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有信是做人的起码准则，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不讲究诚实守信，都将被人们所唾弃。诚信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品质，养成诚信的习惯，是为人为事的基础，是青年人要成大事者必备的要求之一。
以诚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讲信义又是为千百年来正义之人所赞赏的诚信，已成为做人的准则之一。中国人把诚信立为处世之本，崇尚诚信。青年人做人做事，也要讲“诚信”二字，养成诚实守信的习惯，在事业上用这种习惯来工作，方可迁应人们的这种心态和中华的传统美德，在竞争中取得胜利。
魏晋时有个叫卓恕的人，为人笃信，言不宿诺。他曾从建业回上虞老家，临行与大傅诸葛恪有约，某日再来拜会。到了那天，诸葛设宴专等。赴宴的人都认为从会稽到建业相距千里，路途之中很难说不会遇到风波之险，怎能如期。可是，“须臾恕至，一座皆惊”。由此看来，诚是一个人的根本，待人以诚，就是信义为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化万物，也就是所谓的“诚则灵”正是说明了诚的重要性。相反，心不诚则不灵，行则不通，事则不成。一个心灵丑恶，为人虚伪的人根本无法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所以，荀子说：“天地为大点，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智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明人朱舜水说得更直接：“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故曰：君子诚之为贵。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诚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盗名矜得计哉？”所以，诚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只有做到内心诚而无欺的人才是能自信，信人并取信于人的人。
中国人特别崇尚忠诚和信义，因为诚信是为人处世的根本。而“信、知、勇”更是人自立于社会的三个条件。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信”是一个会意字，“人、言”合体。《说文解字》把信和诚互为解释，信即诚，诚即信。古时候的信息交流没有别的方式，只能凭人带个口信，而传递口信之人必须以实相告，这就是诚或信的本义。“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这是中国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的立身处世之本。靠这样一个道德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和西方的契约精神有所区别。中国是靠礼义行事的德治国家，言行靠自律与自省。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法和刑是同义的，因此遇到问题不是靠打官司去解决，而是靠协商解决，在相互谦让的基础上通过调解达到一致，不希望闹到“扯破脸皮”“对簿公堂”的状态。有些受骗上当的人往往在事后是采取忍让和不再交往的办法，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并未改变，依然坚持用诚信的态度处世为人。靠道德的约束而忽视法制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然而，“诚信”在法律化的前提下随着社会的文明的发展而被推进，而在人们相互的交往和所发生的关系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中华民族的道德史中对人的要求是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也难以比肩的。青年人要成大事，就要做到诚挚待人，光明坦荡，宽人严已，严守信义。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和支持，从而为事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孔子的弟子曾子有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作为一个有德行而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做人的美德。与朋友交要诚信。“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为官从政要“谨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个做事做人均无信的人，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因为人们均是不齿于那些言而无信的人。所以，孔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离不开诚的，诚是信的基础和保证，诚挚待人，就能严守信义。《庄子·盗跖》上讲有个青年叫尾生，与某女子相约于桥下，女子未来，大水突泄，这青年竟抱梁柱而死。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当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约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实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真理、正义和公平亦是诚信的原则和标准。