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传真》办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记者后业务能力提升最快的时候，我的综合电视业务能力就是在那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正是有了这基础，当我坐到了新闻主播台上看片子时，我才能告诉年轻的记者，片子哪里可能有问题，才能告诉观众，我关心片子里的哪一个细节、我有什么看法。
1、从编导到制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央视的《实话实说》、《焦点访谈》还在大红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谈话、采访类节目（中国电视这毛病现在也一样）。于是《都市传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个以骂我为乐的主任搞了一个新节目叫《走进直播室》。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他走到哪里都要把我带上，同事们都说：那是因为主任骂别人没什么感觉，不像骂你那么酣畅淋漓，主任离不开你了。于是我成了这个栏目的编导，收入虽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发一次工资（那是江苏电视台最低谷的时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儿出生了，我的日子又开始过得紧紧巴巴了。
说实话，我不喜欢《走进直播室》，这也是我在江苏台参与过的所有栏目当中最不喜欢的一个。这是因为，本来我就没觉得《实话实说》有多好，更别提“山寨”《实话实说》的栏目了。当时央视一帮电视人创办了《东方时空》，里面不少子栏目我都挺喜欢的，比如《面对面》、《生活空间》。唯独同期出现的《实话实说》，我觉得那是一个评价过高的节目，尽管当时崔永元给了中国观众一点儿惊喜。《实话实说》——这个名字当时多震撼啊，但内容真的同样震撼吗？当时那批中国电视人喊出了诸如“要影响国策”的口号，但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梦。
在传媒发达的西方国家，类似《实话实说》的脱口秀节目最大的话题来源无非是政治或者娱乐八卦，但在中国这两个话题都不可能放开谈。我看了几期《实话实说》，都是什么“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谈左撇子的生活）之类的——这种话题的“实话”又有多少价值呢？于是在《走进直播室》，我们整天找的也是诸如“城市公共厕所太少”、“打折骗局”之类无病呻吟的话题。话题定下来后，得找三四个嘉宾上节目，然后我就根据邀请的人写台本：节目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谈什么，话题怎么递进等。有很多次领导看了我的台本后说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写话剧啊？”本来谈话节目就不需要什么台本，是领导非要看台本，我怎么办？
很快我发现，台本真是不用写的，因为这种节目如果请对了嘉宾，你什么都不写，人家也能说得很好，要是请的人不对，台本写得再好，节目也死定了。有一次，有个话题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嘉宾，我就自己上了。主任又说：“你那么想出风头吗？”我没吭声，剪片子的时候我发现，除了自己讲的还有点儿意思之外，其他嘉宾的话我都想剪掉。就这样，我当过几次节目嘉宾，逐渐上了瘾，一来不必写台本了，二来还能多挣两百块嘉宾费。
就这样混了一年多，主任没少骂我，说我做的片子跟屎一样，但这并不能让我沮丧。让我沮丧的是，那时的江苏台财务状况糟糕到了极点，一线记者、编导们半年才能报销一次。那一年我穷得跟什么似的，口袋里永远没有钱，抽屉里永远装着厚厚一堆等待报销的发票和稿费单。一想到那个年代，再想想今天的生活，简直就是——天上人间！
终于有一天，《走进直播室》停播了，我很高兴。我被调到一个新开的体育新闻栏目干老本行——尽管我并不懂体育，但还是高兴了一阵。更让我走狗屎运的是，去了没多久，那个栏目的制片人就被提拔了，调走了，栏目组剩下的人里面就我一个是正式工，其他都是临时工。于是在领导们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当上了制片人。
2、新总监高抬贵手
当了一年制片人，到二零零一年，台里领导班子大调整，景志刚成了我的领导。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景志刚是彻底改变我命运的人。当时景志刚调来我所在的城市频道任总监。一来就要求所有的栏目制片人重新报名，竞聘上岗。我生性懦弱，惧怕一切竞争，也不想去竞什么聘，就壮着胆子跑去向他汇报：“景总，我现在是体育新闻栏目制片人，你要觉得我能干，我就好好干。你要觉得制片人我干不了，我还可以干记者，干记者不行，我还可以干摄像，都可以。反正我就要在城市频道待着。”他没有任何表情地听完之后，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用竞聘了，继续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