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水果，叫杨桃，横断如五角形，外形十分地革命，色泽黄绿，味道有草木的清香气，微甜。许广平在信里问鲁迅，厦门可有吗？
鲁迅答，我在这里吃到荔枝，柚子和龙眼，没有见过此种名目的水果。之所以吃的水果不多，原因仍然和广平兄在信里反复地约束有关系。
在厦门，香蕉的价格是一角钱五个，如此零用着出售，倒是少见。彼时的钱财乃是以银元来计价，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元人民币，若是一毛钱，也相当于现在的十元钱。若是依照现在的市价，十元钱只能买五瓣香蕉，着实昂贵了些。
所以，鲁迅在书信里特地发了一通牢骚：“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位胖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厦门人，也不打紧。”
之所以说在厦门大学工作，钱是骗来的，是因为，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待遇颇好，每月有五百块大洋（约合如今的五万元人民币）的收入，然而，每周却只有四节课，不可谓不清闲也。
住处搬了几次以后，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和孙伏园一起吃饭多次，发觉孙伏园的厨艺并不见佳，于是乎，鲁迅不得另请了一个做饭的工人。名字倒是很有趣，一个叫做流水，另一个叫做春来，皆诗意得很。搬家次数太多，甚至接下来还有搬家的可能，所以，鲁迅不敢置办太多的家具，所以，当他看到许广平信里搬到新房子以后，写道：“从信上推测起你的住室来，似乎比我的阔些，我用具寥寥，只有六件，皆从奋斗得来者也。但自从买了火酒灯（酒精灯）之后，我也忙了一点，因为凡有饮用之水，我必煮沸一回才用，因为忙，无聊也仿佛减少了。”
在一九二六年双十节的下午三时的信中，许广平劝解鲁迅要注意饮食，因为一个人在厦门，若是吃坏了肚子，那么疼痛在寂寞的情形下会加倍的。在书信里，许广平写道：“香蕉、柚子都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在北京，就有人不愿意你多吃，现在不妨事吗？你对我讲的话，我大抵给些打击，不至于因此使你有秘而不宣的情形吗？”
恋爱中的人就是如此，无论说任何事情，都会联想到内心。鲁迅的回答则如孩子一般乖巧：“无论怎样打击，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也被打击而无怨。现在柚子是不吃已有四五天了，因为我觉得不大消化。香蕉却还吃，先前是一吃便要肚痛的，在这里却不，而对于便秘，反似有好处，所以想暂不停止它，而且每天至多也不过四五个。”
在厦门大学，鲁迅的饮食爱好终于受到了挑战，因为喜欢吃白糖，然而厦门的蚂蚁很多，挂在空中，蚂蚁则会顺着吊篮的绳子爬下来，依旧成团成团地包围。以致于鲁迅不得不常常连白糖带蚂蚁一起隔窗子扔到草坪里。
再后来，到林语堂家里参观，终于学到了一个好的方法，那就是把白糖放在一个塑料袋子里，系得紧紧的，放在桌子上，然后，在白糖的四周撒满了水。蚂蚁闻到气息之后，往水里爬，淹死者众，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难题。鲁迅在信里十分欣喜地告诉许广平这个消息，仿佛要许广平也这样尝试一番。
然而许广平早就有自己的办法：“防止蚂蚁还有一法，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围，以石灰粉画一圈，即可避免。石灰又去湿，此法对于怕湿之物可采用。”
鲁迅在吃食上，还是更习惯北京一些，有一次在信里，他说起厦门的酒席，不大满意：“这里的酒席，是先上甜菜，中间咸菜，末后又上一碗甜菜，这就完了，并无饭及稀饭。我吃了几回，都是如此。”去小饭馆吃饭，也不过是对付一下，遇不到可口的食物。
有一天，鲁迅外出小饭馆吃饭，遇到一个同事，叫做容肇祖，他给鲁迅推荐一种叫做“桂花蝉”的食物，大约是水煮了的，像一只知了的形状，是一种昆虫，乡间的田里长见的。看起来很是吓人。鲁迅有些疑惑地看着那食物，容肇祖的妻子则则连连摇头，说那只虫子难吃死了，谁知道那虫子在被煮前是不是趴在一堆大便上。
两个人意见相左，便争吵起来。这让鲁迅感到很好玩。
之所以要到小饭馆里吃饭，是因为为鲁迅和孙伏园做饭的听差春来辞职不做了，原因是“厦门大学的厨房工作人员要打他”。
递交辞职信的前一天，也就是1926年12月30日，鲁迅接到了厦门大学总务处长周辨明的邀请，请他到他们家去吃周夫做的春饼。这大约是鲁迅所吃到的较为印象深刻的厦门小吃。
章廷谦的回忆文字写得颇周祥，我来引录一下：“我们宾主六七个人，都围坐在一张大餐桌旁，开始时，和通常的宴会差不多，无非是喝酒吃菜，只是主妇没有来，空着一个座位。后来主妇来了，春饼也来了，色白，甚薄，和我们在市上所见的所谓春饼皮是一样的，只是大了些，每张饼的直径约摸有一尺来大。由主妇包好了交给我们吃，其中佐料很多，很好。包得很大，我和鲁迅先生都只得用两只手捧着来吃，分左、右、中三次咬，才吃下一截去；至少可以说，我们吃的第一个春卷已经‘其大盈把’了。一个刚吃完，第二个又从殷勤的主妇手上递过来了，比第一个还大，几乎像一个给婴儿用的小枕头。我和鲁迅先生还是左咬一口，右咬一口，中间再咬一口的勉强把它吃下去了。当第三个比小枕头还要大的春饼送过来时，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只好道谢。”
这段文字颇有现场感，趣味且生动，三个大大的春饼，相信将鲁迅先生临离开厦门的肚子撑得饱饱的，颇让人欢喜。也果然，章廷谦回忆说“一直过了多少年之后，鲁迅先生和我都还记得当时彼此用两只手捧着一只小枕头咬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