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刷厂出来之后，我妈看我无所事事，整天在社会上混着，痛心疾首，就想让我去电视台打点儿零工。对此我非常抗拒，一方面正是叛逆的年纪，另一方面毕竟爸妈都在电视台，在那里当临时工实在有些丢脸。但我妈一直苦口婆心地劝，说你就先去干着，你看那谁谁谁、谁谁谁不都干得挺好的嘛。我被说烦了，也闲得皮痒了，反正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在没什么招聘也没什么指标的情况下，就去了电视台干临时工。只想混一天算一天的我从此走上了“电视不归路”，从摄像到记者到编导到制片人再到主持人，电视台的活儿，除了领导岗位之外，我几乎都干了一遍。
刚开始在台里当临时工，基本上就是打杂，干那些正式工不干或不屑干的活儿。每个电视台都有一些临时工干了很多年，虽没编制，但还一直干着。
我刚去台里的时候，干的是临时工当中最低级的杂活儿，通常都是接电话，给摄像机电池充电，扛背包机、三脚架之类。外出干活儿的时候，我就一路拎着摄像机，老摄像要拍的时候，我把机器递过去，人家拍完了，我再接过来继续拎着。跑一个月腿，工资和在印刷厂差不多，也是三百来块钱。不过，因为父母都在这个单位，我也比较勤快，所以大家对我都还比较好，有活儿都喜欢叫上我，活儿多了，钱就多起来了。
其实，纯粹打杂的日子没有太长时间。这期间，跟着老摄像拍片子，我也慢慢地学，没多久就学会摄像了。电视台的活儿里，摄像是最容易上手的，就看有没有人给你机会。老摄像们大多对我都不错，每当他们拍的镜头差不多够了的时候就会把摄像机交给我，让我随便拍点儿。慢慢地，编辑在剪辑的时候发现我拍的镜头还能用，到了下一次，老摄像就又多给我点儿机会拍。再后来，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选题，编辑们干脆直接让我去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独立拍片子了。再后来，通过跟在编辑旁边看剪片，剪辑我也学会了。最后，摄像、剪辑、写稿、配音，这一套活儿不到一年时间，我也差不多都掌握了。这样，我就又可以独立做片子了。
那段时间，我主要在体育组，那里摄像的活儿干得最多，包括体育赛事转播，也拍过一些小专题和新闻。记得第三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在南京举行的时候，我拍的几条片子还在省里得过好新闻一、二、三等奖。这对于当时的我已经是巨大的荣誉了。
在我的临时工生涯中有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一九九四年夏天，有一部纪录片叫《西域风情》，是当时文化部下属的一个公司投拍的项目，当时摄制组到台里来找摄像。老摄像们有的因为台里有栏目走不开，有的嫌时间太长，又在新疆拍摄，嫌苦不愿意去，而我是又能拍片子又肯吃苦又自由的人，就进了那个摄制组。
现在看起来，《西域风情》那个摄制组是个标准的草台班子。导演很懂新疆，但不太懂电视，三个摄像当中，一个是南京电影制片厂的，另一个是电视台的老摄像，还有就是我，当时我二十三岁。
其实片子拍得并不算好，只是拍这部片子给我留下了特别重要的一段回忆。我们在新疆一共拍了三个月，要跋涉于高原、沙漠、冰川，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另外两个摄像都是分别参与了一半，我是唯一一个从头拍到尾的。当时我跑遍了全新疆，行程三万多千米，以至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新疆的地理比对江苏还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