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风虎云龙亦偶然
光绪六年（1880年）的大清国，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忽然成了官僚精英们热烈争论的焦点。这个焦点就是黑旗军的创始人刘永福。
刘永福（1837-1917），祖籍广西博白县上思村，世代务农，至其父刘以来一辈，因家贫而被迫迁居到当时还隶属于广东的钦州古森洞小峰乡。这位刘以来四十岁才娶上老婆，四十二岁得到第二个儿子，是为刘永福。不过，当时可没有这个上档次的名字，而只是因排行第二而称为“刘二”，又因“二”字粤语音与“义”相近，故又被称为“刘义”，只是日后发迹之后才改名永福，字渊亭。
这位刘二的祖辈世代为农，到他父亲刘以来这代，可谓一贫如洗。为了补贴食物的不足，刘二自五岁起就在家门前的小水沟中捕鱼。到八岁那年，刘二一家因经济窘迫而再次迁居，移回广西上思。在这里，十三岁的刘二到船上打工，十五岁就当上了类似于导航员的“滩师”。但是刘家的经济境况依然糟糕，刘义十七岁这年的八月，母亲去世，因为刘母是当地的稳婆，经他接生的孩子多认她做义母，正是靠了这些义子的集资帮助，刘家才得以买到一口薄棺将之安葬。到同年十一月，刘父过世时就没有这么“风光”了，只能拆掉家中所有的床具，以床板拼凑埋葬。但总算还有个囫囵棺木。到这年12月，刘二的叔父刘以定又去世，连床板也拿不出来，只好挖个坑，散些木屑垫底，卷席掩埋。长辈相继去世，但债务却被遗传下来，为了还债，刘二被迫将剩余的家资悉数变卖，最后只能去邻乡亲戚家寄居，靠打渔、砍柴度日。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咸丰七年，才忽然有了一个吉凶未卜的“转机”。
就在这一年，广西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天地会、太平军，以及各类有名号、无名号的土匪草寇，遍地皆是。我们知道，太平军为了区别敌我，表明理念，是绝对不留清廷发型，不穿清廷正装的，故而才被称为长毛、发匪、发逆。可是，在西南地区的很多地方却出现了离奇的景象，很多自称是太平军的势力依然留辫，穿清装，而且这些力量可以随时自由转换门庭，既可以在反官府势力之间自由转换，还可以随时接受招安，招安后又可以随时落草。而如此反复的原因也并非出自理念的转变（因为绝大多数参与者并无理念），而是为了保住一碗乱世中的活命饭。
迫于生计的刘二在这股大潮中被裹挟了进去，糊里糊涂的在一个自称是太平军旗头，其实是依附于天地会的土匪郑三的麾下当了个小喽啰。
这个小喽啰当得一点也不轻松，每天只能喝到两餐粥水，仅有的财产就是身上的那套旧衫褂。饿得不行的刘二无意间得到一个信息，说附近十里外的巴团村有很多果实丰满的杨桃树，于是刘二便约了个叫哥利的同乡一起去摘桃，准备带回售卖，补贴伙食。临行前二人厚着脸皮找郑三的老婆借了二文钱，买了个糍粑当干粮。行动那天，二人起了个大早，走到中途就吃光了干粮，到了地方才发现桃子早被先来一步的另一伙人摘了个精光。二人又失望又饥饿难耐，就将村旁还未成熟的柚子摘下充饥，不想生柚子还没吃几口，远处忽然来了敌友不明的大队人马，二人匆忙扔了柚子，慌乱窜进簕丛中躲避。结果，那仅有的一件衫褂又被挂了个七零八落。好在保得小命，最后只有待对方远去后，才空手返回。
因为实在熬不住饿，刘二和一帮穷弟兄只好又转投到另一个地方头目吴二的麾下。这位吴二当时刚接受了太平府的招安，一开始给这帮投奔者的待遇倒还不错，每人每日发钱二十文，粮米十二两。可是，一旬后，待遇就降到了每人每日钱十五文，米八两。又过了一旬，待遇进一步降到每人每日钱八文，米六两。再过旬余，每人每日只能领到四文钱，米也没有了，改成黄豆半斤。再过一旬，钱、黄豆都没了，每人只能领到绿豆半斤。又旬日，绿豆分发量降到四两。再一旬后，一两绿豆都没有了。于是，这些小喽啰们只能自力更生，但是他们的自力更生并非建设性的，也没有人组织他们去建设，而是任由他们四处觅食，结果就是四周的蔬菜、野草全被他们一扫而光。没有成熟的青皮柚子也被他们搜集来“削青皮，煮熟，啖而充饥”。
实在是饿得没有办法，刘义只好同二十几个同伴一起再次“跳槽”。这次他们投奔的是一个叫王士林的地方豪强。这位王士林确实实力雄厚，这帮弟兄到了之后，由一个叫翁大的管事接待，问明人数后，当场拨给二十斤米，四百文钱。对这帮穷弟兄而言，这就是天价招待费了。回去之后立即张罗买肉，首先，他们考虑到瘦肉太贵，其次又考虑到大伙已经“数年”“不得见油面”。于是便全买了肥肉与豆腐，大吃了一顿美餐。
不想乐极生悲，因为长年不见油、面、肉，骤吃之下，一时固然痛快，但当晚肠胃就受不了了。以至于无人不腹泻，而且是反复腹泻，最后不仅把住处四周全部拉满，而且衣服上也拉满了粪便。天明之后，看到屋外“战果”如此辉煌，这帮穷得不能再穷的草根穷弟兄们也都“目不忍视”。而衣服的臭气更让他们难以忍受，可又没有换洗衣服，最后只好相约去河边，名为洗澡，其实是先洗衣服，然后人泡在河里，以洗澡为名等待衣服晒干。
此后的一段日子，过的倒也安稳，以至于吴二也羡慕非常，最后竟亲自带着大队人马前来投奔。这一来，王士林是半喜半忧。喜的是实力大增，忧的是如何养活这么多饿狼。实在没辙，只好带了这帮饿狼出去觅食。这一路扫荡，端的是“嘶喊攻击，所向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可是，乱世之中，大家的日子实在是都不好过，所到之处，无不是“贫户者多而富者甚少”。故而抢来抢去还是“所得无几”。刘二的直接上司——旗头黄大捉了两个人质，本以为可以赚取一票赎金，没想到左等右等也等不来人影，两个人质每天还要浪费粮食养活，最后一气之下赶走了事。
这次扫荡前后持续十余日，动静不小，收获不大。恰在此时，太平府被一个叫马陆十的土匪攻破占据，于是王士林便率队前往抢地盘，经过月余围困终于破城，略有斩获。这一年，刘二二十五岁，没有亲人，也没有妻小，但总算是暂时解决了吃饭问题。
到第二年，平静的生活又起波折。王士林受官府招安，去对抗右江来的周平瑞匪军，打了个两败俱伤。虽然保住了归顺州的平安，但自己却没有及时得到赏赐与补给，部下的补给标准也骤降到每人每日米一斤，无钱可发的境地。
到第三年，王士林不忿上年的遭遇，决定去向归顺州官府讨说法。王士林的想法得到了吴二、黎大、黎七、刘二等属下的一致支持。于是王士林便带大队人马把归顺城团团围住。城内居民一看来者不善，匆忙转移资产，由于城门已经难以出入，就从城墙上用绳索“将各物吊下”。同时在城外预先雇佣了百十名“保驾仔”，“保护银物，恐防抢劫”。有意思的是，王士林部围城后并不攻城，而守城的团练散布内外，与围城的人马混居杂住，两不相扰。
如此围城一段时日后，终于发生了第一起暴力冲突。“保驾仔”打死了一名抢劫的围城喽啰。这下不得了，该喽啰的直属旗头当即点起人马，号称要为死去的弟兄复仇。一时间调兵遣将，人马吵杂，混乱不堪。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混乱的关头，却是一个当地团练的成员跳出来大喝道：“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似乎恶斗已不可避免。实则大不其然。不仅围城军与“保驾仔”没打起来，围城军和团练也没打起了，团练和“保驾仔”更不会打起来。原来，这位伙计喊的“打”并非打人，而是打门。这边呼声刚落，那边本来是该保护地方的众团练已先行动起来，音落手起，强行砸开商铺、民居的门窗，抢劫起来。这一来围城的人也不去报仇了，纷纷加入抢劫。
