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数十年不上朝，只是为了和大臣们斗气，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难言之隐？他的皇长子朱常洛迟迟拿不到太子“批文”，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梃击案”为明末宫廷三大疑案之一，是谁在幕后策划了这场阴谋？万历“北斗七星”的古怪葬姿，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一些别的原因？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会像明朝的万历皇帝那样，有意地“罢工”，坚持数十年不上朝；也没有哪个朝代的臣子会像万历朝的大臣一样，为了立太子的问题而纠缠不休。大明王朝就在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这场“罢工”与“怠工”的纠缠之下，呈现出了衰亡的迹象。
那么，万历皇帝为什么躲进深宫不理朝政？只是因为和大臣们斗气，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难言之隐？
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储制度大体遵循“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可身为万历皇帝长子的朱常洛却迟迟拿不到那份“批文”，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梃击案”为明末宫廷三大疑案之一，其袭击目标直指当朝太子。是谁在幕后策划了这场阴谋？而最后在万历皇帝的调解下，这起谜案又因为什么原因不了了之？
历史不会因某人的离开而驻足，但万历皇帝偏偏逼得人停下来看看他奇怪的墓葬姿势，他的葬姿为什么会呈“北斗七星”之势？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一些别的原因？
在每一个新朝代走上正轨之后，只要继承制度不受到挑战，总会有一个人被送上皇帝宝座履行帝王职责，而不管他是否已经准备好，或者能否承担这一职责。万历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十岁登基，生母李太后教子甚是严格，和现在的父母们“望子成龙”的心态有一比。五更天时就亲自叫皇帝起床。她还找遍整个朝廷为皇帝选择了一个好师傅――张居正。所以，当万历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每日的寅时去听张先生授课。寅时大概就是现在早晨四五点钟。张先生也是位称职的好老师，对小皇帝的授课一丝不苟，一旦万历皇帝在背诵经史课本时有错或是打瞌睡，张先生一定会以严师的身份加以斥责，甚至是罚打手板。除了张居正外，万历的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和一个侍读，都是张首辅一手任命的。正因为这种经历，在万历皇帝成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对张先生非常敬畏。然而这种敬畏感也并非自始至终表现为对张先生的爱护。多年以后，张居正被清算，他也为对小皇帝的铁面无私付出沉重的代价。万历皇帝想起幼年与张先生上课时的情景，不时有一股怨恨。童年时的阴影也为万历皇帝日后的“罢工”埋下了伏笔。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此。“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国本问题。也就是立哪个儿子做太子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大臣们的意见是完全不一致的，这就直接导致了万历皇帝后来的种种消极对抗，甚至家庭悲剧。
1582年是万历皇帝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三月，他曾在一天内册封了九位嫔妃，其中就有一个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她就是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即后来的郑贵妃。郑贵妃当时不过14岁，然而万历皇帝却对她一往情深，并且至死不渝。
郑贵妃喜欢读书，却不像其他的妃子那样对万历皇帝只有敬畏和服从。在某种意义上，郑贵妃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皇帝，而是当成一个男人来看待。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参佛，甚至把他们愿意死后同穴的誓言书写下来放置在锦盒中。
爱情让万历皇帝对郑贵妃许诺将他们的儿子封为太子。然而自小受到的这种纲常伦理教育在万历皇帝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他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真正履行这一诺言。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竭力维护与郑贵妃爱情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在立太子一事上有意识地与群臣对抗。而这种对抗的极端表现便是经常不上朝。而大臣们又太过于食古不化，尽管皇长子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外戚做支撑，立皇长子为太子于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大臣们偏偏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
本来，大臣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这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明代，大臣因直谏被杖死、瘐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即使被当廷扒下裤子，打得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地上疏。这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种观念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约束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劣，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
而万历皇帝从小就受到严师良母关于帝王之道的教导，他知道大臣们是对的，但是感情上他却万万不能接受。同样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皇帝不一样，他只能极不情愿地屈服于群臣，甚至用撒谎和拖延时间这样近乎无赖的手段来搪塞群臣，口头上说明年就立皇长子为太子，却不讲信用地一拖再拖。万历皇帝寻找的借口之一是皇长子的生母是宫女出身。当外廷对此事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中的慈圣皇太后李氏（万历皇帝的生母）也有所耳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有一天，万历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母子之间发生了这样一场对话：
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称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
万历皇帝回答：“他是都人（宫中称呼宫女为都人）的儿子。”
太后听了心中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下点到了要害。原来万历的生母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以宫女身份为隆庆皇帝生下了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才晋封为贵妃。万历皇帝自知理亏，如果因为宫女所生不能册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皇帝。听了母亲的训示，他惶恐万分，伏地请罪不已。太后训示的压力超过了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朱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被立为太子，郑贵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的阴谋之所以没有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当然，万历皇帝迟迟不立太子，还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他的正宫娘娘王皇后身体虚弱，长年疾病缠身，万历皇帝认为她肯定会死在自己前面。待到她死后，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立郑氏为后，那么她的孩子就可以按照立嫡的原则自然而然地成为太子，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个百病缠身的王皇后竟然死在万历皇帝的后面。时间一年年过去，万历皇帝眼看就四十岁了，众臣劝立太子的奏章更多了，万历皇帝看着拖不下去了，只得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时朱常洛已经二十岁了。
也许这就是天意。这场无谓的君臣间的较量旷日持久，消耗了万历帝励精图治的决心，所以他消极反抗，认为既然辛辛苦苦当个明君，百年之后，最心爱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远在一起，反倒是与那个毫无感情、与自己有一段痛苦记忆的宫女长伴地下，那也就没有必要勤于国事了。
所以，他不理朝政，他贪财，也许都出于这么一种报复的心理，既然拗不过你们，百年之后我也将永远痛苦，那这江山还好好治理做什么，最好是把天下的财富都搜刮来送给小儿子，至于江山被弄得千疮百孔，最好留一副烂摊子给老大去继承好了。所以他不问朝政，只顾拼命搜刮财富，重重赏赐福王（即郑贵妃之子）。他深居大内谁也不能见到他，只有小儿子福王可以。
也许这正是变相地传天下给小儿子。至于国家的情况愈来愈坏，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不危及到自己生前就行了。你们不是非要他继位吗？好，正好留副烂摊子给他，这就是对固执的大臣们和上天命运安排的报复。
所以，无论大臣们多么沉痛地指出形势危急，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天下将有陆沈之忧”时，他仍然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著名学者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消极怠工”了，这应该是一种从报复中获得快意的变态心理。万历帝也许是故意要如此的。
直到1620年，万历皇帝以57岁的年龄驾崩时，他也始终没能给他宠爱的郑贵妃他想给予的一切。他们死后同穴的誓言也成了一句空话，而陪在万历皇帝身边的是他一生中从未爱过的孝端皇后王皇后，而他所深爱的郑贵妃则在死后被孤零零地安葬在另一处皇陵中。所以，直至生命的终结，万历皇帝也没有放弃这种“消极罢工”式的对抗。
除了上述的国本问题之外，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神宗之所以怠于临朝，还有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当然，身体虚弱是他个人过度沉迷于酒、色、财、气造成的。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他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神宗找了个其他借口把雒于仁革职。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辩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实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酿酒，又不禁止群饮，所以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
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儿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在这一点上，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儿相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确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以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达指令。万历三大征中对边疆大事的处理，也是用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的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大臣们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了。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理朝政，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作就可能陷于停滞。
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
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定论是这样表述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