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生态潜意识的存在性初探

王冬冬

这个概念。罗杰克相信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亲密情感联结是人类天生所固有，并且普遍存在的，是集体潜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生态潜意识假设为基础，罗杰克揭示了生态环境破坏的心理原因：人类心灵深处对于大自然母亲的依恋被政治、经济、欲望等因素所蒙蔽，生态潜意识受到了压抑，使人与自然之间有了疏离感。罗杰克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就是解除对生态潜意识的压抑，唤醒人类亲近自然的本性，形成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我”，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潜意识假设不仅在罗杰克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而且在整个生态心理学研究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不管是对环境破坏问题的心理根源探究，还是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心理学途径，那么，生态潜意识是否确实存在呢？对此罗杰克没有给予实证研究。生态潜意识假设作为综合和支撑其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思想，更多的是一种理念而缺乏实践的检验。少数的一些研究似乎从侧面支持了这个假设。例如尤尔里奇（Ulrich）发现具有自然风景的窗子对医院患者的术后康复起积极作用；最近华盛顿大学卡恩（Kahn）实验室发现实际与大自然相处比通过电视看到大自然的画面更容易缓解人的压力等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或多或少地暗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心理联结，但这些研究都没有直面“生态潜意识”的存在性问题。

本研究尝试从正面讨论生态潜意识的存在性，并探讨基于生态潜意识假设之上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心理学方法及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心理治疗的可行性。本研究将考察两条基本假设：（1）由于生态潜意识的存在，人们在设想其向往的地方时，会首先考虑一些自然环境特征，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视程度会显著高于其他因素（如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2）不同性质的人群（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环境等），在自然环境的重视上是有普遍性的，都会更加重视自然环境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这两条基本假设是本项研究考察生态潜意识存在与否的两项指标。如果两个假设都成立，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相信生态潜意识是存在的。

1 方法

1.1 被试

采用定额抽样的方法，以性别和年龄（按18—25岁、26—35岁、36—50岁、50岁以上四个组划分）为条件选取被试。共发放问卷374份，回收有效数据328份，回收率87.7%。其中男性18—25岁42人，26—35岁40人，36—50岁41人，50岁以上42人，女性18—25岁40人，26—35岁40人，36—50岁43人，50岁以上40人。

1.2 研究工具

以“我最向往的地方”为话题对9名被试进行访谈，根据访谈结果，粗略地按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总结15条描述环境的语句，每个维度5条，包括：（1）自然环境：a。有山水、森林、草原、沙漠等各种地理元素；b。有阳光沙滩、蓝天白云、花草树木等风景；c。有各种野生动物；d。有新鲜的空气、植物的芬芳；e。人烟稀少，远离尘嚣。（2）人文环境：a。有文明遗址、名人故居、各种博物馆等；b。有少数民族村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等；c。有宫殿寺庙、古代建筑等；d。有许多传说，富有浪漫气息、神秘感；e。文学艺术发达，人杰地灵。（3）社会环境：a。有高楼大厦，经济发达，是购物天堂；b。政治氛围民主，社会关系和谐；c。人头攒动，热闹非凡；d。科技发达，现代化水平高；e。生活节奏轻松，身心压力小。将这些语句交替编制成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要求被试对每条特征进行重视程度的评价（1为最不重要，2为比较不重要，3为没考虑过，4为比较重要，5为最重要）。

同时，收集被试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目前居住地（大城市，中小城市，县镇，乡村/市郊）和童年早期生活的地方（大城市，中小城市，县镇，乡村/市郊）等7个方面。

将编制好的问卷发放30份进行预调查，针对问卷语言和内容安排等进行修改，最后完成正式的调查问卷并施测。

2 结果

2.1 被试最向往的地方

问卷的开放题部分是让人们填写自己最向往的地方，或描述该地方的特征。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名有云南、西藏、苏州杭州、海南、小镇等，而描述地方特征最常出现的词有山水、大海沙滩、湖、草原、空气、天空、花草树木等，表明人们对自然风景的向往，以及向往之地作为人寄托心灵释放压力的场所的功能。

这些地名和词句在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中均有出现，但还有一些选择却仅限于固定的年龄段人群，比如，纽约、曼哈顿、伦敦等国际大城市多为18—25岁及26—35岁这两个年龄段的人所选择，36岁以后的人群基本没有对此表现出显著的兴趣。

2.2 环境因素评价维度划分

对328名被试填写的问卷（15个项目）数据进行因素分析。对相关矩阵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1085.128，df=105，P=。000），KMO值为0.680，大于0.5，说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Promax方差最大斜交旋转。

结果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初始因子有5个，解释总方差的62.3%。根据碎石图，从第五个因素以后曲线变平坦。抽取五个因素，根据各因素项目的内容，分别定名为“经济政治”、“自然环境”、“文化氛围”、“风土人情”和“压力”五个环境因素，分别包含4、4、3、2、2个项目。

本研究第一个假设是：由于生态潜意识的存在，人们在设想其向往的地方时，会首先考虑自然环境特征，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视程度会显著高于其他因素（如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根据本假设，自然环境因子上的平均得分会显著地高于其他各因子，即在人们设想最向往的地方时，最重视自然环境因素。

采用方差分析，比较被试在五种环境因子上得分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自然环境因子的得分是最高的（M=4.18，SD=。68），接下来依次是压力因子（M=3.64，SD=。94）、风土人情因子（M=3.31，SD=1.1）、文化氛围因子（M=3.28，SD=1.0）和经济政治因子（M=2.53，SD=1.0），并且，各因素平均分之间的差异显著（F=139.31，p＜0.01，η2=。65）。