当时刘二正在街头理发，一看这阵势，也不理发了，立即入伙，抢到首饰数十两，银蹄马一匹。因为王士林看中了这匹马，刘二很识相地让给对方。王士林也很讲究礼尚往来，事后送给刘二两锭白银、一两黄金。就这样，一人毙命，皆大欢喜，胜于过年。
但是，这次抢劫实在是抢得太过瘾了。王士林居然没有收队，而是在城下又住了十余日，才在一天的下午四点多钟忽然下令拔队，一路跑到化栋才得以稍事歇息。此时已是深夜，众人正想补做晚饭，王士林又下令立即出发，不许吃饭。如此又走出十里地，忽然陷入杀声震天的包围之中。原来，王士林当天得到消息，官府已召集官军、团练合击，这才匆忙撤军，但终于还是没有逃出包围圈。
混乱的夜战中，旗头黄大“死于乱枪之中”。黄大离开归顺时身带金沙九十余两，逃跑途中丢失两包，还剩八十余两。刘二将剩余金沙背在身上，带出重围，交给了黄大的老父亲，算是略尽了下属的忠心。但这已是后话了。在那个杀声四起、枪炮乱射的夜晚，追兵穷追猛杀，王士林部狼狈逃窜，直到百里地外才逃出追杀。但是由于辎重已丢弃一空，所以也没法做饭了，偏偏又都饿得很，只好“尽挖薯蔬野菜，概食净尽”。如此又跑到一个叫湖润墟的地方，才得以买米做饭，安稳宿睡一夜。此后又经过5天提心吊胆的逃亡，这才回到了老巢。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王士林与追兵激战的同时，马帮细张三、黄宝胜等部3000余人，宾州帮唐十一、杨二部2000余人合股趁虚杀入归顺城，“掠财物净尽”。而且盘踞不走了。
于是便有了第二年的离奇一幕。上思土豪黄思宏约了王士林反攻归顺城，又当上了官府的打手。在内应的帮助下，围城军顺利破城，生擒唐十一、杨二，王士林还收编了细张三。但随之与黄思宏起了内讧，打了个不分上下。
混战中，刘二等一帮穷弟兄为了一碗稳定的活命饭而转投到略占上风的黄思宏帐下。但是，这次转投并未改变他们的命运。饭，依然是一天两顿，而且长期不见油、面。大年三十的晚上，十几个人，只能围着一锅稀粥过年。无可奈何中，他们被迫再次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再换主公。
于是，在初三半夜，他们偷偷溜走，转投了当时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贼二代”的代表人物——西南巨寇吴亚忠。
这位吴亚忠从他老爹一辈起就是实力股的匪帮。也就是在这里，刘二一伙弟兄终于找到了稳定的饭碗。有了稳定的饭碗，这帮弟兄的优点也表现了出来，打仗不怕死（反正随时可能死，饿死不如战死），加之刘二头脑灵活，又有武功底子，所以迅速成为吴亚忠的得力战将，以至于吴亚忠已经宣布要招刘二为自己的妹夫。
可是，历史的风云总是漩涡状发展。所谓树大招风，猪肥了招杀。吴亚忠折腾得太过分，终于引来清廷大股正规军的围剿。
这次中央派来的剿匪指挥官名叫冯子材，说起来也是钦州人氏，也是身材短小，也是家境贫寒，也是幼年时父母、兄长早死，做过小本盐贩、木工，在钦州、谦州之间的险恶山路上护送过牛帮，一度还流落街头，也是先参加天地会，后来接受招安。只不过这位排行老四，人称亚黑四（因脸黑得名）的冯老四，与刘老二略有不同的是，冯四“跳槽”之后，很有些“大丈夫跳槽一次岂能再跳”的气概，被招安后就死心塌地做起了大清国的宋江，先是被调拨到广西提督向荣麾下，后又长期追随江南提督张国樑镇压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江南。曾经创下一天攻克太平军70余座堡垒的记录。被同样是天地会出身、但比冯子材还要更早一年被招安的张国樑拍着背赞赏：“子勇，余愧弗如！”
不仅如此，在长期的战争中，冯子材还和他的这位上司建立了特殊的战斗友谊，以至于晚年的冯子材“言及国樑，辄涔涔泪下”，这与刘二的始终为生存拼斗又颇为不同。
到咸丰十年（1860年），江南大营被击破，太平军横扫苏南浙北，清军的大营、防线、城池就像纸糊的堡垒，被打了个七零八落，张国樑也在丹阳失守后率溃兵东撤时溺死于河中。唯独这位冯子材收罗3000千残兵死守镇江孤城，在之后三年多的狂风巨浪中前后遭遇太平军百余次围攻，却终能屹立不倒。遂使冯四君名声大振，直达紫禁城内的龙案之上。获赏穿黄马褂，得封骑都尉世职的殊荣。
恰在此时，发生了上海士绅向曾国藩请援的事件。用兵谨慎的曾国藩，虽然定下了李鸿章援沪的计划，但一度犹豫，不敢冒险让李部直接去上海，所以决定来个二级跳，让李鸿章先到镇江，再伺机进驻上海。但是，镇江孤城，地盘有限，若李鸿章部进驻，冯子材就要让地盘。冯子材也是个有眼光，有想法的人物，他也看出上海是个好地方，饷源充足，故而主动表示愿意自己移军上海，把镇江让给李鸿章。曾国藩一度居然同意了这个计划，皇上也批准了冯子材去上海的计划。但是，最终曾国藩还是决定让李鸿章乘坐轮船横穿敌境，直接去上海。于是才有了日后李鸿章的飞黄腾达。
不过，平心而论，鉴于冯、李二人出身、禀赋、眼光、才能、人脉的差异，就算冯子材去了上海也不可能取得日后李鸿章取得的功业。但是，至少冯子材的发展要优于坐守镇江孤城，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在一瞬间被改变，而改变的力量却不受自己控制。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官任广西提督的冯子材被调回西南，奉旨扫灭两广与贵州的各类割据力量。其中吴亚忠就是他要重点收拾的一股匪寇。
冯子材的部队带来了东部战场最新式的洋枪洋炮，更挟新胜之威，一路剿匪，真也是秋风扫落叶，打得这帮夜郎国里的穷弟兄目瞪口呆，这才知道洋枪洋炮厉害。
连续的激战后，吴亚忠地盘日促，人马渐少。刘二一看形势不对，也不要还没来得及过门的吴小姐了，找了个借口，以筹集粮饷为名，带着十几个弟兄逃出山寨，一路跑到了越南境内，从而避免了和吴亚忠一起覆灭的结局。这一年，刘二二十九岁。
关于这一段落草历史，晚年的刘永福在回忆时自嘲是“兵不兵，贼不贼，依人度活，日讨两餐，只身以外，别无所有”。“米无一筒，衣无两套，听人饭碗响而后可充饥”。
至于进入越南之后的刘永福，日子依然不好过。
当时的越南，处于阮氏王朝的统治之下，全国分为南圻（10省）、中圻（4省）、北圻（16省）三部分，以顺化为国都。其中北圻是一块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越南小朝廷只是享有象征性的领导。不仅本国的盗匪云集，大清国的流民、盗匪、通缉犯，甚至散兵游勇、哗变士兵也经常逃入越北山区或躲避追剿，或另谋发展。别看这些散兵游勇在天朝境内被打得没地蹲，但到了越南依然是瘦倒的骆驼比马大，打起越南正规军来，端的是如砍瓜切菜一般。结果就是越南北部的大都会必须借助云南、两广的清军庇护，才能维持基本的稳定。
