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我们常常发现，不同的人对同一风险事件会有不同的解释和评价（如：专家的风险判断往往依赖于对年死亡率的估计，而普通大众对风险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灾害的可控性、熟悉性等）；同一风险事件，不同的表述方式、话语结构，也会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理解，继而作出不同的行为反应（如：现在有10人得了绝症，有一种药能救活3人，你是否会使用这种药？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这种药会杀死7人，你是否会选择使用这种药？对于这两种表达方式，人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由于人们对某事物不熟悉，他们可能会夸大该事物的风险（如：事实上，核能所导致的风险不及交通工具所导致的风险，但是，由于人们对于核能了解甚少，他们倾向于认为核能带来的威胁更大）……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直接推动了风险认知研究的兴起。
著名的环境风险认知研究专家Paul Slovic早在1992年就曾指出，由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客观上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合理和安全，而公众的主观感受却并非如此，他们往往认为，与从前相比，生活环境中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
环境风险认知（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环境风险的感受和认识，且强调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个体认知的影响环境风险认知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40年的发展，在该领域已形成许多理论和方法，如：启发式范式、心理测量范式、文化理论等。传统的环境风险认知研究认为，风险认知仅仅是一种认知现象，基本上是关于信息加工过程的问题。现在，环境风险认知研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仍然是Slovic等在1978年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它是以个体的主观评价为依据进行风险认知的量度。
在环境风险的认知情绪研究领域，研究者们发起了一个相关讨论：是感知到的风险引起了情绪，还是情绪增加了感知到的风险。Zajonc等认为在人类决策过程中，个体对刺激的情绪反应比认知评价更快、更基本，这种促使个体作出快速评价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自动产生的，并在随后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和判断。
Bohm和Pfister（2000）在研究中提出，认知评价包括两个成分：后果评价和道德评价，由此产生基于后果的情感和基于道德的情感。他们通过因素分析，得出了五种行为倾向：帮助行为倾向、挑衅行为倾向、回避行为倾向、政治性的环保行为倾向以及自我关注倾向。在Bohm（2003）的另一个研究中，他又将这两种情感进行了细化：预期的和回顾的基于后果的情感，自我相关的和他人相关的基于道德的情感。在研究中，Bohm等（2000）对瑞士居民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采用中介分析的方法得出结论：两种认知判断引出了具体的行为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受到情绪反应的调节。众所周知，地震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因此，这种创伤性的经历可能会让人们对风险有着特殊的认知评价、情绪反应以及行为倾向。本研究旨在调查灾区青少年的环境风险认知特征，并对青少年的风险教育模式进行探索。此外，我们也将采用中介分析的方法来探索环境风险的认知评价、情绪反应以及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来探索地震经历对环境风险认知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来自于四川彭州市的一所中学，我们随机选取了144名高二学生参加问卷调查，有效问卷为126份（其中44名男生，75名女生，7份问卷未标明性别，126名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7.35岁，方差为0.63），有效率为87.5%。
2.2 研究材料
总的来说，我们假设风险评价方式会影响情绪反应，依次地，情绪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倾向。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Bohm等提出的维度来反映环境风险认知模型。
Bohm（2000）认为，环境风险评价由两个部分组成：认知评价和道德评价。Bohm（2003）在研究中采用6个维度反映后果评价，它们分别是：对人类的威胁（threat to humans）、消极后果的目标人群（target of consequences）、后果的开端（onset of consequences）、风险产生的原因（causation）、对自我的威胁（threat to self）、对自然的威胁（threat to nature）；采用4个维度反映道德评价，它们分别是：道德谴责性（moral blameworthiness）、个人贡献（individual contribution）、个体控制（personal control）以及个人责任（personal responsibility）。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Bohm的维度设置。
