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了，就大姐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湖南。妈妈原本想把她转回昆明来的，但大姐找了个对象说要结婚，她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变成一个地道的湖南人，搞得又像这个家里的客人一样。春节的时候，大姐都回昆明探亲，就几天的时间她也没忘自己是干什么的，一进家门就挨个地把我们叫进里屋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她把叫二姐叫进去纯属谈心交流，把哥哥叫进去就相当于改造洗脑了，哥哥那脾气可能听大姐说教吗？十分钟不到，他就一摇一晃地走了出来。跟大姐别扭了几年，哥哥在单位苦头吃尽，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他听从了大姐的部分建议，最后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我属完全的另类，喜欢听大姐的故事，但拒绝她的收编，一直顽强抵抗，结果坎坷一生。听说，大姐进厂后最先是个油漆工，每次领导去检查工作都只见她一个人在忙碌，他们不忍了，便把她调去开航车。湖南的冬天没有暖气，奇冷，大家都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唯独大姐一个人高高地坐在航车上坚守岗位。有一次被人硬拉下来按到火塘边，她脱下鞋子就去烤冻僵的脚，结果把二姐送给她的那双珍贵尼龙袜底烧光了都不知道。
凭着对党经久不衰的热爱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大姐从油漆车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厂组织部，最后当上一个三千多工人的大厂的党委书记，她的事迹再次上报上广播。还听说，大姐经常利用晚上的空闲去职工家里做政治思想工作，无数次昏倒被人抬回去送给姐夫。我和哥哥曾私下说，被大姐做过思想工作的人肯定一次性立地成佛，如果死不改悔哪天大姐昏死在他面前不肯醒过来怎么办？这个对国家有着极强责任感的大姐，对家人也充满爱心，父母的生日她的贺礼和问候总是第一个送到，弟妹中谁有困难她就把谁的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找最好的学校，单独给他们开小灶，怕自己的女儿见了嘴馋就给她夹点菜叫她到一边去吃，要不就索性叫她提前吃饭。结果，别人的孩子身体养好了顺利地考上大学，她自己的孩子却高中一毕业就外出打工。有一次我和侄女闲聊，说到过去她流泪了，她说如果大姐肯在她身上用一点点心思，如果没有外来人就他们一家三口正常地生活，那么她一定能考上大学。因为心里委屈，她一直以为自己不是大姐的亲生女儿，上初中时她甚至产生过离家出走的念头。
握着小侄女冰凉的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都读不懂的大姐她可能读懂吗？尽管如此啊！我敬重大姐，我的大姐是不需要别人理解的，但这个社会需要她，我们家也因为大姐的存在变得温暖了。回到昆明后很失望，昆明并不是我在栗山岭臆想中的昆明。是的，昆明没有变，我记忆中的公园、电影院、公共汽车都在，满大街的商店里的确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但这一切都跟我们的生活无关。一个城市繁华也罢多彩也罢，它仅仅是向有钱人展示自己的风采，而我们这样一个家庭顶多是个衬托。妈妈没有正式工作又常年生病，加上二姐也跟着生病，我们的生活就靠爸爸那几十块钱的工资。穷啊！真正的贫穷！我想栗山岭了，揪心地想。在那里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一出门卿汉禾就能带着我找到吃的东西，一出门就如同走进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公园，我可以任性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尽情地展开翅膀。而昆明呢？没有吃的就没有吃的，就是在梦里都不要想找到吃的东西，这就是城市的冷漠，这就是城市的枯燥。遗憾啊！我又在重复那种熟悉的遗憾了，过去的遗憾或多或少有挽回的可能，这次遗憾是要让我终其一生地抱憾了。