在这个中国移民主导的异国战场上，诸位读者可别小瞧了那位其貌不扬，其身不高，骨瘦如柴，长期营养不良的刘永福刘二哥。刘二哥没读过兵书，也没打过大仗，却有出众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赋。刘永福入越后，先是依附于流窜到越南境内的华人土豪邓志雄，后伺机单独发展，将各类力量组织起来，结合地方农民，编练了农战结合、华越混编的黑旗军（因使用带七星的黑色战旗而得名），而且对于西洋火器接受极快。其兵力2000余人，编为3个营：黄守忠的前营，吴凤典的左营，杨著恩的右营，成为越南北部山区的一支重要的割据势力。
好容易有了点自己的地盘，不想又来了个盘轮四，也因为躲避清军追剿而逃入越南，创立了一个黄旗军，且发展迅速，实力、地盘都比刘永福强大。刘永福也只好暂时忍气吞声，先是依附于黄崇英，韬光养晦。伺机又与之较量，但打来打去，也只是打了个旗鼓相当。
可是，刘义没有像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个“刘二”那样没迹于历史的边角之外，反而以刘永福的大名堂而皇之的写进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之中，甚至大名远扬欧罗巴之法兰西地方。说起转变他的命运以及黑旗军性质的重大事件，正是法国人的远渡重洋，跨海侵越。
法兰西染指中南半岛
法国对越南的野心源远流长。早在波旁王朝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传教士就开始收集越南的资料，并怂恿国内出兵远东，获取与英国竞争的基地。恰在此时，在越南内部发生了内战，给法国提供了介入的大好机会。
当时的越南仍然以安南为国号，处于黎氏王朝的统治之下。由于黎氏王朝奉大清国为宗主国，所以当内战爆发后，黎氏王朝就向北京政权求救。时值乾隆时期，虽然乾隆派出了援军，同时暹罗（泰国）也派出了援军。但是，这些外来力量并不能挽救腐朽的黎氏王朝的灭亡。叛军政权满足于内部的胜利，同样奉大清为宗主国。乾隆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新政权的归顺。似乎一切仍将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下去，但很快事情就发生了谁也难以预料的变化。
黎氏王朝的外戚阮福映打起了借洋兵复国的念头，经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牵线，阮福映决定向法国的路易十六借兵。为了表示诚意，阮福映还将年仅五岁的长子交与百多禄带回法国做人质。于是也才有了越法《凡尔赛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法国将派出1200名步兵，200名炮兵，250名非洲土兵，乘坐四艘风帆战舰，携带大量火器与军事物资援助阮福映“复国”。作为报答，阮福映在复国后将割让沱囊港（岘港）和昆仑岛给法国，并准许法国人持沱囊港法国司令官签发的护照到越南各地自由贸易。悬有法国国旗的商船或战舰则可以在越南各省自由航行。
可是，还没等到这支远征军出发，法国本土就先爆发了大革命。路易十六人头落地，波旁王朝惶惶如丧家之犬自然无力去帮阮福映复国。结果就是黎氏王朝土崩瓦解，末代国主湣帝黎维祁狼狈流亡中国。倒是那位百多禄士气如虹，他自己出钱招募了武装人员，返回越南帮助阮福映夺取了政权。临来时百多禄还没忘了很仗义的把那位幼小的人质也一起带回越南，百多禄本人最终甚至为阮福映的复国大业献出了生命。
夺取政权后的阮福映既没有迎回流亡中国的黎维祁，而是自己当了国主，建立了安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氏王朝，定都顺化，定国号为“南越”，并同样奉大清为宗主国，其国号也最终由嘉庆皇帝御笔改定为“越南”；也不再向法方提及履行《凡尔赛条约》的事情。说起来阮福映也自有其依据，毕竟阮福映是和路易十六也就是法国皇室签的约，而最终帮助他的却是法国民间力量。而且，当初签约的目的是帮黎氏王朝复国，但是由于法国未能及时派出远征军，导致了黎氏王朝的覆灭，也可以视为法国爽约。此后数十年，由于法国陷入连续的战争与内乱之中，自然无力顾及越南。可惜越南在这短时间内并未采取自强运动，而只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等到那位好大喜功的拿破仑三世建立第二帝国，越南小朝廷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1856年（咸丰六年），法国舰队悍然行抵越南，炮轰沱囊港。第二年，法国更派出正式代表，敦促越南履行《凡尔赛条约》，并追加了新的条件：增开通商口岸；法国大使常驻越南首都顺化；保护法国在越南的传教事业。
当这些要求被越南小朝廷拒绝后，法国就采取了持续的军事压迫行动。打压在1858年的7月（咸丰八年六月）达到了高潮。拿破仑三世以保护越南境内的天主教徒为理由，联合了西班牙，组成联合远征军，对越南大打出手。此时距英法联合出兵广州仅相隔8个月。
1859年2月（咸丰九年正月），法西联军攻占了越南南部重镇柴棍（西贡）。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登陆大沽，火烧圆明园，攻克北京城，强迫清王朝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其侵华部队在返航途中，又顺带分出3500名精锐士兵，转用于越南战场，最终强迫越南小朝廷在1862年6月5日（同治元年五月九日）服软，与法、西签订了《第一次柴棍和约》。根据这个新条约，法国不仅得到了《凡尔赛条约》的一切，还额外得到了：
一、越南割让南圻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给法国；
二、10年内赔偿法国和西班牙军费400万元，每元按中国银1两的72%计价；
三、除原有的沱囊港外，再增加两个通商口岸；
四、法国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得以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越南有保护两国传教士的责任；
五、法国商船有自由航行湄公河的特权，法国军舰也得以在湄公河内自由来往。
为了交足赔款，越南小朝廷被迫加大征税力度，甚至宣布鸦片合法化以加征鸦片税，并卖官鬻爵凑集款项。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彻底搞乱了越南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恶劣影响。面对官府的横征暴敛与频繁征调，普通的越南百姓是生活日艰，可一旦当他们成为“教民”之后，就可以得到法国殖民者的庇护，越南官府也不敢对这些人横征暴敛、频繁征调，而不入教的越南百姓却日趋在死亡线上挣扎。结果导致越南的教民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被法国殖民当局编为土著部队，在日后和黑旗军及大清国的交战过程中，某些此类部队还表现得非常英勇。
