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主任李嫂说：“张先生家我知道，他们是好人，除了书没别的！”由于街道的保护，我们家居然成了浊浪袭来的避风港，父亲才得以“安全无恙”。可见在阴晦凄冷的风雨中，也仍有浇不灭人性之光！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处处都透露出肃杀的寒意，报纸上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不少人都处在一种慌恐和困惑中，我家自然也不例外，终日忐忑不安。大舍妹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去四川参加“四清”运动，原说是一年，但日期已满，但仍回京无望：二舍妹为迎接大学毕业，己随中央美术学院去河北邢台参加“社教”：我和内子也将去甘肃参加“四清”。此时的父亲在三次脑血管痉挛后，更加虚弱，每次都是昏迷不醒，一住院便是月余，医生早已嘱我们准备后事，但每次他都以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大病后的他，行动和说话都愈加困难。家里也显得很冷清，父亲终日闷坐书房，与《四部备要》为伴。虽然照例，晚饭后我和二家兄还是到他的小书房闲话，但由于心情不好，人也少，失掉了往日的欢乐。
一天下午，大约是3点钟。父亲在屋里看报，忽然听他惊叫一声，又见他踉跄奔出门外，手里拿着报，我听他口齿不清而又着急地对我说：“你看，邢台发生地震了！你快到蓉儿的学校打听消息，快，快……”我怕他着急，立即骑车赶往中央美术学院打听消息。听校方负责人说，学生所在地离震心较远，波及不大，学生安全无恙。我回来看见父亲正站在院子里等我，等知道二舍妹安全的消息，他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到了屋里。后来听家人告诉我，父亲在等我消息时，一直焦虑不安地在院子里徘徊，让他回屋，怎么也不肯，父亲在严肃的面孔后面，却是一颗慈爱的心，父亲在给大舍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
明明吾儿：
我在4月13日傍晚五点十几分，接到你亲笔信，非常高兴。你说的你在青年有一番贡献要献给国家，是呀！我非常同意你的主张。我现在（是）72岁的人。说我落后，我也承认，但你们要前进，我绝不能在后面拉你们的后腿。你们放手前进吧……
前日发动（表）一个消息，河北邢台几县五点十几分，发生地震，有好几县人畜颇有损失，我听了这话，顿时就急得什么（似的），赶快就命伍哥向中央美术学院打听，还好，一会儿美术学院向各家发通知，邢台县发生地震，学生都无事，你那儿想必吃了一惊。信尾忽然看有你一首七绝，你押韵押得都不错，只是平仄调换的不对，这不要忙，用心学一学就会了，等你回家来慢慢儿学吧。此祝进步
我写字还是不行，这封信写了我一夜。
父 恨水书 四月十六日
父亲在得知我即将去参加“四清”时，给二舍妹一信：
蓉蓉吾儿：
你寄我的十一日信我已经看过了，我的钱已经交给你伍哥的手中，伍哥表示昨日是星期日，星期一准交给你学校，我想你学校准给你寄吧。你伍兄也是要走的，要到的地方是甘肃静县（伍注：信误，应为宁县），在陕西交界的地方，搞的是“四清”一半年才能回来，大约你二人不会回（会）面了。此祝
进步
父 恨水书 二月二日
孤寂病弱的老父想念两个在外地的妹妹，关心她们的生活和健康，给她们写信是老父晚年生活的慰籍。我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一生有个习惯，寄信和邮稿从不假手于人，不管回复一素昧平生的读者普通信函，还是给报社寄发稿件，他都要亲手送到邮局或放进邮筒。从我记事时起，就是在避难山村抑或回到北京，他都是如此。从这小小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忠诚守信和严肃执着的职业道德。当他每次给妹妹写完信，都要迈着行动不方便的双腿，由我陪着他去附邮。寄完了信，父亲便数着手指，盼着妹妹回信，有时回信迟了，他便辗转难眠，在给大舍妹的一封信中，曾经描述过自己思念女儿的心情：
明明吾儿：
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知一切，我非常地挂念……
说起来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着，半晚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你工作还没有了，工作了时同我写封信来，千万千万……
读者诸君，请想一下，一个被病魔缠身的70多岁的老人，思念女儿竟会深夜哭湿了枕头！为了告慰外地的女儿，老人颤抖着手，艰难地握笔，亲手写信，竟写了一夜！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会为之感动得泪下。
1966年7月，我们工作组奉命中断了甘肃的“四清”，回到北京。刚下火车，在火车站还没有御下行装，耳畔就响起了“打倒”之声，有人已被“揪”出来了。过了不久，就是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八月恐怖”。在这不正常的日子里，是非完全颠倒，父亲的老友无一幸免，全都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这些事情，我们都瞒着有病在身的父亲。兄妹们用温情织成了一张薄薄的纱网，遮围着父亲，不让他受到外界的刺激，因为他太虚弱了，经不得半点伤害。尽管是无“班”可上，但是每天我们还得到单位去“搞”批斗，每天早上去，都是提心吊胆，因为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被“揪”出来隔离审查，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匆匆赶回家。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才算松了口气。
