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次会上，时任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说出了另外一个数字：一个非法煤矿要生存，有七八个保护伞不足为奇，全省这么多非法矿可能涉及上万名干部。
有业内人士指出，代省长的这个数字可能还不是最准确的，因为，他依据的是在册的非法煤矿数字。
那么，当地产煤区究竟有多少个“黑口子”，谁也无法一口说出个准确数字。
抢煤有功，矿工每人领赏500
在山西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谚：“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了天，先生放了学，学生回了乡。”
腊月二十三刚过，学校就给学生放假，当地煤矿也给工人放假，让大家回家过年。
要家庄东的大兴煤矿老板刘金宝这几天正给工人发工资，但据说只发80%，原因是销售煤炭的钱在煤矿的银行帐户上“还没到帐”。
其实，这是刘老板故意给工人说谎，他心里有个小算盘：自己好不容易用一年时间把这些外地人培训成熟练工，到年底决不能让这些工人流失。怎么才能让这些工人不走呢？
他知道，最好的办法只能是用钱把他们拴住。
第二天晚上，他请矿上两个带班“老头”，还有坑下抽水电工、安全工等几个人“煤矿骨干”在县城一家饭店吃饭。
在席间，谈到煤炭产量问题时，“老头”说:“矿工在坑下常常和邻近煤矿的大巷‘通贯’，也就说人家老是在咱们前面抢煤源，咱们也得想办法在前面截住他们。”
电工二石头就说，“年后我去找人，最好是敢打敢拼敢干的，我们组织一个‘敢死队’，我就不信咱们还抢不过他们。哼！”
几天后，也就是到了除夕这天，人们一家老小都忙里忙外置办年货。
二石头外出打醋时，“顺路”来到他的“好哥们”三楞子家。
三楞子是当地有名的“村痞”，好打架的名声在十里八乡无人不晓。
进门时，他看见三楞子嘴里叼着一支烟，手里拿着一截残余的烟屁股，一边在墨汁瓶里蘸一蘸，一边在红纸上“画圈圈”。
三楞子解释说，大过年的不愿意求人写“对子”。
“咱没文化，自己在家里随便画画。实在不行，在纸上画几个圈也行，反正红红的贴在墙上有点年味就行了。”
他还接着说，去年他家的对子就是他写的，邻居张大娘来他家看后连连夸他的字“花花绿绿的，写得真好”，临出门时最后又来一句“就是不认识”，这让心存得意的他又接着郁闷起来。
二石头接过三楞子递来的“公主香烟”。这种香烟由于价格低廉、“味道重”，在当地农村里非常流行，大部分农民嘴里都清一色叼的都是这种香烟。
二石头说明来意后，让正在为年后挣钱门道发愁的三楞子激动万分。
年后初五那天，老板刘金宝在县城为他的“抢煤敢死队”作最后的“饯行”。
席间，夜班“老头”说，从我的经验看，坑下抢煤要的就是速度，巷道越窄越快，根本不用立支架，只要赶在对方前面，并成功堵截，按坑下“规矩”，这块煤层区就是我们的。
二石头急呼呼地问刘金宝:“在坑下掘进时，如果我们和他们的坑道‘通贯’后，我们的人能‘出手’么？”
刘金宝先递来一支“蝴蝶泉”香烟，这种烟在当地售价为每包四毛五，在当地农民心目中，有身份的人才抽这种“高档烟”，然后他说:“咱要讲理讲法，必要时‘吓唬吓唬’也行。”
三楞子说:“哼！要是法律不管，我早把他们打死了！”
为了安抚大家，老板刘金宝先给抢煤“队员”每人发三天工资，合计500元，随后“队员”们把酒瓶别在腰间，人手分到一包“蝴蝶泉”香烟，在三楞子的带领下，向煤矿坑下进发。
“土著”矿工与“移民”矿工的血腥博弈
在山西，产煤区的“本地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下窑的”矿工统一称为“流窜人”。这个称谓在一般语境中就有含有“本地人”对“外地人”的一种“鄙视”、“瞧不起”等含有歧视的意思。还有，“本地人”对“外地人”的这种“特殊称谓”，基本上就是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人称大陆来客为“表叔”或“北佬”一样。
这些人中，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和安徽四省的工人居多，另外，甘肃、宁夏、河北和东北的人也不少。