越南小朝廷自废武功，彻底丧失了自强机会。法国的侵略步伐却并未停止。1863年，法国强迫越南将其对柬埔寨的宗主权转让给法国。顺化小朝廷既无力收复失地，又不甘心就此认输。便开始通过秘密煽动柬埔寨南部及法国统治区民众暴动，再暗地资助的方式来让法国“知难而退”。此举可谓无谋。结果便是失去耐心的法军，反而借此机会，于1867年6月借口南圻的永隆、昭笃、河仙三省“盗匪横行”，越南朝廷未尽到保护在越法国人的责任，故而强迫顺化朝廷以条约的形式将上述三省也交给法方管理，还单方面发表了将之并入法国的外交宣言。这样法国就控制了6个省的地盘，法方将这块地盘命名为“交趾支那”，并在该地设置总督进行行政管理。法国海军也随之在中国、日本海支队和大溪地兵站外新组建了第三支独立舰队——南圻支队。同年，法国又强迫暹罗也认可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权。
既然此时的阮氏王朝依然奉大清国为宗主国，反之，大清国对属国有保护之权。何以越南不向大清国求救？反之，大清国面对属国遭遇的侵略，也一点表示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说来复杂。
不应忘记，从秦汉到明成祖时代，越南北部地区一直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历代王朝不仅多在此处直接设立郡县进行管理，而且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放区使用。对顺化小朝廷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当法国已经开始自南向北蚕食越南的时候，如果贸然向大清求援，造成北部又落入大清国的控制之中。那么越南还有什么呢？
反之，对大清国而言，他当然不希望抛开弱小的越南，转而与强大蛮横的法国做邻居。可是，这个时候的大清国，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内有看不到尽头的内战，实在是无能为力。于是也就只好保持沉默。
而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的对越政策依然是稳步扩张，逐步蚕食，所以对于顺化朝廷对北京政权进行的朝贡行为，法国是并不干涉。结果就是在大家一起沉默的难得糊涂中，糊里糊涂的又形成了一个一女二嫁的局面。
就在这三方面得过且过的含混中，越南逐渐成了一个危险的国际火药桶。
鉴于法国的威胁越来越大，越南小朝廷自身又完全不具备抵抗法军蚕食的武力，最终居然走上了招安刘永福，借助黑旗军攘外的道路。这个策略后来还得到了大清国云贵总督刘长佑的支持。就这样，大清国的通缉犯刘永福，转而接受了越南国王的册封，成了大清国属国的七品千户、保胜防御使，从此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武力抗法活动。
一战纸桥：一千对二十的伏击
1865年，法国派出了一个11人的调查团，对法国殖民当局寄予厚望的商贸河道湄公河进行了考察。
这支调查团的领导者是法国海军上尉安邺。此君于1835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圣埃蒂安的一个陆军军官家庭。可是这位陆军将门之子却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加入了海军。自布雷斯特海军学校毕业后，先后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对越南的殖民蚕食，时任法国交趾支那总督府所属西贡近郊堤岸市行政官。这次带队远航，负有开拓新商道的重大使命。
考察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湄公河滩多流急，部分河床倾斜达二十五度，非常不适合开展商贸活动。
但是，就是在这次探险中，安邺意外地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在北圻境内有一条红河，非常利于航行，且与湄公河一样直通大海。而且顺着红河，还可以进入中国的云南。
当时中国云南地区正陷入持续内战状态，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军火商意识到，如能通过红河水路贩卖军火到云南，必然大有赚头。在这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堵布益先是与大清国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和云南提督马如龙签署了一个军火买卖协议，继而于1872年初返回巴黎，向法国军政高层兜售其他的计划：以这次军火销售为契机，将法国力量渗透到越南北部，并为通商中国西南各省开路。
由于当时德国占领军还没有完全撤出法国，法国高层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为普法战争的战败善后，故而他们对堵布益的建议既不表示明确的支持，也不表示明确的反对，而是由陆军部与海军部以及交趾支那总督暗中支持。于是堵布益也才得以在该年的10月率领26名欧洲冒险家，125名亚籍雇佣军，乘两艘内河炮舰、四艘汽船、一艘中式帆船（装载军火）、一艘内河火轮船（装载军火），浩浩荡荡冲进了东京湾，在北圻重镇河内（又被称为东京）单方面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就是这个办事处点爆了火药桶。
当大赚一票的堵布益于1873年春天从云南返回到河内时，却被告知他的办事处的一些雇员被当地的越南官员抓了起来。
对此，堵布益立即向地方官进行了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如果你想阻拦我的路，我会用机关炮把你们全部杀光。如果你让我通过，我们将会是最好的朋友。”
他的潜台词就是，这个办事处不仅要常设下去，而且今后他将经常性地往来北部地区。虽然有了前述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做基础，但堵布益的这个要求依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包括他未经允许，贸然闯入河内设立办事处本身也是非法行为。悲哀的是，越南官方居然无力驱逐这一小股私人武装，最后反而要到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Dupre）海军少将门前去递状子，希望杜白蕾能来给越南主持正义。
结果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安邺上尉再度登场。