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附近高喊“打倒”、“砸烂”的喧嚣声浪，还是时时传进我家的小院。紧挨着我家的左邻右舍都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听着隔壁传来的叫骂声、鞭打和翻箱倒柜的嘈杂声，让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们实在害怕“红卫兵”走错了门或是兴之所至，来“造一下反”，年老病弱而又倔强的父亲，不知会有什么冒犯的举动？那后果是太可怕了。天真年幼的小弟弟则在院里高唱革命歌曲，虽然遭到家人的制止，但是我们懂得他是在用天真可笑的幼稚行动来保护父亲，也可说是“用心良苦”。
疯狂的抄家之风，愈刮愈烈，父亲的书如《四部备要》及他著作，按照那时的标准，不是“毒草”也是“四旧”，无疑都是“破”的对象，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
父亲的书太多了，藏也无处可藏，扔也无处可扔，送也无处可送。那个时候，人人自危，个个害怕，谁都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际，这些书会给你带来满门查抄之祸，避之犹恐不及，谁敢惹火烧身？胆小一些的亲友，把父亲的书都烧了，就连一位在我家40多年的老奶妈，也不敢收藏它，说是农村也不安全，转移农村也行不通，只好把父亲的主要著作和他最喜欢的书藏起来，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了。父亲自己曾有句云：“手泽无多惟纸笔，”这是父亲一生的心血，一定要把它藏好，豁出去了，就把它藏在家里，不过我把书的封面撕了，父亲的诗稿集《病中吟》、《闲居吟》的封皮也撕去了，反正红卫兵是一群不学“有术”的造反派，一旦被“抄”出来，就说是我写的，也许能侥幸混过去，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父亲的这百十本书把我折腾苦了。内子帮我把书用油布包起来，藏在煤缸里，父亲说这样会弄脏的。我又把书藏在床底下，父亲又说这样会弄潮了。于是在这炎炎的8月，从早到晚，搬来搬去，弄得我浑身是土，浑身是汗。父亲跟在后面，总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最后，我只好把书依然放在旧书橱里，外面贴上白纸，算是“藏”好了。事后，我这“聪明绝顶”的藏书术，被全家传为笑柄，他们说“应该在贴上的白纸上，大书此地无书才能载进‘新笑林广记’！”我只能苦笑着说：“那时候人都吓糊涂了，自然做的是糊涂事！”
当时，父亲的主要著作由我保存，他手写的诗稿，由二家兄藏在他的办公室里，二家兄到湖北干校后，又转由我保存。其余的书，三家兄、大舍妹也曾分散地保存了一两本，免得一人出事，书被“一网打尽”。我把这上百本书，放在一个行李袋里，从此，我和父亲的著作便形影不离了。当时并没有想到他日再版，这是一个不敢奢望的事情，虽然日后它成了《张恨水全集》出版的基础。不过在那恐怖的日子里，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手泽，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财产”！要作为传家宝，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下来。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横扫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下，父亲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的被遺送回无亲无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刹海，而父亲却“幸免于难”，没有被当面批斗，甚至连家也没被“抄”，这种“奇迹”，看似意外，实则有因。首先是他所在单位中央文史馆的保护，因为按照当时是非颠倒的标准，文史馆自然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大家“彼此彼此”。于是中央文史馆把招牌摘去，嘱咐馆员们都不要来上班，让“造反者”无从寻觅。其二是父亲生性淡泊，不喜欢抛头露面，诚如他自己诗句所云：“如今悟得为人理，少向输赢角逐中。”加之有病，更是深居简出，风头不健，不是“首当其冲者”，正所谓“因病得福”。其三，也是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母亲的好人缘儿，母亲一向乐善好施，急人危难，凡是有求者，莫不慷慨相助，附近的左邻右舍，家家都得过她的钱与物相助，这就是父亲赞美母亲诗句所云的“遇人遥远给春风”的原由。尤其多亏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乡时，其夫在我家做厨师，在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回家接李嫂出来。而且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新衣，买了礼物，好让他体体面面地回乡。李嫂到了北京，母亲让他们夫妻住在我家前院，还不收房租，解放后，母亲又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可以开个小店为生。当“红卫兵”要来抄家时，上面已有规定，需“三结合”，就是经单位、派出所、居委会三方批准，李嫂在居委会对前来的红卫兵说：“张先生家我知道，他们是好人，除了书，没有别的！”由于街道的保护，我们的家居然成了浊浪袭来中的避风港，父亲才得以“安全无恙”。可见就在那阴晦凄冷的风雨中，也依然有浇灭不熄的人性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