同时，我们采用Bohm（2003）提出的14种具体情绪来反映情绪反应，基于后果的情绪和基于道德的情绪分别有7种。预期的基于后果的情绪包括希望（hope）、担忧（worry）、害怕（fear）和没有希望（hopeless）这四种具体情绪；回顾的基于后果的情绪包括伤心（sadness）、遗憾（regret）和同情（sympathy）；与他人相关的基于道德的情绪包括厌恶（disgust）、生气（anger）、愤怒（outrage）、轻视（contempt）和失望（disappointment）；与自我相关的基于道德的情绪包括内疚（guilt）和羞愧（shame）这两种具体情绪。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Bohm（2000）研究中的3种行为倾向：挑衅行为倾向、帮助行为倾向、政治性的环保行为倾向。预期的基于后果的情绪（如：害怕、担忧）可能会促进人们去阻止潜在的破坏，即表现出政治性的环保活动倾向，如：参加环保组织，进行环保宣传等；回顾的基于后果的情绪可能会促使人们做出行为以帮助受害者或弥补破坏，即帮助行为，如：治理垃圾污染、水污染等；与他人相关的基于道德的情绪（如：愤怒）可能会引起报复或惩罚行为，即挑衅行为，如：惩罚破坏环境者、对负有责任的公司的报复等。除此以外，与自我相关的基于道德的情绪（如：愧疚）可能会促进个体改变他自己现有的行为，我们称之为反省行为，如：改变乱扔垃圾的行为。对于这四种行为倾向，我们采用4个项目来反映政治性的环保活动倾向；采用10个项目来反映帮助行为；采用6个项目来反映挑衅行为；采用2个项目来反映反省行为。
地震风险知识（共12题）包括三个方面的知识：我国地震知识（包括1、2、3、12题）、地震自救知识（包括4、5、6、7、11题）及信任知识（包括8、9、10题）。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主要考察灾区青少年对四种环境风险即地震、洪水等自然风险和生活垃圾污染、水资源短缺等人为风险的态度，其中涉及四个方面的测量：测量地震灾区青少年对这四种风险的评价方式；测量他们对这些风险的情绪反应；测量他们的行为倾向；测量他们对于地震知识的掌握。在前三部分测量中，均采用5等级评分，在第四部分测量中，采用0-1计分方法。
采用SPSS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T检验、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性别、风险评价、情绪反应、行为倾向以及风险知识
呈现了本研究中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两个认知评价维度（后果评价和道德评价）与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27（p＜0.01）、-0.034（p＞0.05），情绪反应与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95（p＜0.01）、0.117（p＞0.05）、0.191（p＜0.01）、0.196（p＜0.01）。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显著，具体来讲，后果评价与帮助行为倾向、挑衅行为倾向、政治性的环保行为倾向以及反省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36（p＜0.01）、0.341（p＜0.01）、0.257（p＜0.05）、0.272（p＜0.01）；道德评价与帮助行为倾向、挑衅行为倾向、政治性的环保行为倾向以及反省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11（p＜0.01）、0.158（p＜0.01）、0.146（p＜0.01）、0.155（p＜0.01）；后果评价与道德评价之间的相关显著（r=0.265，p＜0.01）；帮助行为倾向与挑衅行为倾向、政治性的环保行为倾向以及反省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435（p＜0.01）、0.273（p＜0.01）、0.387（p＜0.01）；挑衅行为倾向与政治性的环保行为倾向以及反省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415（p＜0.01）、0.420（p＜0.01）；政治性的环保行为倾向与反省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显著（r=0.170，p＜0.05）。
3.2 灾区青少年的环境风险认知特征
根据初步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认知评价方面，被试认为风险对人类威胁程度高（M=4.456，SD=0.435）；风险后果对人类的威胁更大（M=3.575，SD=0.537）；人们对于风险的形成应负有更多责任（M=3.550，SD=0.591）；风险对自我比较有威胁（M=3.941，SD=0.842）；对自然也比较有威胁（M=4.125，SD=0.674）。
在情绪反应部分，被试认为这四种风险使他们感到比较伤心（M=3.952，SD=0.715）、遗憾（M=3.782，SD=0.858）、同情（M=4.087，SD=0.657）、担忧（M=3.887，SD=0.872）、害怕（M=3.757，SD=0.892）、厌恶（M=3.964，SD=0.804）、生气（M=3.691，SD=0.804）、愤怒（M=3.500，SD=0.787），较少感到轻蔑（M=2.204，SD=0.992）和羞愧（M=2.139，SD=0.889）。
对于这四种环境风险，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帮助行为倾向（M=3.588，SD=0.708）和反省行为倾向（M=4.218，SD=0.758）；表现出较少的挑衅行为倾向（M=2.142，SD=0.854）；表现政治性环保行为的倾向不明显（M=2.900，SD=0.934）。
对于地震知识部分，数据结果显示，被试对于地震风险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M=9.28，SD=1.366）。被试在我国地震风险知识、地震自救知识以及信任知识这三方面的表现都较好：我国地震风险知识（共4分）：M=2.81，SD=0.836；地震自救知识（共5分）：M=4.06，SD=0.767；信任知识（共3分）：M=2.40，SD=0.706）。
3.3 环境风险认知特征的性别的差异
根据独立样本的t检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评价，被试在对人类的威胁（t=-3.210，p＜0.05）、对自我的威胁（t=-2.200，p＜0.05）及对自然的威胁（t=-3.696，p＜0.05）这三个后果评价方面的表现的性别差异显著，且女性感受到更大程度的威胁。被试在消极后果的目标人群、消极后果的开端、风险产生的原因三个方面的后果评价及道德谴责性、个人控制、个人责任、个人贡献四个方面的道德评价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在环境风险的情绪反应方面，被试在对这四种环境风险感到充满希望、厌恶、轻视、失望、内疚、羞愧等情绪反应上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对这四种环境风险感到伤心（t=-5.009，p＜0.05）、遗憾（t=-3.938，p＜0.05）、同情（t=-3.165，p＜0.05）、担忧（t=-4.581，p＜0.05）、害怕（t=-4.288，p＜0.05）、无望（t=-2.409，p＜0.05）、生气（t=-3.118，p＜0.05）、愤怒（t=-2.421，p＜0.05）等情绪反应在性别上的差异显著，且女性感受到更高程度的情绪。被试在四种行为倾向以及三方面地震知识上的表现的性别差异都不显著。
