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吉《高轩过》篇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此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无所谓道术学艺也。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书·皋陶谟》曰：“天工，人其代之。”《法言·问道》篇曰：“或问雕刻众形，非天欤。曰：以其不雕刻也。”百凡道艺之发生，皆天与人之凑合耳。顾天一而已，纯乎自然，艺由人为，乃生分别。综而论之，得两大宗。一则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其说在西方，创于柏拉图，发扬于亚理士多德，重申于西塞罗，而大行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其焰至今不衰。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者是。昌黎《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可以括之。“觑”字下得最好；盖此派之说，以为造化虽备众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即“觑巧”之意也。二则主润饰自然，功夺造化。此说在西方，萌芽于克利索斯当，申明于普罗提诺。近世则培根、牟拉托利、儒贝尔、龚古尔兄弟、波德莱尔、惠司勒皆有悟厥旨。唯美派作者尤信奉之。但丁所谓：“造化若大匠制器，手战不能如意所出，须人代之斲范。”长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可以提要钩玄。此派论者不特以为艺术中造境之美，非天然境界所及；至谓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熔，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窃以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夫模写自然，而曰“选择”，则有陶甄矫改之意。自出心裁，而曰“修补”，顺其性而扩充之曰“补”，删削之而不伤其性曰“修”，亦何尝能尽离自然哉。师造化之法，亦正如师古人，不外“拟议变化”耳。故亚理士多德自言：师自然须得其当然，写事要能穷理。盖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师天写实，而犁然有当于心；师心造境，而秩然勿倍于理。莎士比亚尝曰：“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圆通妙澈，圣哉言乎。人出于天，故人之补天，即天之假手自补，天之自补，则必人巧能泯。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沆瀣融会，无分彼此。及未达者为之，执著门户家数，悬鹄以射，非应机有合。写实者固牛溲马勃，拉杂可笑，如卢多逊、胡钉铰之伦；造境者亦牛鬼蛇神，奇诞无趣，玉川、昌谷，亦未免也。（60—62页）
这里指出艺术有两派：一派主张模写自然，一派主张润饰自然。主张模写自然的，认为大自然具备众美，但不能全善全美，所以要加一番选择。像韩愈称孟郊的诗：“文字觑天巧。”能观察到大自然的巧妙处，写入诗里。说明大自然不都是美的，要加以选择，选美的来写。主张润饰自然的，认为大自然不够美，要靠人力来补充，人工胜过大自然。钱先生认为这两说实是相反相成。模写自然的，对大自然要进行选择，那也有对大自然进行矫改的用意。润饰自然的，还要根据大自然的本性来改造，不能违反大自然的本性。艺术创作得恰到好处，要避免斧斫的痕迹，要求合于自然。所以模写自然的，不是完全照自然的样子来写，要加以选择矫改。润饰自然的也不能离开自然，两者有相通处。钱先生认为道术学艺，是“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即就艺术说，作家创作艺术，还是要师法自然，这是“法天”。在师法自然时，对大自然有选择矫改，这是“胜天”；不论选择和润色，都不能违反自然，这是“通天”。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这里讲的写境，近乎模仿自然；所讲的造境，近乎润饰自然。两派都不能违反自然，即钱先生说的“法天”“胜天”“通天”了。不仅这样，有时候，一篇作品中就有写实与理想两种境界的结合。如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坡仙集外纪》说：“神宗读至‘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这说明上片写“天上宫阙”，“我欲乘风归去”，是写理想。这个理想，宋神宗读了，认为是想离开朝廷去隐居，词写怕“高处不胜寒”，即不想去隐居，所以说“苏轼终是爱君”，那么这个理想里还含有写实的意味。下片写月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是写实。但“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在“不应有恨”里，以月比人也有恨，又含有理想了。这是说写实与理想有相通处，这是一方面。但上片理想，下片写实，还是不同，虽有不同，又都是合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