如《管子》云：“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朱熹也说，人与人要约“合义则言，不合义则不言。言义，则其言必可践而行之矣！”这就是说“轻诺寡信则殆”。在动荡的社会中，人心叵测，因而背信弃义的事也是经常发生。食言而肥的人，所在多有，又如张仪苏秦的故事。又如春秋战国的“盟誓”之风，其无信义可说是朝令夕改，一日三变。因此，“求事”、“要约”、“做人”，信与不信，当看合不合理、合不合义；不合理、义，就如孔子所说：“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轻言寡信，如苍梧浇娶妻而美，让于其兄；尾生笃信，水至不去而死，这种不合理义的迂腐诚信，只能是有害无益，连古人也已有非义，今人又何足取？在解决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文、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矛盾，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提高民族凝聚力，振兴国家，安定社会，亲睦家庭方面诚信美德均起了非常积极作用。如周公恪守臣道，匡扶幼主，忠诚不渝，虽有流言，诚信不惧；齐桓公夹谷之会，许返鲁地，信及诸候，因而成就霸业；晋文公楚地得信，遵守诺言，退避三舍，成为千古美谈；邓训、种世衡以诚信扶慰诸羌，诸葛武候鞠躬尽瘁，并七擒孟获安抚南方，边疆的稳定和民族的安居乐业均是由诚信取得的；陆抗、羊祜，互为敌国，而能以诚相待，各自保境安民；朱晖、范式、卓恕一诺必践，不让季布。至于曾子杀猪取信于6岁儿子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民族精神的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是人人传颂的美德，也是青年人应该养成的习惯，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的东西，并在自己的前进之路上支用起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事，相信这样的青年人定是人群中的佼佼者。
青年人要成为事业中的先锋、领头人，就要有过人之处，不但智慧上如此胸襟上品德上更要如此。只有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人才会以诚信为本，做一个正直的成功者。
做这样的人，首要的是敢于直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夸大，不缩小，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是世故圆滑，近似虚伪。说空话，说假，骗人，奉承话，是诡诈阿谀。这些都是与坦率直言相对立的，是为人所不齿，所厌恶的。
坦荡磊落，本于正，本于诚。坦率诚直的准则是公正，而正直的保证亦是坦诚。在公正忠诚基础上的直言、争鸣、劝谏，才能直而不狡，鸣而不诡，劝而不害，才能起到坚持真理，弘扬正义，抑不平，除邪恶，纠谬误，去诡诈，匡扶正义的作用。否则，没有标准，就会如孔子说的“直而无礼则绞。”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所适从的局面。或者会借争鸣而哗众取宠，假直言而互相攻讦，争权夺利，则属于做人的不坦白之处。
在中国古代，对于君臣关系的处理上一个人的坦白襟怀更起着巨大作用。荀子《臣道》中讲：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诌。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者，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之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忠，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实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蛊主惑君以为己贼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
西方人常讲：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国人也是这样，忠君在其次，为国为民才真正的忠。“从道不从君”，做人做臣就要光明磊落。由于汉武帝脾气不好，同时又是好大喜功而又喜欢征伐的人，所以大多数的臣子对他是极力讨好。但有一位叫汲黯的大臣偏不这样，被世人传为佳话。
汲黯在武帝时官至右内史，列于九卿，属于权臣。性情倔强耿直的汲黯容不得坏人坏事，所以往往是有话当面说，不徇私情。当时，大将军卫青的姐姐是皇后，汲黯见他时也不下拜。有人劝他：“大将军这样尊贵，你不可不拜。”汲黯就说：“就因为大将军有一位见着他不下拜的客人，他便不尊贵了吗？”让劝他的人听人也感到很难堪。武帝常常招集文学儒者，在一起说一些仁义道德的话。有一次朝会时，汲黯对武帝说：“你内心里有那么多满足不了的欲望，口头上却说什么要行仁义，像你这个样子难道也想像唐、虞那样使天下大治吗？这一番话弄得武帝不仅无话可说，而且连脸色都变了。在场的所有人不禁暗暗地替他捏了一把汗，幸而武帝没说话。下朝后，武帝对身边人说。”真厉害呀！吸黯这股子憨劲“有人责备汲黯不该这样做。他说。”天子设置公卿大臣辅佐他治理天下，难道是希望大家都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只会阿谀奉承，把他往错路上引吗？我们这些人既已就其位，就应尽职尽责，如果人人明哲保身，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连武帝也说：古代有所谓社稷之臣，像汲黯这样子的大约也就差不多了。不仅历史上的有这些人，现代社会中的老一辈革命家诸如陈毅元帅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时，亦是仗义执言，对林彪一伙反革命两面派，大力反对，他做诗道：”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充分表明了革命者崇高的情怀与坦荡的人格。