3.4 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的差异
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评价，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在个人贡献（r=0.215，p＜0.05）、个人责任（r=0.352，p＜0.05）等道德评价和对人类的威胁（r=0.246，p＜0.05）、对自我的威胁（r=0.478，p＜0.05）、对自然的威胁（r=0.259，p＜0.05）等后果评价上的相关显著。对于环境风险的情绪反应，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在感到遗憾（r=0.201，p＜0.05）、充满希望（r=0.348，p＜0.05）、担忧（r=0.375，p＜0.05）、害怕（r=0.331，p＜0.05）、无望（r=0.441，p＜0.05）、厌恶（r=0.342，p＜0.05）、轻蔑（r=0.326，p＜0.05）、失望（r=0.119，p＜0.05）、内疚（r=0.333，p＜0.05）以及羞愧（r=0.439，p＜0.05）等情绪反应上的相关显著。
采用配对样本的t检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被试的评价在对人类的威胁这一方面的差异不显著，在消极后果的损害目标（t=4.757，p＜0.05）、道德谴责性（t=-7.219，p＜0.05）、个人贡献（t=-23.372，p＜0.05）、个人控制（t=-21.500，p＜0.05）、消极后果的开端（t=-11.259，p＜0.05）、个人责任（t=-16.761，p＜0.05）、风险产生的原因（t=-32.120，p＜0.05）、对自我的威胁（t=-4.746，p＜0.05）以及对自然的威胁（t=-6.717，p＜0.05）这九个方面的差异显著。被试的情绪反应在伤心、害怕、无望等方面的差异不显著，在遗憾（t=-4.300，p＜0.05）、同情（t=7.283，p＜0.05）、充满希望（t=2.327，p＜0.05）、担忧（t=-6.497，p＜0.05）、厌恶（t=-8.240，p＜0.05）、生气（t=-11.395，p＜0.05）、愤怒（t=-12.760，p＜0.05）、轻蔑（t=-4.696，p＜0.05）、失望（t=-8.461，p＜0.05）、内疚（t=-13.539，p＜0.05）、羞愧（t=-11.698，p＜0.05）等方面的差异显著。
3.5 中介分析
为了检验情绪反应在认知评价与行为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了三次回归检验。第一，认知评价与情绪反应之间必须有显著的相关；第二，认知评价与行为倾向之间必须有显著的相关；第三，必须将认知评价与情绪反应放入一个回归模型中，必须保证情绪反应与行为倾向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呈现了中介回归检验的所有结果。
应之间的效应显著（β=0.215，p＜0.05），地震知识掌握与情绪反应之间的效应不显著（β=0.042，p＞0.05）。后果评价（β=0.312，p＜0.05）和道德评价（β=0.291，p＜0.05）与情绪反应之间的效应显著。该模型可解释情绪反应变异的34%（R2=0.34，p＜0.05），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好（F（4，114）=14.658，p＜0.05）。第二个回归检验在结果第五部分已呈现。在第三个回归检验中，性别（β=-0.111，p＞0.05）、地震知识掌握（β=-0.091，p＞0.05）、后果评价（β=0.107，p＞0.05）与行为倾向之间的效应不显著，道德评价与行为倾向之间的效应显著（β=-2.259，p＜0.05），情绪反应与行为倾向之间的效应显著（β=3.376，p＜0.05）。该模型可解释行为倾向变异的14%，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好（F（5，113）=3.674，p＜0.05）。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灾区青少年的环境风险认知特征，并检验了认知评价—情绪反应—行为倾向模型的合理性。
在认知评价方面，相比于对自然的危害，被试认为研究中的四种环境风险的后果对人类的威胁大、程度高，对个人和自然的威胁也比较大，人们对于风险的形成应负有更多责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被试更多关注的是风险后果对他人和自己的危害，不太关注风险是怎么产生的，以及风险结果是即时的还是延后的。并且，在后果评价方面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对于道德评价，被试也往往低估自己对于风险形成的贡献，往往低估自己缓解风险的能力，但是，他们认识到了人类对于风险形成的重要影响。总之，人们在对环境风险进行认知评价时，焦点集中在风险是否会对自己和他人带来威胁，他们能够看到别人对于风险应负的责任，看不到自己对于风险形成的贡献和缓解风险的能力。因此，我们以后在进行风险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强调风险给人类带来的威胁，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并且，我们要更多关注女性感受到的风险威胁，给其正确的疏导。此外，我们也需要强调社会中的每个人对于风险形成所负的责任，提醒每个人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等，以缓解风险的危害。
