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思涛之后，张继广竭力让自己气沉丹田，努力平静一下自己烦躁而不安的情绪，虽然此刻已经是子夜时分，他的大脑却极度地兴奋，毫无困倦之意，于是拿起毛笔，摊开宣纸，练起书法来。
尽管他一再警告自己，要沉着冷静，然而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烦乱和不安，还是表露在笔端，不知为何随手写了一个“静”字，可写了一半，就感得“青”字歪了，像一个人斜着眼睛在嘲笑他。立即又拿过一张纸，内心告诫自己，要真正地静下心来。然而，他拿着笔的手抖了起来，于是，他屏住呼吸，挥笔写了起来。然而，这个“静”字却更加不像样子，像一个人在发怒，又像啼笑。这时他忽然感到自己书法从没有过的臭，狠狠地将其揉成一团，刚想扔到地上，他犹豫起来，离开坐位，走到门外，将手里的纸团验了验，决定像投球一样，将它投进纸篓里。在这一瞬间，张继广的心情复杂起来了，人们在一些情况下常常用扔硬币的办法来预测某事件的成功与失败。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也想用手里的纸团往纸篓里投，用投进和投不进来预测黄效林的省城之行是否成功。
张继广这样想着，心里越发怦怦乱跳着。右手拿着纸团，对着纸篓瞄准了一会，将纸团投了过去。纸团在纸篓的边口上打了几个转，像篮球在球栏口边上晃了晃，最终还是摇摇摆摆没有进去，落到地上了。
于是张继广再次拿起毛笔，认认真真地写了安静二字。不管写得如何，他又将纸揉成一团，犹豫了片刻，又走到门外，拿出投球的架势，对准纸篓投了过去。好一个三分球！纸团居然连纸篓的边都没碰着，准确地落在纸篓里，他就像姚明进球那样激动和兴奋。
谁知道主人是为了练书法，还是为了练投篮，不知过了多久，纸篓已经投满了纸团，而时间已是凌晨了。虽然张继广在省级机关也官至正处级，或者说他曾经也想过将来是不是有机会再上一个台阶，处级和厅级那是一道非常难以逾越的分水岭。然而，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农家子弟，提拔到厅级干部的岗位，他没有多少奢望。省委在组建沂州市的时候，有一天省委组织部突然通知说省委领导找他谈话。他当时还有些不相信那是真的，可当他得知让他出任沂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时，他真的有点像做梦似的。后来市委决定让他去兼任杨县委书记，虽然县委书记只是正处级，可他内心却非常兴奋和激动。他知道，在中国最有干头的官就是国务院总理和县委书记。所以，当他第一次获得县委书记这个权力时，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大展鸿图的机会了。确实，在他担任县委书记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努力施展了自己的才干和抱负，他相信，等待他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位置，他还有更加重要的担子。谁会想到，在这关键时刻，居然出了上河村打死农民的事。他忽然觉得，难道自己真的气数已尽，他的人生颠峰就此戛然而止了吗？
黄效林省城之行毫无收获，他是不可能就这样无功而返的，他续继在托朋友、找关系，甚至不时地在打听两把“钢刀”的消息。
终于，在黄效林坐卧不安的时候，两把“钢刀”凯旋了！这个消息是蔡东明通过手机短信发过来的。与此同时，黄效林也正式接到张继广的通知，张继广并且告诉他，无论高志强是什么态度，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黄效林太了解张继广了，这个人特别容易走极端，他认准了事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可是这是什么事？岂是他张继广和他黄效林能够说了算数的！生杀大权掌握在人家高社长的手里。结出什么果，那得由高社长耕耘的，你张继广所说的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岂不是废话！
如果说黄效林前两天是领命而来省新华社的，那多少是有些盲目的，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的。然而，现在，除压力，他的心里连一点底都没有。他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堂堂的县委副书记，也会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
王东和宫强真的从石杨县采访满载而归了！
王东在回来的路上就和宫强商量着这篇重磅炸弹的文章如何写，他们完全没必要考虑石杨县的领导会怎么想的，因为在他们从事新华社记者的生涯中，还从没遇到过像上河村这样因为向农民收费而出现活活把人打死的情况。当然他们更不可能去想这篇文章会对县委书记张继广有多么大的杀伤力。他们想到的是，如何把这篇文稿写成高质量的，能引起中央高层领导对农村问题的高度关注的大手笔。
几天的采访，素材已经一本又一本，按照分工，当天夜里岗、道二人开了一夜的夜车，第二天上午一上班，他们就交给高志强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稿。