他的任务本是调查此一事件的真相，但是，安邺根本不做调查，他在既没有得到内阁同意，又没有征得军方支持的情况下，勾结了一批民间冒险家，于1873年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率领150余名武装人员（内正规军80人、陆战队60、炮兵20），外加两艘炮舰“蝎子”号和“爱斯兵哥尔”号，抵达了河内。孤军闯入北越，以“剿灭河盗”为借口，单方面采取了军事行动，确可谓目中无人。11月5日（九月十六日），安邺抵达河内郊外，并且贴出了公告，宣传自己此行是要“剿灭河盗”，恢复北部地区的治安。对此，越南地方官府自然无法接受。安邺却于十天后变本加厉地向数千名越南正规军驻守的河内城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要求：
一、红江自1873年11月15日起开放，许商船通行；
二、红江专许中国、西班牙、法兰西商船航行；
三、关税以货值3%为准；
四、商船自西贡来者所载货物关税减半；
五、商船自云南来者所载货物关税亦减半。
在越方拒绝后，安邺于11月20日（十月初一）早晨六时发起了进攻，攻城部队是他那支袖珍部队外加堵布益的雇佣军，共计180人。八时，河内城被攻克。十时，战斗结束。守军溃逃一空，河内巡抚阮知方被俘后绝食身亡。
数千人镇守的河内，就这样被安邺的百余人在两个小时内攻克了，攻城的法军居然无一伤亡。更惊人的是，安邺随之招募当地人组建伪军，四面出击，十月十五日攻克海阳，同月十六日攻克宁平，二十一日攻克南定，伪军数量也迅速扩充到15000余人，盘轮四的黄旗军也决定归附法军，一时之间，安邺气势之盛，大有席卷北圻，问鼎大清西南国门的气势。
之所以有这一连串奇迹般的胜利，法军的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越南小朝廷的腐败无能。历史遂将机会转于刘永福之手。
刘永福应越王密诏，率近千名黑旗精锐，轻装裹粮，经宣光大岭，绕道奇袭河内，配合其进攻的还有越南驸马北圻都统黄佐炎的一万余名越南正规军——这真是一个讽刺的画面，1000名外籍部队担任了主力，去驱逐一支200人不到的小股武装。而越南的10000正规军基本上就是跑个龙套，敲个边鼓，捡个战利品，同时鼓舞一下士气——为了激励黑旗军，黄驸马开出了惊人的悬赏：一颗法兵脑袋换150两白银！
刘永福的进攻时间故意选在了星期天（1873年12月21日，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二），当时法军大部在休假，安邺仓促中只能召集20名法国士兵。可安邺居然狂妄到带着这20名士兵，拉着一门炮，率领数目不详的伪军，出城发起了主动进攻！
而且，就是这20个人，居然还被安邺煞有介事的分成了两路，一路正面进攻，一路由他自己率领，迂回黑旗军的侧翼！
而刘永福则精明到已胜算在握仍不与之列阵对战，他对河内的攻击只是一次诱敌行动，一旦法军出城立即后撤。其主力则在河内郊外两华里处的纸桥附近设伏，待敌军进入包围圈后再发起进攻。
这突起的袭击令法军阵脚大乱，而安邺更是第一个跌入陷阱坑中。混战中，安邺与其副手巴尼海军中尉及3个法国士兵、若干名伪军战死。
说来不可思议，剩下的17个法国残兵居然能溃围而出，亦不能不说是奇迹了。而且这几个法兵回城后，领导守城伪军继续坚守河内。黑旗军因缺少攻坚利器，也终于无法收复河内，这证明了一点：黑旗军难以在正规战争中与法军较量。
所以黑旗军的抗法只有山地游击战一途，但如上所述，单纯的山地游击战不足以赶走法国人。只怕黑旗军还在围困河内，法军已先攻克顺化国都。越南王深知此点，所以取见好就收的姿态，与法军缔结了新的和约。同时为了安抚黑旗军，宣布升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可见第一次纸桥之战只是一次非常有限的战斗，其在军事局势上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心理和政局上的影响却出乎意料的大。如上所述，安邺的行动是在既没有得到内阁同意，又没有征得军方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安邺之死激不起法国人的同情。而法国国内此时对越南问题举棋不定，安邺之死似乎进一步证明了温和派的观点：征服越南的代价太大，不符合法国的全局利益。一个黑旗军已经如此麻烦，清国再介入，必然难以收场。如此迁延不决，岂非与对德战略背道而驰？
如果此时清国及时与巴黎方面进行外交沟通，实为解决越南问题的大好时机，但可惜的是，此时的大清，正陷于同俄罗斯和日本的边疆危机中，自然难以兼顾越南，便暂时将之搁置了起来。未几，法国国内政局变化，扩张派得势，大清再想谋求有利的和平解决就困难了。法越之间的矛盾遂渐渐转变为法清之间的冲突。激化这一矛盾的就是1874年3月15日，法越双方签订的《第二次柴棍（西贡）条约》。
这个条约是针对安邺之死的善后问题而签署的，没想到却签出了更多的问题。
根据这个条约，法国虽然暂时放弃了安邺侵占的北圻省份，但却得到了如下数点收获：
一、承认越南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并“向一切外国宣布”，“法国承认安南王国的主权和完全独立，承诺给他帮助及救援，并约定在他要求时，将无偿给予必要的支持，以维持他国内的秩序和安定，以帮助他对抗一切攻击，并消灭蹂躏王国的海贼活动”。
二、再次确认法国对嘉定、边和等南圻六6的充分控制权。
三、越南受法国保护，外交关系顺应法国的外交政策，倘若与第三国签订商贸条约，要预先通知法国，其内容不得与法越间已有之通商条约相冲突。
四、越南增开河内、宁海等处为通商口岸。沿红河到中国云南蒙自的河道，允许法国船舶航行。
五、在越南的法国人相互间，法国人与其他外国人之间，法国人与越南人之间，其他外国人与越南人之间的诉讼和犯罪事件，都由法国领事裁判。
其中所谓“承认越南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是构成日后中法纠纷的核心问题。这就等于剥夺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将越南从大清国的附属国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可说来无奈，从动机上讲，当年法国人订约时写下这一条的初衷，却并非针对中国，而是瞄着英国这位欧洲的老对手。法国生怕北圻落入某一海军强国的手里，所以才特别声明越南为一独立自主的国家，以禁止其他列强的介入。至于大清，法国人是从另一个角度盘算问题的。
原来，法国一直觊觎中国西南各省的商业前景与丰富的矿产资源，可是大清国对于开放西南地区一直持拒绝姿态，甚至是想方设法地阻止外国势力接近中国边境。为了自身安全，清廷是从不许任何外来强权染指红河的。但现在，建基在越南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前提下，越南自然有权力赋予法国以开放红河的权利，只要开放了红河，就可以达到中国边境，到时候就可以强制中国进行商务谈判阶段。
