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先录一段钱玄同回忆鲁迅的话：“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见他在《两地书》中说到这事，把‘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
钱玄同是鲁迅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词，如若不是钱玄同的催促，那么便没有《狂人日记》这部中国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然而，正是1929年鲁迅去北京的这一次交恶。到了1931年11月，因为鲁母病重，鲁迅回北京探病，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五所学校进行了著名的“北平五讲”，这一次，鲁迅和钱玄同没有碰面，然而，却有人在记录鲁迅先生的演讲时说到了一件趣事。回忆的作者叫做潘炳皋，他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作《鲁迅先生访问记》，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写道：“从《华盖集》上知道他是住在西城的一个角落里；但是不知确切的住址。后来在一个同乡的地方才知道了他的住址，他说如果去访问的时候，顶好请钱玄同先生写一封介绍信，因为他们还很好，不然恐怕见不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就和钱先生打电话，一天也没有打通。别的同学打通了，他说钱先生不请，钱先生说我和鲁迅没有交情，他净骂人，你们要请，你们就自己请去，我也不拦阻。想不到鲁迅先生和北平文化界的关系这样坏，这也是先生的杂感使之也。第三天的下午，经师大文艺研究社执委会的通过，我和志之、永年就决定要访问先生了。”
潘炳皋的这篇文字发表在1932年的《北国月刊》上，在这篇访问记里，潘炳皋记录得非常详细，比如问到鲁迅为何不留在北京教书？问到鲁迅先生在上海的收入？北新书局欠鲁迅的稿酬结清了吗？还问到丁玲的写作如何？郑振铎新出版的文学史如何评价？等等。这篇回忆文字非常可信，因为，他并没有在建国后引起注意，所以，也没有被修改。
同样记录鲁迅在北平进行演讲的陆万美，因为写作时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修改，回忆文字中加了太多的水分，而导致我们阅读时不知该如何剪裁。
1931年11月25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晚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演讲，约以星期日。”
在此之前，鲁迅已经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进行过三次演说，而且还拒绝了清华大学朱自清的演讲邀请。此时，鲁迅的本意大抵是不想再演讲了，但是，他总是喜欢多和青年人交流，所以没有拂了邀请者的好意。
日记里的代表三人，后来查回忆便可以知道，分别是王志之、潘炳皋和张永年。
陆万美有一篇颇长的文字回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名字叫做《追记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前后》，这篇文章初稿写于1951年，定稿又修改于1978年，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陆万美写作不尊重历史真实，随便摘录一段，便可知道：“每次演讲，实际都是一次包含着很大危险因素的斗争。明明估计到：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策划着各种破坏活动，而在这种公开的混乱的群众场合，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大，谁也不敢肯定能确保先生的安全。但群众的要求很热烈、很迫切，同时也深信：先生能和群众见面，讲一次话，必将发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在这篇文字的前引中，陆万美更是用了夸张和联想的手法来写：“鲁迅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反动派更是如临大敌般地紧张起来，便衣特务四处活动，秘密监视先生，进行各种阴谋破坏。在师范大学讲话的一天，曾传说特务已经布置了要加害先生，后来他们虽然不敢下手，但那天会场上横眉竖眼的人确是不少，讲演完了也确在大门口逮捕了好几个听讲的青年。”
而这一天参加听讲和组织听讲的其他人员的回忆，却并没有这样夸张地记录，比如王志之，他是三个邀请鲁迅去北师大的人之一，他在回忆鲁迅的文字里介绍了学生们对于鲁迅先生的热烈追捧，听不到鲁迅先生的讲话，便要求鲁迅从教室里转移到学生操场上，还让鲁迅先生站在一个桌子上。
如果真是出于保护鲁迅先生的安全，能让演讲的人站在一张桌子上吗？这样的逻辑显然是不通的。
有一个当时在北方左联工作的于伶，也写过北平五讲的回忆文字，她写道：“这是鲁迅先生的在北平的第四回讲演。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师范大学门口贴有公布鲁迅先生演讲的大通告。所有过道的转弯抹角处，都贴有画着走向大操场的手指或箭头。大操场挤满了站着听讲的人群。到迟了的只能站得远远的，仰望着鲁迅先生了。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
于伶补充了王志之的文字，并说明，到操场上演讲也是提前就设计好了的，因为早已经贴出了引路的标志。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照片中的鲁迅先生一样，他的确是站在一个方桌子上的。那么，如果有危险，怎么能提大张旗鼓的公布预告，又让一个有危险的大作家站到桌子上呢？
其实，据朱正先生考证，1931年，当时执政北平的正是张学良的部队，他非常开明，并不执行蒋介石的所有政策，直到后来被蒋介石排挤，甚至下野。而不论如何，张学良时期的北京，绝不会像陆万美所说的，鲁迅做一个演讲，而身边都会布满了国民党反动派。
这实在是扰乱阅读视听的回忆录，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