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经济现象的产生，人类的经济生活领域出现了新的特点，知识和技术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要素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这些无形要素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专有技术、特许经营权、计算机软件等。西方发达国家最早意识到了这些无形要素的作用，并运用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无形要素的超额收益性获取巨额利润，并在市场竞争中使自己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无形要素缺乏，则在这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很多经济学者把这种无形要素称之为无形资产或者无形资本，并把它看做企业经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强调该种要素的重要性。我们国家也属于发展中国家，无形资本总量在现实中并不多，对无形资本的研究也不够，无形资本的意识也不是很强烈。与此相对应的是，一方面，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因为无形资本的优势而不断对外扩张；另一方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因缺乏无形资本而竞争力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企业的无形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达不到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竞争的需要，竞争优势始终不是很强。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着无形资本的扩张，应该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可是由于长期对无形资本建设的不重视和中国国有企业的先天不足，导致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不仅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也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无形资本扩张的趋势，国有企业自身生存的需要。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来势汹涌，不可阻挡。刘海藩教授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的又一次扩张，每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实际上都是资本扩张的浪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又一次走出地域的限制，开始进行扩张。而对这次扩张的认识，受刘老师的启发，笔者认为，无形资本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这次资本扩张的急先锋，这是此次扩张不同于以往资本扩张的重要特征。
历史上资本扩张已经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以英国为先驱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来临时，当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开始形成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开始了，从而也开始了资本的第一次扩张。这次是以蒸汽机为动力、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大发展，大量廉价的、过剩的工业产品打破一切国家的藩篱，涌向世界。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当时发生的以电力的发明和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兴起，把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把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也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突出标志：一是继英、法之后，美、德、日、意等国家进入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二是先进国家不仅大量输出工业产品，而且开始货币资本输出，不仅有了国际性的商品市场，而且有了国际性的货币资本市场；三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进行了瓜分世界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所有这一切，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资本也完成了它的第二次扩张。以上两次资本扩张，都是以传统的有形资本为主要力量，资本家还没有意识到无形资本的巨大威力，所以，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等有形资本成为主要的扩张工具。西方国家为了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不惜用武力为资本开道，为了瓜分世界市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资本扩张和资本渗透，不仅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而且也加大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世界大战的爆发之所以没有和资本扩张的时间同步，是因为矛盾的积累和爆发需要一定的时间。
实际上，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摩擦和战争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如18世纪，英、法之间爆发的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除历史原因外，实际上就是为了争夺世界市场，为有形资本扩张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电子计算机、激光、生物技术等先进科技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论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出了前两次，在它的推动和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资本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它的第三次扩张，而这一次扩张与以往的扩张不同，它不是以有形资本为主，而是充分依靠无形资本进行扩张。无形资本是这次资本扩张的急先锋，紧密配合有形资本进入世界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使资本冲破了本国的局限，在更大范围里为资本家创造利润。无形资本在这次资本扩张中充分发挥了这种新型资本的威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充分认识到无形资本的重要作用，极力营造统一的世界游戏规则，从20世纪中叶开始，联合出台了一系列世界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如《世界版权公约》（1952年）、《为商标注册目的而使用的商品与服务国际分类的尼斯协定》（1957年）、《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1958年）、《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1961年）、《建立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加诺协定》（1968年）、《专利合作条约》（1970年）、《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1971年）、《建立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1973年）、《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载有节目信号布鲁塞尔公约》（1974年）、《避免对版权提成费重复征税马德里多边公约》（1979年）等，对无形资本的世界性保护提供了较完善的法律参考依据。为了更好地保护无形资本，196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签订了一个公约，成立了世界知识产权局，专门负责协调和保护国际范围内的知识产权问题。虽然19世纪末，《巴黎公约》（1883年）、《伯尔尼公约》（1886年）、《马德里协定》（1891年）等目前影响较大的公约早就签订了，但是当时参加的国家较少，如《巴黎公约》当时只有11个国家参加，影响并不大。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出现后，无形资本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这些协议和公约的影响才逐步扩大。