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脑溢血的病弱之身，在短短的几年间又写出了十几部小说，可见他顽强的意志和非凡的勤劳是多么惊人！
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当他架起老花镜，伏在案头，拿起铅笔，在垫着复写纸的红格纸上再度写稿时，全家人的心情都极其复杂，有喜悦，有感慨，有惊奇，更多的是敬佩！还是那位跟随在我家几十年的哥哥乳妈说得好：“张先生又写书了，太好啦！”这句话说出了全家人想说的话，让人喜极欲泣。在这里顺便交代一句，父亲原来写稿用毛笔，因毛笔书写只有一份，交出后，就没有存稿，所以1940年后，就改用铅笔垫复写纸，就可以一稿两份了。
原来，父亲想写一部反映北京小杂院生活的小说，想通过一个小杂院，来描绘北京解放后的变化，书名定为《半年之间》。然而他写了几章后，自己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一直有病，对新生活不熟悉，写出来也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后，他决定放弃这个构思，另选题材。在经过苦思后，他想到了民间传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是个很不错的想法，因为尽管梁祝故事己是家喻户晓，但大都是以戏曲的形式，传播于舞台上，或是以唱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父亲虽然也没有用小说的形式写过民间传说，但是他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而且他还写过像《水浒新传》、《中原豪侠传》、《剑胆琴心》等历史小说，因而写起这种历史传说，是游刃有余的。但是为了把这个传说改编为小说，父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搜集了许多资料。马彦样叔还送来了有关这一题材的各种地方戏剧本。父亲详细地研究了30多种文献，甚至对故事的时代晋朝，都做了一番研究，对衣饰、用具等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经过了两个月的准备，从8月才开始动笔，写了两个月，完成了初稿，他自己读后，觉得不满意，便又进行了修改，前后修改了十余次，这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还是少有的事。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完稿后，从1954年1月1日开始，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一炮打响，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海外的各华文报纸纷纷转载，侨胞读者纷纷来信，报社负责人向父亲表示了谢意和祝贺。这次成功，使父亲受到很大鼓舞。连载后不久，香港文宗书店就推出了单行本，父亲在序文中说：“还没有成熟的原稿，香港的报纸刊出后，据说反应良好。华侨报纸转载的很多，这简直是一种‘不虞之誉’了。”同年秋，北京宝文堂也出版了单行本，是父亲康复后也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书，是很有纪念意义的。父亲的老友邵力子先生和我们住在一条胡同里，一次他来看望父亲，父亲很高兴地把港本《梁山伯与祝英台》送给了他。
《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热烈欢迎，使父亲的创作题材转向了历史传说，在海外读者的热情敦请下，他又为香港《大公报》、《中国新闻社》和国内出版社撰写了《白蛇传》、《秋江》、《牛郎织女》、《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逐车尘》、《重起绿波》、《翠翠》、《男女平等》、《凤求凰》以及现代题材的《记者外传》等12部小说。这些小说都是历史民间传说，而《逐车尘》则是从断句“候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半首诗触发而创作的，我想说的是，父亲只从仅有两句的半首诗中，演绎出一部十几万字的小说，可见他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记者外传》与上述各种小说不同，它是以父亲的亲身生活为依据的，通过描写一个记者杨止波从安徽到北京就职的经历，反映了民国初年北京的社会众生相，而且详尽地介绍了当时北京报界的形形色色，可以说是与《春明外史》遥相呼应的篇外篇，不仅可当做民国初年的野史看，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民国新闻史的翔实资料，供我们研究中国新闻界民国初期兴起的形象教材。
当然，由于是父亲的病后，他的记忆力与精力都大大减退，这些小说的技巧与文字水平，都远不能和病前相比。我想说的是，他以脑溢血后遗症的病弱之身，在短短的几年间，又写出了十几部小说，可见他顽强的意志和非凡勤劳是多么惊人！
从1955年开始，父亲的旧作《八十一梦》、《啼笑因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陆续出版，我家的经济状况也有了好转。父亲有了稿费，就不愿再领文化部的“薪金”，对于自己病后的“只拿钱，不做事”，既不顾又不问“顾问”一职，深惑不安，于是就在1955年，父亲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先生，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解放后，靠稿费生活的专职作家，父亲是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