那些做到直言，襟怀坦白的人往往是有着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古代中国，为了维护真理，坚持正义，保证国家社稷的安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个人安危而敢于犯颜抗争者不在少数，如比干、伍员、朱云、张纲、陈蕃、魏徵、寇准、包拯、海瑞、左光斗、顾宪成等。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者，他们所有的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敢以直言代表了民族的精神要求，同时亦体现了民族精神刚直不阿的本质属性。
历史上的先人们为青年人做出了榜样，我们不能丢弃这样的美好品质，所以要养成诚信的习惯，坦荡做人，在追求理想和事业的道路上襟怀坦白做事光明磊落，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为自己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即多检查自己而少指责他人，从而远离怨恨这句话是相当有道理的。唐武则天时，狄仁杰应召回京，被任命为宰相，与当朝宰相娄师德共同辅政。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是由娄师德全力举荐的。相反，他老觉得娄师德事事从中作梗，甚至怀疑前一时期自己遭受了政治暗算也与娄有关。因此他常在武则天面前指责娄师德的不是。对此武则天大大不解，终于有一天，她向狄仁杰询问道：“娄师德的品行究竟如何？”狄仁杰嘲讽道：“他带兵戎边时倒有过战功，其品行好不好我不好说。”
“那么他有没有善于发现和举荐人才的能力呢？”武则天又问。狄仁杰干脆地回答：“我和他一起共事，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对此，武则天微笑地拿出一份东西给狄仁杰看。看完后，狄仁杰不禁面红耳赤，原来那是娄师德的奏折。狄仁杰感叹道：“娄师德度量这么宽厚，我还处处疑心他，真是惭愧。”此后他主动接近娄师德，俩人关系日见亲密，共同辅政，相处得很好。甚至有一年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有人告了他的状，问他愿不愿意知道是谁告的。狄仁杰回答：“愿闻臣之过，其他的是不该我知道的。”武则天对他这样宽以待人的胸怀很感动，所以就一直很重用他，信任他。而狄仁杰也常注重向朝廷举荐人才，如桓彦花、敬晖、窦怀贞、姚崇、张柬之等人，位至公卿宰相者有数十人之多。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交往中出现的矛盾的道德准则之一是宽人、容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容人就要容人之过。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以及交往中，只有相互协调、宽容，才能很好地相处。诚然，每个人身上均有优点，但不可否有些人的毛病是非常的令人讨厌。这时如果能够待人以诚、待人以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就会把工作做得更好，切不可争一时之短长。俗话说：紧逼半尺山穷水尽，后退一步海阔天空。
刘邦曾在不同的场合中对他的大臣们说这样的话：论领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休养生息、转运粮草，萧何功劳最大。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在前方不会打仗，在军中不会出奇制胜，在后方又不会搞后勤的人却驾驭着一帮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才成就了帝业。“宽则得众”，假如他没有宽广的有容乃大的胸怀，也许他将一事无成。相反项羽的本事很大，万人不敌，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可说英雄盖世。但他有一谋士范增却不能用，气量小耶，只能“无颜过江东”，自刎于乌江。还有《西游记》里的那位唐僧，除了会念经外什么本事也没有，但他的诚心和宽厚却使三位本领高强的徒儿慑服于他，并完成了去西天取经的大业。
荀子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的力气不如牛大，跑起来没有马快，但牛和马却被人役使，为什么呢？“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能够合作是荀子认为的根本原因。说得理论一些：人的社会是由各种人和人之间各种关系组成的，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做不成任何事。移山填海，上天入地，创造出许多伟大业绩只因为人能“群”而造成的。人的这种善于合作，善于协调的特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就个人而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是能否与人合作。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合作就是守信用。”
我们要与别人合作，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守信用。假如甲有管理才能，乙有一笔资金，有了这两个条件，两人就有合作可能了。但是两人未必就能合作成功，还必须有一个信任关系。比如甲拿了钱，得让乙相信他不会挪做它用，更不会逃之夭夭。所以我们东方最申的信贷关系是发生在本家族之内，需要有可靠的保人。