在情绪反应方面，被试认为这四种风险使他们感到比较伤心；为受害者感到遗憾、同情；对环境风险感到担忧、害怕，没有安全感；对那些对风险的形成负有责任的人感到厌恶、生气和愤怒，但是较少感到轻蔑。同时，在伤心、遗憾、同情、担忧、害怕、无望、生气、愤怒等情绪反应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感受到的情绪程度更高。就像以上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在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价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因此人们会更多地表现出对未来的担忧、害怕，对过去风险状况的伤心、遗憾和同情。由于人们很少关注自己对于风险形成所负有的责任和缓解风险的能力，因此，个体很少产生内疚、羞愧。但是，他们往往指责他人对于风险的贡献，他们会对那些负有责任的人表现出愤怒、厌恶等。针对由后果引起的情绪，我们在风险教育中，首先应当做的，就是要传授相应的风险知识，让青少年对该风险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让他们明白风险所具有的威胁程度，以做好心理和物质准备；其次，针对这些负面情绪，我们还要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特别是对女性的心理关注，以保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此外，我们还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避免风险谣言，以减少风险带来的恐慌。针对他人相关的基于道德的情绪（如：愤怒、厌恶等），我们在风险教育中，应当教授青少年用正确的方法去缓解风险带来的威胁，去减少人们对于风险形成所作的贡献。同时，我们还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约束青少年采取不适当的行为去惩罚那些对风险负有责任的人。
对于这四种环境风险，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帮助行为倾向和反省行为倾向，表现出较少的挑衅行为倾向，表现政治性环保行为的倾向不明显。这种状况是我们很乐意看到的。我们已经得出，情绪对行为具有预测作用，因此，我们在风险教育过程当中，不仅要针对不同的情绪作出相应的反应，还要关注情绪引起的行为倾向，对正确的行为倾向进行鼓励，对错误的行为倾向进行教育。
灾区青少年对于地震风险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具体来讲，他们在我国地震风险知识、地震自救知识以及信任知识这三方面的表现都较好。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没能从更大范围来考察灾区青少年对于地震风险知识的掌握情况，这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对于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被试的评价在对人类的威胁这一方面的差异不显著，也就是说，不论是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被试认为它们对人类都是有威胁的，而在消极后果的损害目标、风险产生的原因、道德谴责性、个人责任等方面，被试认为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存在着一定差异。这就启示我们，在风险教育中，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风险，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于自然风险，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如何预防和自救等方面，对于人为风险，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如何缓解风险等。被试的情绪反应在伤心、害怕、无望等预期的基于后果的情绪的差异不显著，在遗憾、同情、充满希望、担忧、厌恶、生气、愤怒、轻蔑、失望、内疚、羞愧等方面的差异显著。也就是说，不论是自然风险还是人为风险，被试都会对风险的后果感到伤心、害怕、无望；在其他情绪反应上，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存在着差别，特别是在基于道德的情绪方面，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的差异更显著。这是由于自然风险大部分是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所以很少涉及道德评价，也就很少引起基于道德的情绪。但是人为风险大多数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因此人们会将评价的焦点集中于对风险负有责任的人身上，因此会更多地引起道德评价，产生相应的基于道德的情绪。在风险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关注不同的风险类型，关注它们导致的不同情绪，来预测人们的行为反应，并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我们还进行了中介变量分析，以考察认知评价—情绪反应—行为倾向模型的合理性。研究结果显示，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的模型拟合较好，情绪反应和行为倾向的模型拟合较好，但是认知评价和行为倾向的模型拟合不令人满意。对此，本文给出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情绪反应不是认知评价和行为倾向之间的中介变量，认知评价只能通过情绪反应对行为起作用，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不是独立的。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等外部条件对行为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这会对认知评价与行为倾向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尽管本研究将研究对象从普通大众具体到灾区青少年，对环境风险认知的成分进行了更细的区分，并采用中介分析证明了认知评价—情绪反应—行为倾向模型的合理性，但是在方法上，本研究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心理测量范式，对环境风险认知领域的另一主要理论——文化理论涉及较少，因此测量不够全面、范围较小，不利于获得更广泛领域的信息。
在以后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将灾区青少年和非灾区青少年的数据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差异，来研究地震经历对环境风险认知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考察灾区和非灾区青少年的环境风险认知模型存在何种差异。由于心理测量范式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我们应当结合以往的各个研究，探索出更有效的方法，以指导我们未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