而越南小朝廷继续装糊涂，它居然始终未将这次条约的实情告知清廷，清廷最终还是从法国驻华使节那里得知了条约内容。而法国将这个条约通告中国的原因则在于通商云南，获取该区丰富的矿藏资源。因为当时云南并没有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又规定今后除非中国自愿，不再开设新的通商口岸。这一来，就必须让中国承认《第二次西贡条约》的合法性，法国人通过红河通商中国的目的才能实现。
对大清国而言，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鉴于当时内部的战乱，总理衙门的态度是装聋作哑，不明确反对《第二次西贡条约》，却单方面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与此同时，大清国开始悄然介入越南事务。先是在光绪元年以帮助越南属国剿灭土匪为名，派出大军进入越南北部境内，消灭了依附法国人的黄旗军。到光绪四年，又发生了李扬才叛逃事件。李扬才，这个大清国的提督衔记名总兵，借募兵之名聚集了万余武装，突然从上思地区窜入越南境内，诈称自己是前越南王室的后裔，要武力光复祖上基业。越南正规军不是他的对手，顺化小朝廷也不想让法国人染指北部，所以便在宗主关系的框架内向大清乞求援助。大清自然不会怠慢，于是便有了广西提督冯子材的又一次入越剿匪。这次剿匪再次以清军获胜结束，李扬才虽然自首，但还是逃不脱在桂林被斩首后，又在越南北部地区被首级示众。
与此同时，控制着红河水道的刘永福和大清国官方的关系也日渐亲密。他保证中国商人及货物的通行安全，并承诺如果中国商人在黑旗军的辖区内遭到了抢劫，黑旗军将全数负责赔偿。反之，法方船只则禁止通过保胜，法国商人必须在这里将货物转交给中国商人，并用中国的船只代理运输。不然黑旗军就将对之毫不客气地扣押。
此消彼长之间，法方自然难以容忍这种区别待遇。1880年（光绪六年）茹费理当选为法国内阁总理。此公热衷殖民扩张，上台第二年，就大举入侵突尼斯。接着便增兵越南，加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渗透和控制。于是，北京和顺化都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守在四夷，还是引火烧身？
对于这次危机，西太后在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1881年12月6日）代小皇帝发布的上谕中定下了基调：法人染指越南北部，并欲由红江通商云南，“计殊叵测，该国（指越南）积弱已久，若任其侵削，则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逼处，后患不可胜言”。
西太后摆出了一副强硬立场，实在是令后人困惑。这是因为后人的历史记忆是被长期误导的。实际上，西太后在国内事务中至少算是大半个开明派，也是李鸿章等人推行自强新政的最大支持者。但在对外决策上，西太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派。这一点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还只是懿贵妃的西太后，一度代其得病的丈夫咸丰帝批阅奏章，她“严饬统兵大臣（与敌）决战，近畿州县，整（顿）团（练）阻截，悬赏杀敌，通谕中外。”“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者，赏银五千两。”其心情可想而知。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给了她一个沉重打击。作为一位女政治家，她必须用理智去克服情感。所以她才长期支持李鸿章的自强新政。可是，这次中法纠纷重起，她却又一次摆出了强硬立场。
有了这个导向性很强的开题，下面自然不乏人起而呼应。
这个起而呼应在当时又包含着两层完全不同的内涵。
首先，对于那些官僚体系中的因循之辈们而言，这个呼应是本能的反应。不知道上级的立场尚要揣摩，何况现在上级已经表态，做下级的岂能不响应？
其次，这是大清国里一股特殊势力发自内心的响应。这股势力就是著名的清流党。
这里的党并非现代政党政治的党，而是传统的结党营私的党。这批人以科举为途径，除了极个别人士（如张佩纶）之外，多以不学洋务为高超，自命为清流，视办洋务、搞新政的人为“浊流”，在晚清的内政改革上一贯持守旧立场，在对外政策上则一贯持无理性的强硬姿态。
这两股声音一汇合，就在大清国里产生了一曲奇特的双重奏。
从山西到四川，从云南到京师，从疆臣到廷臣，绝大部分人开出了一份相同的药方：守在四夷。所谓“守在四夷”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那又怎么御呢？
一句话：支持刘永福。
西太后一手提拔的宠臣张之洞就曾极富想象力地建议，应该给刘永福发去公开谕旨，向其承诺，只要他能“击退法人，绥定越土”，大清国就封刘永福为新的越南国王，“世守其地”。为了达到激励刘永福的目的，应先授“武职崇衔”给刘永福，封为“越南监国”，“并资以精械巨饷，如此则民心有系，士气大振，必有奇功。从此受我卵翼，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将夺气，贤于十万师矣。”若刘永福不幸被法军击灭，也无损于大清。诚如四川总督丁宝桢所言：“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两得。”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也坦言，接济刘永福可以使法人与黑旗军“鹬蚌相持，渔人获利”。
于是也才有了广西巡抚庆裕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882年2月1日）的那份上奏。在这份奏折中。庆裕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已经命令广西提督黄桂兰以防范土匪为名，加派大清勇营驻扎越南边境，并且已经与刘永福取得初步的接触，商定相互接应。
新问题因之产生：一、刘永福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二、若刘永福万一不能指望，越南问题又如何收场？
关于第一点，李鸿章与薛福成一主一幕，却给出了两个貌似截然不同的答案。
李鸿章说：土寇伎俩。
薛福成说：刘永福，中华奇男子也。
两个说法表面上差异极大，但却正道出了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李鸿章的话是说得尖酸了一些。但李鸿章是谁？是连张之洞也不得不承认的，当今大清国的头号军事权威。现在，李鸿章说“土寇伎俩”，自然是有根据的。
从兵力上讲，黑旗军最多时也不过3000之众。
从武器上讲，虽然轻武器装备持续得到提升，装备了“雷鸣顿”五发弹仓连射步枪以及部分缴获自法军及教民军的“格拉斯”单发步枪，另有少量从香港走私来的毛瑟五发连射步枪。同等单位的齐射火力超过了统一装备单发“格拉斯”步枪的法国正规军。但黑旗军始终缺乏重火器。没有重炮，所以不具备攻坚的能力。野战炮也严重缺乏，且质量低下，所以不具备打阵地战和正规野战的能力。