守信之人，别人就愿意与他合作。有一个美国孩子，他父亲早逝。他父亲去世时留下了一堆债务。若按常规，欠债人已去，把他的商品拍卖分掉，债务差不多也就算了。但这个孩子一一拜访债主，希望他们宽限自己，并保证父亲留下的债务分文不少地不掉。后来这孩子早然历二十年之功，把你亲留下的债务，连本儿带息，分文不落地全还了。周围的人都非常感动，知道他是一个可靠之人，也就都非常愿意和他做生意。结果这孩子不但博得了别人的合作，也赢得了他人的尊敬。
与人合作，守信是第大原则。守信，会使人对你产生敬意，也因之会使人愿意公平地与你合作。和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合作考虑到的失信的危险，人们通常会把合作的费用提高，以防万一。比如你是一个信用程度不是特别高的人，那你要拉别人的货物，一般是要先付款，但是如果别人知道你很讲信用，或者另一个商界同行出面说你非常可信，那么打交道的对方就可能很放心地你把货先拉走，卖完货后再付款。一个要占大量资金，另一个几乎等于白手赚钱，这中间的出入，就是信用的价值。这番论述不无道理。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智力上的先天差距已经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提高而日益缩小了。非智力因素在一个人的成功因素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一个人的成功率亦是与其协作精神成正比的。在相同的专业技术水平竞争中，谁更具备与不同的人进行合作的能力，谁就更容易成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能见到，有的人一肚子才学，但往往因为不易与人合作，而失去机会，最后一事无成。一些看似无本事毫无夸耀本钱的人却有着他人所没有的与不同人相处的本事，这种人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多。一般说来，具有合作精神的人，都是有胸怀的人，能够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从大处着眼，不斤斤计较，并且能发现别人的长处。古人讲：“泰山不避细壤，故能成其深；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泽。”得人宽待自宽待他人，就像得到他人的帮助是由于他能容人一样。战国时蔺可如与廉颇之将相和的故事便是很好的例子。
但需明白，我们所指的容人不是要毫无原则的迎合与奉承。宽容是有限度的，既要宽以待人又要守住做人做事的原则；既要讲合作，又要承认差别、矛盾、善于处理；容人更不是容“过”，是容有过而改过或愿意改过之人。并且还要对“过”分清是非，这是容的前提。容是容忍，不是赞同，不是同流合污。这是做人应把握的准则。
我国古代的又一杰出道德思想“严于律已”。“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有道德的人要求自己，缺乏道德的人则要求别人。个人道德修养的出发点是约束自己，这也是做人之根本。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地重视自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矣；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有所不睹，恐惧乎有所不闻，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段话所包含的思想就叫“慎独”。即达到一种在别人看不到（其所不睹）听不见（其所不闻）的地方亦警惕自己，谨慎从事的较高的道德境界，说到底就是表里如一，有人在无人在一个样。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和道德紧密关联，因而做人就要按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慎独”强调的是自律，是自我约束，古人理想的人生是道德人生，不断修养自己，以求高尚。所以，古代诸如“洁身”、“省身”、“正身”、“诚身”等修身的词始终是贯穿自我约束的意义。不允许做任何违犯道德的事情，一旦做了，就要严于责已，积极纠正。严以律已一般有这样几种要求：慎独是其一，日三省吾身，就是检讨一下自己每天的行为。另外还要闻过则喜。“过，则无惮改。”有了过错不怕改正。子路是孔子的弟子，为人诚实，刚直好勇，当他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时，他总是很高兴地倾听，从不恼。孔子就夸他为“闻过则喜。禹是古代的圣王，每当他听到别人对他善意的劝告时，总是感激得连连下拜。而舜，则把成绩优点看成是向群众学来的，他做农民，做陶工，做渔夫，直到做天子，所有的长处，都是通过向别人学习而得到的。二是要虚怀若谷。能做到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就要有心胸，这就是虚。因为有养如山谷般宽广胸怀的人才能在心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别人的意见。虚则实，满则空。”这方面古人有很多好的格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
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荀子）
行瑾则能坚其志，言瑾则能崇其德。（宋·胡宏云）
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明·张居正）
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责人。（清·魏源）
这些格言，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着它们独特的教育意义。其中的感召力，正是对青年人发展事业最有利的启示之一。请记住，这些格言，并在实际中发挥它们的作用，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有诚信的人，一个成功的人，这才是青年人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