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主“寄托”，儿孙渐背初祖。宋于庭言称张皋文，实失皋文本旨。皋文《词选》自《序》曰：“义有幽隐，并为指发”；观其所“指发”者，或揣度作者本心，或附会作词本事，不出汉以来相承说《诗》、《骚》“比兴”之法。如王叔师《离骚经序》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云云，或《诗·小序》以《汉广》为美周文王，《雄雉》为刺卫宣公等等。亦犹白香山《与元九书》所谓：“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岂舍之乎。假风以刺威虐也，因雪以愍征役也，感华以讽兄弟也，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皆以为诗“义”虽“在言外”、在“彼”不在“此”，然终可推论而得确解。其事大类西方心析学判梦境为“显见之情事”与“幽蕴之情事”，圆梦者据显以知幽。“在此”之“言”犹“显见梦事”，“在彼”之“义”犹“幽隐梦事”，而说诗几如圆梦焉。《春秋繁露·竹林》曰：“诗无达诂”，《说苑·奉使》引《传》曰：“诗无通故”；实兼涵两意，畅通一也，变通二也。诗之“义”不显露，故非到眼即晓、出指能拈；顾诗之义亦不游移，故非随人异解、逐事更端。诗“故”非一见便能豁露畅“通”，必索乎隐；复非各说均可迁就变“通”，必主于一。既通正解，馀解杜绝。如皋文《词选》解欧阳永叔《蝶恋花》为影射朝士争讧，解姜尧章《疏影》为影射靖康之变，即谓柳絮、梨花、梅花乃词所言“显见情事”，而范希文，韩稚圭、徽钦二帝本事则词所寓“幽蕴情事”，是为词“义”所在。西方“托寓”释诗，洞“言外”以究“意内”，手眼大同（参观第232页《补订》一），近人嘲曰：“此举何异食苹婆者，不嗜其果脯而咀嚼其果中核乎。”闻皋文之风而起者，充极加厉，自在解脱。周止庵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第七则曰。“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又曰：“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意感偶生，假类毕达。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谭仲修献《复堂词话》（徐仲可珂辑）第四十三、四十六、八十六则反复称引止庵此说，第二十四则曰：“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复堂词录序》又曰：“侧出其言，傍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宋于庭《论词绝句》第一首得二家语而含意毕申矣。盖谓“义”不显露而亦可游移，“诂”不“通”“达”而亦无定准，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皋文缵汉代“香草美人”之绪，而宋、周、谭三氏实衍先秦“赋诗断章”之法（参观《管锥编》224—225页），犹禅人之“参活句”，亦即刘须溪父子所提撕也（参观第100页《补订》二）。诺瓦利斯尝言：“书中缓急轻重处，悉凭读者之意而定。读者于书，随心施为。所谓公认准确之读法，初无其事。读书乃自由操业。无人能命我当何所读或如何读也。”瓦勒利现身说法，曰：“诗中章句并无正解真旨。作者本人亦无权定夺。”又曰：“吾诗中之意，惟人所寓。吾所寓意，只为我设，他人异解，并行不倍。”足相比勘。其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拆散结构主义”，亦如椎轮之于大辂焉。吴冲之省钦《白华前稿》卷十二《勉斋诗序》云：“诗者、学之一端。有所言在此，所感在彼，如《晨风》之悟慈父，《鹿鸣》之感兄弟同食也。所言在此，反若不必在此，则镜花水月，与夫羚羊挂角之喻也。古之诗人，原本性情，读者各为感触，其理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意亦“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而取禅语为“喻”也。窃谓倘“有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可取譬于苹果之有核，则“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不妨喻为洋葱之无心矣（参观第285页《补订》一）。（609—611页）
这一则谈诗词的“寄托”说，从常州词派谈起，说“儿孙渐背初祖”。初祖指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儿孙指后来的继承者宋翔凤等人。说宋翔凤讲的，违背张惠言的本旨。张惠言在《词选》的《序》里讲：“义有幽隐，并为指发。”作品的意义不点明，可加以指明。指明的有的是根据作者的本意，作者不说明的加以说明；有的是附会作词的本事，作者对某一事而发，引用这件事来阐发，离不开汉人讲《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像汉人王逸在《离骚经序》里讲的，屈原《离骚》里讲的“善鸟”“香草”，用来比喻忠贞的人；《离骚》里讲的“飘风”“云霓”，用来比喻小人。这就是说明作者没有点明的本意。再像《诗·周南·汉广》的《小序》：“《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是赞美周文王德教的诗。《诗·卫风·雄雉》的《小序》：“《雄雉》：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这两首诗的《小序》，是结合赞美周文王、讽刺卫宣公的本事来说的。
再像白居易《与元九书》里讲的：“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这里讲《诗经》中讲的风雪花草都有用意，如《诗·邶风·北风》：“北风其凉。”孔颖达《正义》：“寒凉之风，病害万物。兴者，喻君政酷暴，使民散乱。”借风来讽刺君政酷暴。又《诗·小雅·采薇》：“雨雪霏霏。”雪下得大，写战士冒雪归来的辛苦。又《诗·小雅·棠棣》：“棠棣之华。”指郁李的花茂盛，比喻兄弟的亲和。又《诗·周南·芣苢（音浮以，车前子，治妇人不孕）》：“采采芣苢。”是为了乐有子女。都是借风雪花草来起兴，而另有含意。然而它们的含意到底是可以推求的。这像心析学，即精神分析学分梦境为“显见之情事”，如风雪花草是显见之物；又为“幽蕴之情事”，如借风以刺威虐，因雪以愍征役，感华以悦兄弟，美草以乐有子。刺威虐、愍征役、悦兄弟、乐有子，是幽隐之情事，诗里不说出来，但可以探求。钱先生再引“诗无达诂”、“诗无通诂”的说法，这里含有二义：一是诗意不是畅通的，即诗义不显露，一定要从幽隐中加以探索。一是诗义不游移，不是不同的各种说法都可以迁就变通。已经确立了一个正解，别的解释都要杜绝。