从编制上讲，黑旗军属于耕战结合、半农半兵的地方武装，类似于团练。相对于同类武装可谓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但是若以当时世界上一流职业军队的组织训练标准衡量，无疑还有相当差距。
最后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黑旗军的战斗素质不是靠现代军事体系训练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战中锻炼出来的纯经验产物，所以那两千余名黑旗军战斗力虽强，可却无法在短期内训练出后继部队和补充兵员。
所以李鸿章说黑旗军是“土寇伎俩”。
而薛福成的评价则是针对刘永福个人的军事才华与组织能力而发。指挥上述那样一支军队，居然能连续取得胜利，成为越南王依赖的柱石，法军忌惮的对手，这不是“奇男子”吗？而刘永福能取得如此出众战绩的奥秘，正在于李鸿章所说的“土寇”二字上。
而理解“土寇”的关键则在于先要理解越南复杂的地貌与独特的地理位置。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南北长约160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六600里，最窄处仅50公里。东、南临海，北部像一个巨大的漏斗，锲入广西、云南之间。全国四分之三是山区，又由于地处热带，所以大兵团行动困难，作战的季节性非常鲜明。
从海权的角度讲，越南控制着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的交通，地位重要。只要控制了沿海要地，就能控制航道，未必深入越南陆地。这样既节约了资源，也可避免与大清国的矛盾。可是，从内陆贸易的角度讲，顺红河可以进入云南，陆路直通广西，这两个省资源丰富，一直是法国殖民者觊觎的目标。所以很多法国殖民者一直梦想着通过全面控制越南进而打开中国西南市场。这就把法国势力从沿海引向了内地。
黑旗军长期活跃在越北山地之中，熟悉地形。虽然受制于武器装备和组织训练的不足，难以和大股法军打正规战，但是如果只是规模有限的武力冲突，黑旗军那种“土寇”式的战法——在复杂地貌中借助当地群众基础潜伏兵力，利用稻田地和丛林进行游击战，足以对付小股法军的殖民蚕食。当法国媒体将黑旗军描述为一批出没在稻田地里的恐怖分子时，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独特的战术。
问题是游击战的后果有两个，或者引发法军的大规模介入，或者使法国因付出超出所愿意承受的伤亡代价，从而知难而退。如果是前者，就有可能引发与大清国的战争，这对于正忙于内战的清王朝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是后者，就可以充分保证边境安全。
如果要争取后者，单纯的山地游击战只是手段，必须同时附以外交攻势，并利用法国国内的舆论民情，借力打力，才能不战而胜。这就要求政略与战略要整合为一个整体，抢在法国国内政局变化前外交解决越南问题。
其中，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清廷愿不愿意以商贸换和平。由于法国的根本大敌是德国，所以法国也不希望和中国陷入僵持状态。反之，开放西南地区的商业本身是个双刃剑，如果能因势利导，未必不能实现中法之间的双赢。可惜，当时大清国的主流舆论是视洋人为洪水猛兽，所以官僚集团的主流意见是绝对不开放西南地区，还要保住越南的传统藩属国地位，隔开中法两个大国。
靠什么呢？靠黑旗军。
于是又绕回到李鸿章的不屑一顾上来。黑旗军由于不具备与大股法军打正规战的能力，所以他们在低层次的胜利只能刺激法军的更大规模介入，这样一来，只怕不是“渔人获利”而是“引火烧身”，大清刚经历了长时段的内战外战，应该休养生息，所以还是以和为贵为上策。
可是，国人多震慑于刘永福纸桥大捷之威，却从不曾细考过纸桥大捷的真实细节。而且就算他们知道了真实细节恐怕也不会接受李鸿章的分析。因为他们另有后招，假设刘永福不足以抗法，大清就应该派出正规军援越抗法以保我户牖。
云贵总督刘长佑认为，与其等到越南全失之后再沿中越边境被动防御，不如现在主动出击。因为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全线设防，花费太大，不如主动进入越南境内，“自三江口以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此即军事上所谓的蜂腰地带——笔者注）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故而他申请朝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
这个计划从军事地理上说当然很诱人，但问题是，在既无铁路又缺乏轮船、电报的情况下，如何将战线推进到“三江口以至海阳”一线？而且，就算推进到了地方，清军到底有无与法军一战的硬实力？
兵部尚书彭玉麟的计划更宏大，他建议由桂滇“各派骁将，率领精兵数千，督同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捣顺化河暨西贡敌营，覆其巢穴。”一时大有规复全越，将法军赶入大海的气概。
内阁学士周德润也乘机献策，建议将李鸿章分别于光绪六年、七年向德国伏尔铿兵工厂定购的两艘铁甲巨舰火速调回，会同广东水师，“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锁东京湾；陆路则大举滇桂之师，由北宁、山西会攻河内。控制越南北部重镇，再待机而动。
分阶段进行，陆海并进。听起来比彭玉麟的计划更诱人。实际上却存在更大的盲点：
一、提前招回巨舰，就会打乱原定的训练计划。人舰尚未磨合，如何产生战斗力？
二、回国之途漫长，中间又没有中转站，相反却要经过很多法国的殖民地，万一遭到劫击怎么办？
三、就算侥幸冲破万重关山回到祖国又如何？大家不要忘了，李鸿章为这两艘铁甲巨舰准备的安身之所——旅顺军港尚在营建中。由于财力不继，第一期工程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才竣工，第二期工程则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竣工。换句话说，在光绪七、八年，全国竟无一港能容这两艘铁甲巨舰，设备养护更须借助香港与日本。所以西方才有“有鸟无巢”之讥。提前回国了，放在何处？
四、现在不是鸦片战争时代了，清军水师不是大英皇家海军，法军也不比当年的大清。随着火炮和筑垒技术的发展，军港对海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单靠海军如何突入并控制军港，又是一大问题。