进一步对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除了文化氛围因子与风土人情因子得分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t=-0.50，p=。615）之外，其他各对子得分之间均在在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人们对自然环境因子的偏好显著高于任何其他四个因子。

2.4 对研究假设二的检验

本研究第二个假设是：不同性质的人群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具有普遍性，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偏好是跨人群的。这在统计学上可表述为两个分命题：（1）对于每一种人群类型（男性、女性、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自然环境因子的得分依然显著高于其他各因子；（2）对比不同性质的人群之间，在自然环境因子上的得分具有一致性，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下面就这两个命题分别进行检验：

2.4.1 第一个分命题检验

比较两性和不同年龄阶段的被试在环境因子上的得分差异。在不同的性别和不同的年龄段，自然环境因子的得分都是最高的，事后检验（post-hoc）发现，自然环境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每一个因子。

2.4.2 第二个分命题检验

对比不同性质的人群之间在自然环境因子上得分的一致性，同时也对比不同性质人群之间在其他因子上得分是否存在差异，自然环境因子只在年龄和职业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四个因子的得分则至少在3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见，相较于其他各类特征，不同类型的人群对自然环境的偏好表现出最高的一致性。

显示出自然环境因子得分在最近居住地和童年居住地维度上都没有显著差异，但其他4个因子在这两个维度上均有显著差异，即最近及童年的居住环境没有影响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偏好，却影响了人们对其他所有环境因子的偏好。这说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偏好不是由生活环境（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的影响所导致的，这更强烈地证明了自然环境因子的普适性。

进一步按年龄划分对各因子在最近居住地和童年居住地维度下的得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各个年龄段人群中，不同童年居住地的被试都没有表现出自然因子偏好的显著差异，说明童年居住环境没有影响所有年龄段人群对自然的重视，但最近居住环境对某些年龄段人群的自然环境偏好产生了影响。这进一步排除了早期生活环境的影响，证明人们对自然的亲近感更有可能存在于集体潜意识中。

3 讨论

3.1 生态潜意识的存在性

问卷开放题的结果表现出人们心中的向往之地具有寄托精神和释放压力之场所的功能；假设一的检验结果说明在对最向往之地的特征评价中，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视程度显著地高于压力因子、风土人情因子、文化氛围因子和经济政治因子，符合第一条假设，即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具有显著性；假设二的检验结果说明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不同的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人群中，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视依然具有显著性和一致性。并且，当不同性质的人群之间进行比较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评价最具有一致性，基本符合第二条指标，即不同的人群对自然环境的偏好具有一致性。此外，假设二的检验结果同时也排除了生活环境尤其是童年生活环境因素对自然环境偏好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偏好是先天的倾向。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生态潜意识是存在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确实存在一种亲密的、普遍的情感联结，通过唤醒生态潜意识来促进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运用自然环境进行心理治疗的方法是有现实依据的。

3.2 生态潜意识在人群性质维度上的差异

本研究发现，尽管从总体而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偏好在不同性质的人群中都是存在的，但是年龄和职业因素对于自然环境的偏好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

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偏好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以36岁为临界点，36岁以下人群得分显著低于36岁以上的；而在职业维度上，学生对自然环境重视程度显著低于工人和退休者。事实上，职业上的这种差异跟年龄是相吻合的，因为在本次调查样本中，学生样本就是18—25岁年龄段样本，退休者样本就是50岁以上样本，而工人则多集中在36—50岁这个年龄段。因此，这两个维度的差异最终可以归结为年龄的差异。

可见，生态潜意识与人的发展之间存在某种关系。18岁到35岁之间，是人发展和实现理想的高峰期，主要任务是取得学业上和事业上的成功（如前所述，问卷开放题结果显示了纽约、曼哈顿、伦敦等国际大城市多为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所选择；18—25岁人群在对经济政治因素的偏好程度上的得分是最高的），这个阶段人的成就动机部分压抑了生态潜意识，所以导致对自然环境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而过了事业高峰期后，人的生活重心便转向家庭，36岁以后，人们会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和人类的持续发展而考虑更多的东西，比如生态环境；之后人们退休、变老，就会更加意识到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亲密联系，这个阶段也正是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成年中期和晚期，此时人格发展的重点是繁衍关照及实现自我。此外人们常用的“落叶归根”的说法也正暗示了这一点，因此，在36岁以后的阶段中，人对自然环境的重视程度会有所提高。

这种生态潜意识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联，是与当今社会中每个成长阶段人的发展任务紧密相关的。这也正是罗杰克关于生态潜意识的观点之一，即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施加的压力压抑了人类身上一直存在着的生态潜意识，从而导致它表现得不那么充分。

遗憾的是，这次调查的对象不包括18岁以下的人群，因此无法更为完整地考虑人的发展与生态潜意识之间的关系。按照罗杰克的观点，小孩子的生态潜意识表现是最明显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被社会的压力所束缚，是最为天真自然的，有着强烈的与大自然亲近的本能需求。是否如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对其进行检验，同时弥补本次研究年龄样本上的缺陷。

虽然本次研究的结果基本上支持了生态潜意识存在的假设，但要确定生态潜意识的存在性还为时过早。将来或许可以采用更为严谨的方法（例如，双生子研究），来作进一步的证实。

另外，本研究的样本代表性、调查问卷信效度等也有待改进。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选取本次研究中所缺少的青少年及农村群体进行调查，还可以尝试编制规范的生态潜意识量表以提高研究手段的信效度和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