像张惠言《词选》解释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张惠言评：“‘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兮’。‘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张惠言的解释，把这首词比作屈原的《离骚》，把“庭院深深”，比作《离骚》中的“闺中既以邃远兮”，说楚怀王在宫中隔得很远，见不到。“楼高不见”，比作《离骚》中的“哲王又不寤”，说楚怀王又不醒悟。乱红飞去，大概因为韩琦、范仲淹被排斥而作的吧。照这个解释，那么讲庭院、杨柳、帘幕、风雨、乱红，是显见的事物，讲哲王不寤，政令暴急，斥逐者非一人，是幽蕴情事。再像姜夔《疏影》：“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张惠言评：“此章更以二帝之愤发之，故有昭君之句。”这首词，写梅花的“苔枝缀玉”，写“翠禽”“修竹”“一片随波去”，是显见情事，写徽钦二帝的忧愤，是幽蕴情事。对张惠言解释这两首词，有不同意见。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温庭筠）《菩萨蛮》、永叔（欧阳修）《蝶恋花》、子瞻（苏轼）《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对欧阳修《蝶恋花》，夏承焘《唐宋词选》解释道：“这词写妇女的痛苦。她被关在深深庭院里。她的丈夫却玉勒雕鞍在外游荡。她登上高楼，也望不见他。感叹青春消逝。泪眼问花，是无人可诉；花不能语，不得花的同情；乱红飞，花也凋谢了；花被吹过秋千去，秋千是她和丈夫旧时嬉戏之处，触动愁恨，不堪回首。”对姜夔《疏影》，文研所编的《唐宋词选》说：“上片把梅花暗比被遗弃的美人，不为汉宫所重，终致客死异域的王昭君。下片怨春风无情，把梅花吹落，等人们重见幽香，为时已久。大概借咏梅来感伤自己身世，觉得自己未受到朝廷的赏识和重用，为此抱屈。”经过这样解释，张惠言说的“为韩范作乎”，“更以二帝之愤发之”，就都不可靠了，作者并无那种用意。这也说明“诗无达诂”了。
钱先生认为假定张惠言的解释可以成立，通过“为韩范作”和“二帝之愤发”来理解这两首词，好比吃苹果不好果脯而嚼果核，说明钱先生对这样解释并不赞赏。钱先生又指出周济的解释更进一步，称“无寄托”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读者可以提出不同解释。谭献提出“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即作者没有的意思，读者也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来加以解释。这样，张皋文的解释还是想根据比兴说来解释，宋、周、谭三人的解释像“赋诗断章”，可以不顾原作者是什么意思，读者认为它有什么意思就可以作什么解释。所以钱先生说，“常州词派主‘寄托’，儿孙渐背初祖”了。钱先生在《管锥编》224—226页讲引诗有两种：一种是“赋诗断章”，不顾诗的原义。如《中庸》引《大雅·旱麓》，“鸢飞戾（至）天，鱼跃于渊。岂（恺）弟君子，遐（何）不作人。”指鸢飞到天，鱼跃出渊，君子何不培养人，指君子一定培养人。《中庸》：“《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指鸢飞在上，鱼跃在下，上下都要考察。这样引诗，和诗的原意不同，是一种。再像《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当时有公家田、私人田两种。《孟子·滕文公上》：“《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孟子讲助法，助法分公田私田，引《诗》作证，这是用诗的原义。引诗就有这两种：用诗的原意；不用诗的原意的。解诗也有这两种，推求诗的原意的；讲自己的感受，不用诗的原意的。
钱先生又提到“接受美学”，“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接受美学”把作者的本意和读者读了作品所产生的感受融化为一。既承认作品的客观地位，又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活动，认为作品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介体，它的外观和内部结构都在时间和空间中随接受环境而改变着。钱先生又引吴省钦说，“所言在此，所感在彼”，即有所寄托说，需探索作者的本意。一种是所言在此，所感不必在此，即无寄托说，读者可以见仁见智，各为其说。钱先生又说参观第285页《补订》一：“法国新文评派宗师言，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执著‘本文’，原是‘本无’，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见。”这是主张无寄托说，认为作者的寄托“本无”，不可求。钱先生因说：“‘有寄托’之‘诗无通诂达诂’，可取譬于苹果之有核。”寄托是核，从表面文字上不容易看出，即“无通诂达诂”。“‘无寄托’之‘诗无通诂达诂’，不妨喻为洋葱之无心矣。”“无心”即作者无寄托，读者可以随意解释。这里是不是有两种：一种是解释诗的，一种是讲读诗的感受的。前者是讲作者的命意，作者有寄托，通过作品来探索他的命意，但不要牵强附会；作者没有寄托的，要结合作品来探索作者的命意，作者没有寄托一定也是有命意的。后者是读诗时，由于形象大于思维，作者所写的形象，大于作者的命意，读者可以通过作者所写的形象，结合自己的经历，提出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感受，这是一种再创造。对这种再创造的感受，读者也可以发挥，不过不要说成是作者的本意，即解释还重在探讨作者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