿抽了半盒烟，决定把后勤部的老邢找来，由她率领所里管计划生育的三员女将，去找方小蒙问个清楚。老邢走后所长靠在沙发背上长叹一声：
“这个方小蒙，怎么就不让人清静一会儿……”
我不知道方小蒙想没想过让别人清静让自己清静的法子，我只知道方小蒙想自己的孩子高远，没有高远，那么就再造一个小一点的顶替一下也行。
老邢回来时带来了一份名单，她简单地汇报了情况就把名单交给了所长，我知道那份名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所将掀起第二次关于方小蒙的舆论高潮，这次甚至要比上一次更猛烈更激动人心。
那上面用颤巍巍的笔迹书写了十四个男人的名字，据说这十四个男人都和方小蒙腹内的那团血肉有关。我和所长的名字赫然在内。老邢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了，她不动声色地呈了上去，又不动声色地看着所长把名单递给了我，相形之下所长显得有点沉不住气。
“怎么办？到底是疯子。这像什么话？”
我看完了就轻轻给他放回到桌上，老邢慢条斯理地开了言。“我建议把这张纸烧了算了。”
“行吗？合适吗？”
所长问得有点急，无辜者遇上裁脏没几个不着慌的。
“方小蒙的话不值得信，她是让我逼得没法了。”
不值得信你干吗还逼她？老邢是老所长的宠将，新所长一上任就把她换下去了，她现在是想重新得势，我觉得恶心。所长是个聪明人，她糊弄得了书呆子式的老所长，可糊弄不了他，他马上明白过来了。
“还是不烧的好吧，好歹是个调查结果……”
我一直没说话，轮到我说时就微笑一下，自有他俩中的一个接着说，这个会一直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所长宣布由老邢和我给方小蒙做工作让她堕胎以及通知她父母。说是做工作，事实上就是强制性地架她到医院去，这一点我当即就明白了。时间定在四天以后，所长要我先和医院联系好，并说了关于此事严格保密的话，我和老邢同时站起，答应了一声告辞出来了。
到了下午时全所的闲人都集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有几个甚至当着我的面公开评说，当然他们先跟我打了个礼节性的招呼，说相信我是清白的，然而决不放过所长和其他几个在所里有职位的人，话说得很下流，极不入耳，我借口出去有事准备回家。一出门正遇上老邢，她一改新所长上任后的灰溜溜的形象，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仿佛太子出巡般地在各科室视察，见了我，又低头进了一个科室，我从那里路过时听到那位曾被方小蒙的尖叫吓得心脏病发作的牛副研究员声音不小地说了一句：
“你们不要乱讲好不好，事情还没弄清楚怎么好乱讲话……”
这个老学究也是名单上的一个，可能除了他自己别的人都知道了，里面传出几声低低的哄笑，随即就沉默了。我快步从门口走过，快到楼梯口了，听见有个压抑着的声道涌出几个字来：
“好神气哦。”
我一点也不神气，甚至有些沮丧，不然不会逃回家去。我觉得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形式简直毫无意义，一个处级研究所的工会干部，所有的工作仅限于在行政上负责管理一个疯子的全部出格行为，就这件事也做不好，她还是自顾自地惹出麻烦，让我焦头烂额，虽然我能体谅她做的事，但心里难保不会对此感到厌烦，而且我的这个工作还迫使我作恶——必须负责把她寄托全部希望的一个胎儿打掉，这就是我赖以糊口的工作，我拿国家发给我的钱就是为了干这个。更让我苦恼的是，换一个工作是否会有点意义我甚至不知道，当初选择这个工作是为了有时间搞文学创作，而事实上我的创作离文学不知还有多远，根本看不到。人活到三十大几的这个份儿上，有老婆有孩子，每月拿几个糟钱，干些没头脑没屁眼儿的事，要想从头开始换个活法，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发现了一个事实，人活在世上，不管你怎么折腾，总有无数个焦头烂额的事不断地找上你，让你一点空闲也没有，就是有时候你努力地去做一件事，希望得到点快乐的报酬，到头来又是一个糟透了的焦头烂额，这时候想想《简·爱》里的那句话算是有了点安慰，“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我这会儿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这句话什么也不为，就为了给忍气吞声活下去的人一个说法，而它高明也就高明在这儿，根本不是什么宿命和悲壮，“宿命”和“悲壮”这些个词都是人为了活下去骗着让自己高兴的。
这些激烈的思想实际上源于我过了三十岁以后的几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人在成年定型之后，体内是否还有一个仍在按兵不动，更本质的自己呢？
方小蒙如果降生在一个更善意的环境中她会不会像现在一样也发疯？说不定她会以她先天具有的优势成就人们无法企及的功业，或者赢得一个人人称羡的幸福生活。人和环境之间相关得如此密切，人生一世是不是真有一个超意志的命运在左右着人对环境所提供的机会的选择？怎么做才对？