五、其实上面都可以不论，最关键的，你想提前调回军舰就能调回吗？别说这个时候德国人不同意，就是后来合同期满，德国人不也还是拒绝两艘巨舰来华，非要拖到中法和议尘埃落定才放行吗？原因何在？就在于法国一直在向德国施加外交压力，坚持在中法关系紧张期间，不许铁甲舰返华。这一来，大清国里的很多“精英”们的脑筋又转不过弯来了。法德不是世仇吗？怎么又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咱可怜的大清了？
被误读的铁血
答案不在别处，就在俾斯麦独特的外交思维。
提到俾斯麦，国人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铁血宰相”四字。其实，这四个字正是对俾斯麦外交思维最大的误读。
俾斯麦在公开场合屡屡以“铁血”形象出现，这是事实。但细究起来，多是形势需要的逢场作戏。他不仅不迷信武力，而且深知武力的局限性及其双刃剑性质。试看他领导的三次王朝统一战争，无不是战前就已通过精心设计的外交手段将对手最大化孤立，以使德国避免多线作战，然后静待敌人暴露出可胜之机再发动闪电战。仗打赢了，又总不忘给对方预留面子与回旋余地，从不订苛刻的条约。如此既为新一轮的孤立活动铺路，又保持了德国外交的最大弹性系数。
可是，普法战争终结了这一切。德皇在法国人引为历史圣地的凡尔赛宫加冕，上德意志皇帝尊号，又割占阿尔萨斯与洛林。这就把荣誉感极强的法兰西逼到了非与德国再战一场不可的地步。德国的外交之弦也立刻绷紧。
如前所述，鉴于两国实力悬殊，法国想单独打倒德国，无异白日做梦。相反，德国地处中欧，地势平坦，最怕多线作战。所以法国拼了老命的开始编织一张反德包围网。俾斯麦就针锋相对地拼命破坏法国人的结盟运动。
后者的策略便是“在多个鸡蛋上同时跳舞”。首先，他和近邻奥匈帝国结为盟友，安全上唇齿相依，利益上却并不完全荣辱与共。然后再与奥匈帝国的两个敌人：意大利与俄罗斯也来点准盟友的关系。意大利是谁？法国曾经的朋友现在的敌人。俄罗斯是谁？法国曾经的敌人现在的朋友。这已够复杂的了。俾斯麦还要再和英国改善邦交。英国是谁？俄罗斯的敌人；法国历史上的天敌，现实中急需拉拢的朋友。这样一来，当全欧洲相互之间谁也搞不清到底谁是谁的朋友，谁是谁的敌人时，集团战争就不会爆发。一对一，德国谁也不怕。
更绝的是，俾斯麦鼓励法国去海外作殖民扩张。第一，这样有助于发泄甚至转移法国人的仇恨感，第二，法国搞殖民扩张，必然与殖民大国英国产生矛盾。而英国又正在与俄国产生类似矛盾。如此一来，英法俄三国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被固定的三角形。法国无论向哪一边靠拢，都会自动疏远另一端。德国也就高枕无忧了。
法国侵越，即将陷入与中国的纠纷中，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自然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刺激法国，那样只能是引发新一轮的仇德情绪。俾公何等精明，自不会去给大清做挡箭牌。实际上，正是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一面对中国大谈不要怕法国，一面对法国驻华公使大谈德国政府不仅不反对法国占领河内，“而且诚心诚意地呼吁进行一场旨在给德国贸易打开新的宝贵出路的远征”。
只可怜了大清国里的文臣武将们，还做着“联德制法”的迷梦呢！
左右为难中的铤而走险
说来说去，第一，这些人的思维跳不出传统藩属关系的束缚，按他们的设想去干，即使中国胜利，最后仍不过是替越南打仗，中国唯一的收获就是保留了一块缓冲地带。但在当时，提升自身的国力，远比空间上的巴掌缓冲更重要。第二，他们的眼光从来不曾跳出过越南一隅之地，严重缺乏全局观念，而且不通现代国际关系，尤其缺乏基本的自信心，不敢以开放云南商务为条件换取缓冲地带。第三，翻看他们的奏折，既看不到敌情我情的对比分析，也看不到对战争走向的理性预测。有的只是大话，空话与套话，只是些不疼不痒的“士气”、“人心”与“天道”。试想，要是“天道人心”能当炸弹用，我们还搞兵工厂干吗？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从廷臣到疆臣，从“清流”到“浊流”，大家并不是没有共识。比如：“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政治不修，兵赋不足，势已危如累卵。”也都知道越南重于琉球，而朝鲜又重于越南。可开出的药方各异。原因何在？
就在于对双方力量的理解各不相同。大多数人还活在康乾盛世的历史幻觉中，却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内忧外患，交相沓来，天灾人祸，无有止时。以财政而论，两次鸦片战争的军费与赔款都不说，“剿发捻”，“平回乱”的开支是4亿3千万两；收复新疆的远征前后花费4200万两，留下的是1555两白银的外债。当此自顾不暇之时，又如何再兼欲顾人？
而法国却是当时世界上响当当的陆军第二强国加海军第二强国。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两艘外购铁甲舰，而且尚在德国船厂之中。而法国却有38艘铁甲舰、9艘岸防铁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和60艘鱼雷艇，总吨位达50余万吨。以钢产量而言，而法国在1884、1885年的钢产量分别是50万3千吨和50万4千吨，而中国直到1910年才达到5011.3吨，就算是到了八年抗战快要结束时的1944年，也不过1万余吨。至于双方在国民受教育程度、组织训练、指挥体系上的差距，也是同样惊人。
所以李鸿章才不顾众怒地坚持：打不得。
当然，李鸿章也承认，若坐视法国吞并越南，凡我属国都会丧失对大清的信心，“而滇、粤三省先失屏蔽。红江为滇、越相共，矿务尤彼族垂涎，将来画疆据守，口舌炎多，边患固无已时也。”于情于理于势，中国都不能坐视法吞越南。问题是，中国采取何种手段，又准备拉回到何种程度。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何等交换代价。
可是，清流们是朝鲜、越南都要，还没忘记缅甸。如张佩纶就认为：“亡琉球则朝鲜可危，弃越南则缅甸必失。”又说，“知法志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知越境逼犬牙，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庭，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何以隐忍就是纵敌，急起就能图功？绕来绕去，还是彭大将军与周大学士的老一套。而就是不屑老老实实的自强。
两派争执不下，只可怜了总理衙门，左右为难：“论藩属之义，中国即应派兵援救，玉帛干戈，随机因应；而在我既力有未逮，在彼又弱不能扶，揆度情形，势难筹议及此。”
可是，太后坚持要筹、要议，清流们更是鼓噪不休。李鸿章与恭亲王等持重派的稳健立场也就不免冰消瓦解于历史的记忆碎片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