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和有着民族气节的人。国难当头，他摇旗呐喊，写下大量的抗战文学作品，以致上了日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不得不离开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
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和有着民族气节的人，他虽然是一个不过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派别和文学团体的人，从来都是“孤军奋战”，但在爱国和抗击日军的侵略上，他从不后人。他认为这不是政治，这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和关键时刻，他愿摇旗呐喊，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不仅是这样说了，也这样去做了。父亲在《写作生涯冋忆》中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冇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的确，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后，他立即就开始写抗御外侮的文字，小说、诗、散文，都在大力宣扬抗击侵略，民族自强。《太平花》这部小说，很能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此作连载于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这原是一部反对内战，控诉军阀争夺地盘，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说，但是小说连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父亲有感于此，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动？报社的编者也有同感，写信来问父亲，何以善其后？父亲考虑只有两个办法，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干脆，把这篇“夭折”，另写一部。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采用了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8回起，父亲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是个大翻个儿，比另起炉灶要难多了，父亲费了大力气，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的笔，父亲果然是倚马才高的人，这样的陡然的大转弯，他居然不落痕迹地改写得顺畅自然，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事变成：由于外寇侵袭，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全书写完，共36回。到出版单行本时，又把描述内战的那一段删去8回，补写两回共缩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书局负责人也到了重庆，告诉父亲此书是被日伪查禁的，还带来了原书，请父亲审阅，准备在内地印行。不想父亲再看此书时，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为书中描写的抗战军事行动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版，会让经过了8年抗战的国民笑掉大牙的，所以迟迟没有动手。1年后，抗战已接近全面胜利，父亲认为必须要对这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民族保卫战进行反省和深思，虽然我们要讴歌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但是也不该忘记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的地步。因此，他又来了个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内战、削弱国本上。但是事隔十几年，当年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的具体素材已不大记得，而从前搜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战，早己不知下落，只好把内战的内容改为主角故事的发展，并将回体改为章体，30回删去10回，又重新写了6章，变为26章，于1945年5月出版。父亲告诉书局，今后出书，以此为准，并要求将纸型销毁。《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大事件，也反映了父亲在事变中的思想变迁，如果能把报上的连载，及第一次单行本、第二次单行本，都保存下来比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称姊妹花的是《满城风雨》，此书连载于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报》。这部书不仅揭露了军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恶，而且也揭露了“外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这里的“外寇”，当然指的是日寇。
这一时期，父亲创作的最主要御侮小说，还应是《弯弓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使父亲感到可痛、可耻，于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这部《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
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张恨水序于北京，时为革命家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纪念，寒风怒号，黄沙蔽天，凄惨动人之际也。