那天终于来到了，我率领一众男女进了方小蒙的家，硬拖她上了小车，她不喊不叫，只煞白了脸，咬紧牙关挣扎着，两个鼻孔看上去显得出奇得大。怎么挣扭着到了医院，以及怎么把她按在手术台上我都记不清了，自己的喉咙里老喘不上来气，浑身的汗冰凉冰凉的，心就像有只手攥住似的，怎么也放不开，刽子手头一次上刑场杀人也就是这样的感觉吧。我退了出去，其他的人也陆续退了出来。护士正在关上手术室的门。
在外面的走道里我遇见了方小蒙略显悲容的父亲和已见痴呆的母亲，两个老人相互依靠相互支撑着站在一起，仿佛英文字母的“A”，他们来这里的原因是为了在手术单上签字以及陪方小蒙回家，而且看起来他们也只准备干这个。所谓“至哀无泪”，方小蒙的父母更像两个有点小病前来就诊的相依为命的老夫妻，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费尽心力地磨蹭最后几年的生命，浑身散发出浓浓的医院味儿。
看到我走近，方小蒙的父亲拉开了嘴角算是笑了一下，老太太仍痴看着手术室门上的通红大字，两个人都没有开口的意思，我陪他们站着。
前天我和医院联系的时候，几个医生很给了我些难堪。为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孕妇流产是件困难的事，稍不留神就有生命危险。他们运用了很多专业名词强迫我承认这么迟送她来医院是多么无知，而且即使手术顺利的话，病人所遭受的痛苦也是巨大的。因为手术需要病人的配合，无法上麻药。一个尖声惨叫的场面自那时起就被我认定是不可避免的，我做好了一切接受它的准备。
然而手术室内静悄悄的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老邢和几个人在走廊尽头说话，他们显然是漠不关心的，只等着交差回家。
门开了，医生护士陆续出来了，方小蒙要被留下观察几天，打下的胎儿被拿走了，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看不到一点血。我看出医生有话对我讲，就迎了上去，以为要交代一下注意事项，没想到他说了一句绝不相干的话：
“这个女人太坚强了！她连哼都没哼一声。”
声音不算小，旁边的人都听到了，两个老人没一点反应，其他的人则都专注了，以为医生要开始发布什么新消息。
“少见。”
医生像发现了一个新病例一样给方小蒙下了结论，满足地走了，他并不了解这个女人，甚至从不认识她，只知道她的坚强，却不知道方小蒙在这种情况下无所谓坚强不坚强了，这个优良的品质在她身上变得毫无意义。目前她连自己都不是了，躺在车上像个白痴似的被人推着向病房走，那可怜的样子简直让我讨厌透了。眼前的一切散发着人类在现代生活中折磨自己也折磨他人的惊人的愚昧。
我们思来想去，抓住的只是现实的皮毛，许多时候都是很无奈的。因为假象而激动着，感慨着，伤感着，为了无法识破的虚伪耗尽脑汁。我们生在了一个没有圣人的时代，所有的事物都有不同的说法。
方小蒙没了理智，像条狗的活着，身上落满了他人施加意志后留下的伤痕，她用有限的智力营造起来的一个人生的慰藉也被他人的意志彻底粉碎了，她还能干什么，还能像个人一样地决定自己的眼前和未来吗？一条路已经走到头了，无论家人还是朋友，对她都已失去了同情的耐性，剩下的只有事不关己的责任了。
前几天的工作会议上已经定好，等她出了这个医院就马上送她到另一个医院去，谁也没有精力和时间陪着一个疯子做无休止的消耗。看得出来，大家都已经厌烦透顶了，也包括我。
关于方小蒙的奸夫的事已不大有人提起了，这事最终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我旁敲侧击地问过方小蒙的父母，二老嚅嚅嗫嗫地说不清楚，只说没住在一起不知道。我估计他们是知道的，不然何必要把个疯女儿一个人放在一所空荡荡的房子里。这里头的苦衷我不想探寻，谁也不可能弄明白别人能犯多大的糊涂。方小蒙的母亲眼见着也要疯了，神色已经不大对头，整天痴痴呆呆地盯着一个固定的地方死看，眼睛跟死鱼眼睛似的。她父亲这根支柱也已老朽，看着老头子那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真想扑过去抱着他痛哭一场。
出了医院的门，我和老两口分手了。外边熙熙攘攘的人群看来正在准备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中午——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我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浓浓的美好，眼前的这些人看上去是多么幸福，他们挤着钻着想抢先回家的热热闹闹的景象简直可爱极了，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代表生活。
我的肚子饿了，但心里挺踏实，我知道家里有一个做好了饭的妻和一个趴在窗户上盼我的儿子在等着我回去——在所有的麻烦到来或过去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填饱我们自己那不停吵闹着的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