石杨县上河村死人事件早已搞得高志强坐立不安，当稿件一到他手里时，就立即看了起来。
不看则已，一看文章，高志强的心情就沉重起来，仅文章的题目就让他不寒而栗。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石杨县部分县乡干部横征暴敛乱棍打死打伤农民》。而且，文章言词激愤、火药味极浓。如果这篇文章一旦在“内参”上发出去，中央最高领导一定会拍案而起，立即执成相关部门严肃查处。不仅对相关当事人严惩不待，还有可能处理一批市县领导干部。
看完了稿子，高志强静静地沉思了许久，他发现文中材料的来源全部是农民一方的观点，对县里的意见都很少能触及，至于沂州市委，石杨县委以及省委对此事的态度更是只字未提。作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省新华分社的主要领导，虽然对自己队伍的素质，对每一个记者的水平他是了如指掌的。但是他想了又想，石杨县长坝乡打死了农民，老百姓出于一时的激怒和同情，而岗、道两人目睹了那些凄惨的现场，一时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而且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也是新华社对记者的严格要求。
于是，高志强立即拨通了黄效林的手机。
“老黄，你别活动了，我知道你还在省城，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想听听你们和记者双方的意见。”
关掉手机，黄效林似乎感觉到一丝兴奋，甚至看到了一线亮光。他不得不从内心佩服高志强的敏锐和深沉。或许高社长太看透了他，太了解他们这些基层领导干部的难处，现在分社领导给他说话的机会，他必须据理力争。
黄效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高志强的办公室，不知为何，觉得不仅自己此刻正行走在刀刃上，而且，张继广，甚至郭玉顺都将命悬一线。或者说，这道大门，就是他们成功与失败，政治上的死与生的一道关，一道人生的分水岭。
说实话，自从他到石杨县之后，他也和许多媒体打过交道，但面对高志强这样正厅级高级领导干部，这还是第一次。黄效林的心里除了崇敬，当然还有几分胆怯和紧张。
无论从职务上来说，还是此行的目的，黄效林都处在劣势和被动地位。只是见了高志强的办公室后，高社长还是十分客气的。不仅笑容可掬，而且态度和蔼，更看不出任何火药味。留给黄效林的第一印象是，高社长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高级领导干部。黄效林把早已准备好的高级香烟拿在手里了。
黄效林取出香烟，正在往外抽的时候，高志强指指办公桌上“谢绝敬烟”的牌子，黄效林忙把手缩了回来。
还没进入正题，高志强办公室的门轻轻地被推开了，黄效林一抬头，进来两个人，正是王东和宫强。黄效林一愣，不觉全身一阵不寒而栗。不过他还是立即站了起来，急忙伸出手。嘴里不停地说：“岗记者，道记者好，二位辛苦了。”
黄效林知道，他将要和“钢刀”针锋相对，刺刀见红了。也许这是一场面对面的肉搏，你死我活的大拼杀！
大家坐定之后，高志强并没有开门见山地问题石杨县上河村打死人的事，而是从石杨这几年的发展聊了起来。自然黄效林早已把张继广上任以来的主要成绩评功摆好一番。
“汪副书记，你能如实告诉我，你们长坝乡今年夏季每个农民要交多少负担款吗？”王东突然严肃起来了。
黄效林想了想，说：“人概100元左右吧！”
王东说：“这可是你说的，仅夏季一季，你们就让一个农民负担100元，而你们周围的县每年一个农民不超过200元。”
黄效林一时无言以对，他的脸一下子变得蜡一样的黄。他在朝王东短短的一瞥之中，心脏狂跳起来，王东的问题如同给了他当头一棒。
王东又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夏季粮食减产，粮价又低，农民难以承受吗？除了村提留、乡统筹、农业税外，还有道路建设费、猪头税、手扶拖拉机费等名目繁多的税吗，而你们县何止是长坝乡，还有其他许多乡，乡村组干部到农民家扒粮抬物的事不断发生，你们县委、县政府没有责任？”
说实话，当时黄效林只觉得全身冒汗，没想到王东和宫强把他当成乡里的副乡长，连一点面子也不留，死死地将了他军！黄效林不知道此时他的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他只希望自己立刻逃出去。
面对被记者问得无言以对的县委副书记黄效林，那样子让人想到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坐在一旁的高志强，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他知道，无论是张继广，还是黄效林，身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级领导，自有他们的难处，而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作为新华社的一名负责人，在保证稿件事实准确的前提下，总希望稿件的影响力越大越好，但他知道如果按照岗、道二位的原稿发出去，张继广的政治生命将戛然而止。甚至连市委书记郭玉顺的省委常委也可能被搁浅下来。说不定还会牵涉到一大批县乡领导同志。想到这里，高志强不安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