我每天上完学就回家，枯燥地重复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像一只被人拔光羽毛的鸟儿。我渴望蓝天，但再也展不开翅膀，于是我懂得了思想，懂得按大人的旨意去生活，不再有任何幻想。妈妈说我懂事了，说我的两只耳朵终于听得懂人说话了，就连哥哥都说我家突然钻出个大姑娘了。呆呆地看着他们，我忽然领悟了懂事的含义，它就像我们平时说大人老了那样。林彪出事后，我想起疯子宫家宝，想起堂哥因为那条反动标语所蒙受的苦难，想起那条反动标语在小山村引起的混乱，想来想去想得最多的还是堂哥。因为缨的缘故，堂哥快三十岁了才结婚。为了离开那块伤心地，他拼命地工作，最后调到市里一所中学当了校长，他是离开栗山岭后找的对象。想起堂哥我就会想缨，心里永远记住了她和堂哥的美好，同时记住了人世间有一种感情，它可以让人忧伤一生。我回到过去那个班，郝伟还是我们的班长，我俩依旧是最好的朋友。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经常给郝伟讲栗山岭的故事，讲卿汉禾讲春伢，怪的是就不愿讲毛小六。我心里有一个故事，一个永远不会说给别人听的故事。
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时常想起毛小六摇头晃脑叫我猫儿的样子，还能看到他调皮地揪扯我小辫子的神态。想上一阵，我心里就会闷闷的难过，要过好长时间，这种忧伤的情绪才会淡去。听说毛小六考上大学后离开了毛家湾，在哪个城市工作没人说得清楚，我也从没想过去找他。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毛小六是一个永远的梦境，可能是受堂哥和缨的影响，我喜欢一种带忧伤的情感，很苦，回味起来又有一点淡淡的甜。我想伯娘，一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小女孩跪在牛栏屋哭哭啼啼的样子。想起伯娘对我的疼爱，我的眼泪总是不知不觉地掉下来。我发现，骨子深处我非常非常地喜欢伯娘。回到昆明后，头昏恶心我就刮痧，极少吃药，我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怀念疼爱我的伯娘。我们走后不久伯娘就死了，像她自己预感的那样，等爸爸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伯娘知道自己要死了，就像大象，所以我走的时候她淌了很多的眼泪。在这一点上，我庆幸自己回到昆明。昆明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死了也就死了，抬到火化厂烧成一缕青烟就能飞到天上去。可栗山岭的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就事先做口棺材，在我眼里那是很吓人的事。
如果有谁抬口棺材来说是我的，那当天我就会吓得躺到床上，第二天就会像爷爷那样说不出话来，到了第三天就可以把我装进去了。给我最强烈的记忆是卿汉禾。那些曾经让我生气的事都变成了珍贵的回忆，当我经历了许多人生磨难后才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卿汉禾是天下对我最好的人。我没有忘记对他的许诺，一直惦记着，无奈我始终没能穿上想象中的红灯芯绒衣裤和红皮鞋，我所穿的，都是姐姐她们穿了不能再穿的旧衣服。说到照片，很多年了，我们全家甚至没有一张合影。到我自己有能力去相馆的时候，栗山岭在我心里已经淡去，就是记得那个承诺也不会兑现了，一个大姑娘可能随便给谁寄张照片过去吗？岁月匆匆，爸爸妈妈老了，落叶归根，爸爸退休后第一个愿望就是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家看看。一个多月后，爸爸妈妈从老家回来了，说卿汉禾给我带来点东西，叫回去拿。远久的记忆被唤醒了，我想起栗山岭，想起堂哥和缨，想起伯娘，想起毛小六，想那个给我带来不尽回忆的卿汉禾。卿汉禾带给我的东西用块黑布包着，低头一闻，有股生姜混杂着烟熏的味道，这是老家留给我最强烈的记忆。打开布包一看，里面有红薯干，有十个挤破壳的熟鸡蛋。
拿起一块红薯干咬了一口，我慢慢地吃着问妈妈：“卿汉禾现在过得怎么样？”妈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禾崽真可怜啊！”话一出口，妈妈的眼睛就红了，好半天她才接着说：“我们到老家那天，山里积着厚厚的雪，刚到你伯伯家坐定禾崽就来了。大冷天的，他就穿了套单衣，脏兮兮的像是从没洗过，破破烂烂的裤脚吊在膝盖上。他双手抱住肩膀抖作一团，哆哆嗦嗦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把他拉到火塘边暖和了一下身体，他能说话了，张口就问老四让你带照片来了啦？我把我们全家的合影给他看，他一个劲地笑，说没有变，说还是像过去一样好看。后来，他每天都到你伯伯家，一天跑几趟，来了就去盯住那张照片看。”我浑身都热了，感觉如坐针毡。妈妈开始摇头，说：“你二奶奶十多年前就死了，二公公又得了老年痴呆症，禾崽结婚没过多久患上了癫痫病。一年后，他媳妇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了娘家，从此没再回来。禾崽三天两头发病，基本丧失了劳动力，就连生产队分的那点自留地里都长满荒草。饿了他就东一家西一家地讨，村里人可怜他，几乎每家每户都给过他饭吃。一个月前他癫痫病发作倒在火塘上，硬是让火把下半身给烧坏了，直到痛醒滚到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