所以，无形资本受到重视，是从第三次资本扩张开始的。尤其是1994年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的诞生，为发达国家推动对无形资本的保护提供了迄今为止更为完善的国际法参考依据，为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的无形资本保护规则，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发达国家是这些规则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世界绝大多数的无形资本被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据统计，仅从专利制度上看，目前世界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了较为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每年公布约30万项新发明，其中日本、德国、美国、法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和瑞士等12个国家就占了80%。目前在一些关键领域的世界专利申请中，美国占绝对优势，生物领域占51%，基因专利占世界40%，剩余的份额也大都分布在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说无形资本绝大部分掌握和控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里一点也不过分，这是一种客观事实。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在资本扩张的目标国申请专利等形式，使自己的无形资本受到保护，从而确立自己在目标国某一领域的垄断地位，并因此而获得垄断利润。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这第三次资本扩张中，成为被严重冲击的对象。发展中国家再一次被强化了作为发达国家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无形资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发达国家的商品更为方便地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统一的无形资本保护规则，使发展中国家把自己国内尚未成熟的市场或者是有一定潜力又必须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才能成长和发育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发达国家，或者至少是出让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缴纳专利费、特许经营费等额外的费用给发达国家才能经营部分产业，或者干脆不能进入存在于自己领土上的某些市场领域。发达国家依靠无形资本的无形扩张，超前占领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并因此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由于无形资本扩张的超前性，使发达国家可以不慌不忙地寻找最佳进入时机，实现有形资本跟进，用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处处限于被动，其国内市场成为发达国家商品倾销的市场，而且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低廉的劳动力等优势，在发展中国家直接建厂，直接生产，直接销售，成为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的主要推动力量。发展中国家在这次资本扩张中获得的好处远不如发达国家，往往要以丧失市场和更好的发展机遇为代价，在国际分工中越来越陷入分工链条的底端，遭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当然，无形资本扩张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税收等都有好处。所以，对于无形资本扩张，我们不能盲目反对，加以抵制。它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意义，发展中国家要科学面对这种扩张趋势，合理限制其不良影响，利用其积极影响，为我所用，快速发展本国经济，以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无形资本对外扩张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目前，全球共有65000家跨国公司，共雇用职员5400万人，其年销售额是世界出口额的1倍多，达19万亿美元，其产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10，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世界90%的对外技术转移都是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世界无形资本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等无形资本的转移。他们依靠大量的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等无形资本，垄断大部分市场，获取垄断利润。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仍然是支持改革开放和抵御无形资本扩张的主要力量，由于无形资本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而导致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例子比比皆是。如2002年《北京青年报》11月30日曾经有一则题为“外资抢注专利，国内银行可能要交专利费”的报道非常引人注目，报道称花旗等8家外资银行从1996年就已经开始悄悄地向中国国家专利局进行“商业方法”的专利申请，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实质审查阶段。这些专利申请其名称大多冠以“系统”、“方法”之名，是配合新兴的网络技术或电子技术而开发的金融服务与系统方法，并且大多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发明专利。一旦这些外资银行关于商业方法的专利申请成功，中国的所有商业银行都将不能开展与此有关的业务，或者只能缴纳专利费后才能开展，这等于外资银行已经抢先占领了中国尚未开发的金融领域，提前进入了中国未来的金融市场。中国的银行业与国外的银行业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落后，比如说资本充足率太低，不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不良资产过多，银行历史包袱太重等。据2003年英国《金融时报》第11期报道：“官方统计显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为23%，约2万亿元人民币。但独立经济学家预测约为3.5万亿元。这样的数字表明，技术上讲，工农中建四大行都已破产。此外，由于这些主要银行较脆弱，已成为实施重要金融改革的障碍。”国内外媒体普遍认为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竞争力不高，需要改革。所以，国有银行遭遇外资银行申请专利的冲击是必然的事情，这只是我们国有银行长期不注重创新，不注重培育无形资本来提高竞争力的必然结果。好在我们的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加快银行改革，解决国有银行的这些弊端。笔者认为，国有银行迫切需要改革，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外资银行的大批进入，银行业的竞争大大加剧。为了使国有银行能够尽快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尽快地对国有银行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国有银行改革不能简单地进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和注资，也不能急于求成，或以“上市圈钱”的方式在短期内改善国有银行状况，而不顾其长远发展。应该从产权改革入手，完善银行治理结构，建立完善的监督激励机制，选拔专业素质和思想品德素质过硬的职业经理人对国有银行进行经营管理；吸收民营资本和外资加入国有银行的改革，实现国有银行股权资本的多元化；在以上改革的基础上转变经营思路，建立创新机制，注重培育无形资本和进行无形资本经营，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和创造力，避免出现更多的类似“外资银行抢注专利，国内银行可能要交专利费”的危机。
除了“外资银行抢注专利”的报道外，2002年中国DVD要交专利费的消息在此之前也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还有外国专利收费瞄上中国彩电的消息、中国医药仿制太多应交专利费的消息、中国摩托业侵犯日本专利被告败诉的消息，等等，一直不绝于耳。虽然，这不仅仅是针对国有企业的消息，但是，国有企业却是遭受冲击的重要主体，如彩电业的长虹集团、医药业的哈药集团等。给人的感觉似乎中国人已经陷入了外国人的专利“陷阱”，中国人第一次面临国外的专利“围攻”。这一切都是目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种全新的现象，对于这种全新的现象我们必须进行研究，以充分认识其本质和规律，及早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和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把冲击降到最低限度。