我想父亲已经在序言中说明他写《弯弓集》的动机，本无需我置喙。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部书的出版日期是“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版”，出版者“远恒书店”。也就是说《弯弓集》从动笔到出版发行，离“九一八”事变只有5个月，离“一·二八”上海事变不到两个月。由于我所见有限，虽不敢说《弯弓集》是第一部反映国难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抗战小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抗战小说史，是极有意义的。父亲为了再次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他在“跋”中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恨水以糊口而治稗官之业，虽身长九尺，食粟而已。即言其文字，亦不过草间秋虫，月露晨风之下，自鸣自止，更何敢言思想之变迁与否？第以非战之人而作是战之篇，则其踌躇考虑，实不始于《弯弓集》。在吾方发表于报端之作，如《太平花》《满城风雨》二篇，已不惜推翻全案，掉其笔锋以是战矣。凡如此者，吾自认非矛盾之行动。盖以昔日中国内战不休，民无死所，吾人犹不非战，非仅为人道之所不容，而亦自觉置国家之创伤于不顾。
至于今日，则外寇深入，国亡无日。而吾人耳闻目睹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为世界人类所不能堪。于此而犹言非战，更何异率吾民束手就缚之余，且洗颈而就戮？不愿就缚与就戮矣，则发扬民族思想，以与来束縛来戮者抗，理也，亦势也，更何疑焉？兄弟有斗于室者，唾涕泣而道之，苟能息争，谦让之，拜揖之，可也。一旦明火执刀者夺门而来，视耽耽而欲逐逐，方将奴隶犬马我兄若弟，虽焚吾庐，流吾血，倾吾家焉，吾亦死而后已，犬马奴隶，所不能为也。《弯弓集》之作，亦如是而已矣。
父亲在“自序”和“跋”中的语言充满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父亲用了两个月时间创作的《弯弓集》包括《咏史》诗七律四首，《健儿词》七绝七首，短篇小说《风簷爆竹》、《以一当百》、《最后的敬礼》、《仇敌夫妻》、《九月十八》、《一月二十八》（再版时收入）：笔记九篇：《江湾送粥老妪》、《汽车夫胡阿毛》、《不歇劲》、《神枪手》、《盘肠勇将》、《两兵士》、《却里张》、《大刀队七百名》、《冯木匠》；电影剧本《热血之花》。
在小说里，父亲大力宣扬武装保卫祖国和民族精神；九则笔记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如把满载着敌人军火和4名日军的汽车开进黄浦江，人车同殉的胡阿毛，就是安徽人王亚樵的司机。父亲在书中赞颂胡阿毛爱国的英勇行为“诚不愧为中华儿女”！父亲在《健儿词》里高声赞美：
含笑辞家上马呼，者番不负好头颅；
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东万里图。
他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奋起抗日的中华儿女：
背上刀锋有血痕，更衣裹剑出营门；
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
笑向菱花试战袍，女儿志比泰山高；
却嫌脂粉污颜色，不佩鸣銮佩宝刀。
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为了《弯弓集》早日出版与读者见面，是他自费出版的，在父亲一生出版的小说和散文集，自掏腰包出书的事，只有这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不仅如此，父亲为了扩大宣传，他又把《弯弓集》中的小说、诗、剧本分别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还把电影剧本《热血之花》改编为同名小说，真个是用心良苦。然而在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却受到了钱杏邨先生的着意批评，说父亲写“国难小说”是“胡话”的“自我陶醉”，“是没有‘出路’的”。是不是“胡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钱先生的大作和《弯弓集》对比着读，还是饶有意思的。不过，钱先生在大作中有一句话还是准确的，那就是“张恨水在这一次事变中，写作的特别多”。其实父亲在“自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要在当时抗日小说尚不多见的情况下，“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出现“为民族争光之小说”。
不管别人对父亲如何批评，他都不作一声，没有时间，也不愿回答，仍然埋首写他的国难小说，巧的是上海的《申报》也来约他写稿，父亲以忙为借口，就谢绝了《申报》副刊《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的敦请，但周先生还在坚持，有朋友知道这消息后，好心规劝说：国内两大报纸的长篇小说全归你一人包办，自然是罕见的盛举，但也要考虑到别人的反映。这话说得有理，而且很诚恳，父亲就坚持不写了。但周瘦鹃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父亲写稿，父亲不得不让步。上海报纸的副刊界，向有“一鹃一鹤”之称，“鹤”就是上海《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鹃”则是上海《申报》的周瘦鹃先生。周先生不断写信要父亲帮忙，非常诚恳地要父亲看在友情的份上，为上海《申报》写一部长篇小说，父亲终于是情不可却，便为他写了《东北四连长》，连载于1933年3月4日至1934年8月10日的上海《申报》副刊《春秋》上。写这部小说是有些巧合的，父亲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是又非常想写一部反映东北抗日的军事小说。巧的是他有一位学生，当过连长，正好闲居北平，时常到家里来看望他。父亲便向他询问军人的生活及军事常识，而且还让他写了一篇报告。父亲在他的协助下，准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动笔了。小说最后有3位连长都在抵抗日寇侵略的东北战场上光荣牺牲了，这是有意给那些大人先生们一点讽刺。小说发表后，很受欢迎，著名硬派电影明星王次龙曾想改编成电影，终因时局日益严重，没有拍成。抗日胜利后，上海出版界要求出版此书。而父亲再看原稿，觉得对战争的描写还是幼稚可笑，于是又做了部分改写，把立意也做了调整，原书中的作战部分完全删去，着重描写由于日寇的侵略，逼得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最后归结于人道主义的感慨，书名也改为《杨柳青青》，取自《随园诗话》中“杨柳青青莫上楼”的独句诗，此书1946年由上海山城出版社出版，3年内即重印了3次。
由于父亲积极宣传抗日，日寇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提出抗议，并上了日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父亲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