在往年，这些本地“土著”和外来“移民”由于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但几大群体的相处总体上还算融洽。
现在来山西“下窑的”和以前的已经不同了，原来的人为生活所困，很多人出来是一门心思出门想挣钱养家糊口，所以处事稳重，为人随和，能够尽快适应山西人的生活。”
“比如，山西人爱面食，他们在家是吃米饭长大的，他们就尽量和山西人一起吃面。有意思的是，山西人在吃‘捞面’时，要把面条和菜水搅匀，他们可不这样吃，而是把面和菜在碗里分开，用筷子夹一口面，再夹一筷子菜。”
今年53岁的本地老矿工王福娃，至今还怀念当年和那些憨厚纯朴的外地矿工们在“村大队煤矿”融洽相处的岁月。
他说的“以前”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当时山西煤炭业还不是很火，“本地人”也在不经意间接纳融入他们生活的“外地人”。应该说，外地矿工这种与人为善的处世原则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很快赢得了本地人的认可。
现在算来，和王福娃相处的这些“外地人”，就应该算是第一代“移民矿工”了。这些人为生活所迫，不惜千里万里跑到山西吃苦挖煤挣钱，确切地说，他们才是真正地来山西“闯荡江湖”的人。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山西煤炭产业“红火”起来了，在到山西的挖煤大军中，多了一些年轻的面孔。
“这应该算是第二代‘外地人’了！”王福娃分析认为。
“但是，在今天，我们对眼前这批‘外地人’在我们村里的所作所为却不敢恭维。”祖祖辈辈住在煤矿对面山腰上的村民张保才无奈地说，“这些年轻人租我家的房子不给钱不说，还偷我地里种的西葫芦。这不，我家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前几天就被人家炖了。我去找他们论理，人家还要抬脚踹我，这和原来在我这儿住的那个‘老山东’根本不是一号人嘛！唉！”
据张老汉说，村子东头有一眼水井，由于附近几座煤矿日夜不停地挖煤，把地下水源挖断。原来经过一夜滀养，井水就能漫到井口沿壁，可如今只能滀到“少半井”，于是村民每天早上的“功课”就是“排队挑水”。但这些人来了之后，不仅随意插队，迂回排挤本地人，甚至有时自己挑走了井里的清水不说，还故意把水搅浑。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些人上夜班回来后在院子里整夜说笑打闹，这让本来“人老觉少”的张老汉痛苦不堪。
而事实上，在这场外地“移民”矿工和本地“土著”矿工的艰难“博弈”过程中，前者凭“强势”往往占有“上风”。
原因之一，是这些“移民”多是心高气盛的年轻人，相互之间都沾亲带故，关系盘根错节。他们本来就是亲戚带亲戚，朋友拉朋友，来山西“打天下”的，他们又有打架斗殴的“身体本钱”，所以，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他们很“抱团”。
原因之二，大凡产煤区煤矿所在地，多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这一带多是地方治安管理的“真空区”。地方警力对此多是“鞭长莫及”，而一个小村子里一下有几百年轻人瞬间“进村”，于是，调戏女人、打架斗殴都是常事，这会给当地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这一带基本上是“零治安”。
原因之三，是这些人身份背景复杂，个人修养参差不齐。据了解，当地政府曾配合陕西警方抓住多名在逃杀人犯。而在今天，让本地人感到后怕的，是这些人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这样的“负命之徒”。
“我们就是这样心惊胆颤地过日子。”张老汉说。
为此，当地村民曾多次和收容这些外地“移民”的煤老板交涉，希望他不要让这些“外来矿工”祸害当地人。
但煤老板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总是充耳不闻，整日住在城里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