因此，研究无形资本并把培育无形资本和实现无形资本再造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无形资本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经济现象的出现而逐渐被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资本就是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对资本的高度抽象的总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广义资本是指可以利用的一切能够获得经济效益的资源，其中包括经济资源、科学技术资源、信息资源、自然与社会环境等资源；狭义的资本是指用来获取经济效益的经济资源，其中主要包括产品、设备、厂房、货币等有形资产和商标、专利、专有技术、著作权、计算机软件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是具有多种形态的可以给企业或经营者带来超额利润的经济资源，因此，无形资产的资本属性是不可否认的。有的学者认为，“从企业的角度看，资本是厂商的总财富和总资本，因而既包括有形资产，如资本货物，也包括无形资产，如商标、商誉和专利权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构成资本要素的无形资本，已逐渐演化成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知识要素，也可以称为知识资本。”②在这里学者保建云采用了无形资本的概念，并把它与知识资本等同起来。知识资本与无形资本有相似性，如无形性和收益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形成无形资产，只有形成无形资产的要素才能称之为无形资本。无形资本是与无形资产相联系的一种资本，是无形资产的价值概念，无形资产是从要素形态上定义的使用价值概念，两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无形资产同时也是无形资本，无形资本也是无形资产，两者只是定义的角度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知识是无形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转化为无形资产，如企业员工对产品特性、对某种设备使用方法的知识等，是员工应该掌握的基本常识和工作技能，都不构成无形资产，因此，不能称之为无形资本。知识资本的概念过于宽泛，其外延要比无形资本大得多。
无形资本是区别于有形资本的一种新型资本，它以专利、商标、著作权、域名权、计算机软件等无形资产为表现形式，依靠法律、法规或者行政手段的保护，通过市场垄断直接从市场获取垄断利润的一种新型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无形资本的存在通常并不仅仅局限于母国，它们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向其他国家扩张，凡是申请保护成功的目标国或者参与知识产权共同保护的协议国都有可能成为它的扩张范围，并因此能够给跨国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无形资本绝大部分控制和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手里，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资本扩张的新形式。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形资本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有形资本，这可以通过企业的资产结构来看，发达国家无形资产对有形资产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3：1，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则远远低于这个比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国有企业的无形资本也处在较低水平，因此，提高以国有企业为首的中国企业的无形资本水平至关重要。
把无形资本和竞争力问题结合起来，用经济学的手法进行研究，这在国内还很少见，在笔者所知道的范围内几乎没有。很多学者在提到竞争力的时候都意识到无形资本的重要性，如复旦大学的孙琳博士认为，无形资本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她研究的重点是人力资本与无形资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研究无形资本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竞争力研究原来属于管理学范畴，现在国内外关于竞争力问题的研究也大都局限在管理学领域。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结构学派、能力学派和资源学派三大学派。
结构学派以迈克尔·波特（Micheal E。Porter）为代表，该理论以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为基础，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是由一个产业中的五种竞争力量（即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砍价能力、供方砍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所决定的。企业竞争优势是由其为客户所能创造的价值决定的，价值链是分析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工具，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和差异化这两种基本途径来创造竞争优势。结构学派首次明确提出了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但由于这一学派着眼于从企业外部环境进行研究，未对企业的内在因素做深入的研究，强调外因，忽视内因，因此，虽然广为流行，但是并不科学。
能力学派以哈默（G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为代表，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自身所有的核心能力，企业之间核心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效率和收益的差异。能力学派较少关注企业外部环境，也忽视了形成核心能力的基础，即企业所具有的资源。
资源学派以沃纳菲尔特（B。Welnerfelt）、科利斯（David Collis）和蒙哥马利（Cynthia A。montgomery）等人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拥有或支配的资源。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长期获胜，需要对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非模仿性、非流动性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对非物质性的无形资产的开发利用。企业凭借这些关键资源可以获取经济租金。资源学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学派的缺陷，与能力学派互相补充，从企业内部寻求竞争优势的来源。
笔者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企业内部，从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的条件下寻找企业竞争力的答案是最科学的研究方向，事物的发展取决于内因，内因永远是主要矛盾。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竞争力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原因。企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源，或者更具体一点说是无形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大小，而无形资本的形成取决于企业内部的核心能力，主要是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有企业要想提高竞争力，就必须对无形资本进行再造，从打造核心能力开始培育无形资本，随着无形资本再造进程的开展，无形资本数量和质量会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最终会得到大大提高。
本书将重点在经济全球化和无形资本扩张的背景下，对无形资本和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并对管理学中流程再造的概念进行泛化，用于论述无形资本再造，把资源学派和能力学派的合理内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国有企业的现状，探讨国有企业如何实现无形资本再造，提高竞争力，抵御发达国家无形资本扩张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