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鲁迅先生而在中国出名的日本人有两个，其一是藤野先生，其二便是内山完造。
1927年9月，自广州返上海的鲁迅，在抵上海的第三天，便找到了位于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叫作魏盛里的小胡同的这家“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描述过这一场景：“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XX号去。’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我立刻就问：‘尊姓？’一问，那位先生就说：‘叫周树人。’‘啊——你就是鲁迅先生吗？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从那时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鲁迅先生爱逛书店，又加上，当时的政治空气不好，鲁迅先生每每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不留自己住址，在上海的十年，大多数约会见面，鲁迅均喜欢约在内山书店。
1930年初，鲁迅因为参加左联而被人跟踪，为了避难。鲁迅在内山书店里住了一个月之久。之后，还是托内山完造帮他谋了一处新住宅，即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今为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三楼四室。一年后，左联五青年被捕后，鲁迅又是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于1月20日全家移至花园庄旅馆住了一个月，才回到住处。
1932年，一月三十日，因“一·二八”沪淞战争，鲁迅所租住的房子玻璃竟然被子弹破了一个洞，于是全家立即离寓，还是经由内山完造兄的安排，鲁迅先生一家又一次住进了内山书店。
这期间，因为屡屡帮助中国人，内山完造被日本军方弹劾，回日本暂避了一年半左右。到了1934年，鲁迅先生又曾经在内山书店避难过。
不论是帮助救自己的弟弟周建人一家，还是救助左联的其他作家，内山完造可以说是鲁迅的一个居中调理社会关系的重要友人。1932年淞沪会战期间，周建人一家被日本海军拘禁，内山完造出面，终于营救成功。1932年3月20日，鲁迅致母亲的信里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公寓被一枚炸弹击中玻璃的情形：“现男等已于19日回寓，见寓中窗户，亦被炸弹碎片穿破四处，震碎之玻璃有十一块之多，当时虽有友人代为照管，但究不能日夜驻守，故衣服什物，已有被窃去者，计害马衣服三件，海婴衣裤袜子手套等十件，皆系害马用毛线自编，厨房用具五六件，被一条，被单五六张，合共值洋七十元，损失尚不算多。”
在这封信里，鲁迅却并没有说周建人被拘禁的事情，因为很快内山完造便找人救出了周建人。
然而，内山完造可以从军方救周建人的消息，不小心还是走漏了，在当时，一个日本商人，和军方来往密切。这不能不被人猜测。
果然，1934年，内山完造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便遇到诘难。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便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在这篇短文里，这位“思”兄颇为恶毒，在文章里意淫鲁迅先生的一本叫作《南腔北调集》在日本出版日译本，说鲁迅骂政府的那些文章在国内挣不到几个闲钱，然而，经过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便可以得到大笔的钱。
这种腔调和此前污蔑鲁迅领卢布一样拙劣。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过了不久，这份《社会新闻》又于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这篇署名为“天一”的文章，像是一个十分熟悉内山完造的人写的，他在文章里写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这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内山完造的手段很巧妙的，他以‘左’倾的态度来交结中国共产党及左倾人物……借‘左倾’的掩护，来进行间谍工作。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这篇文章的结尾更是“大鸣大放”，写道：“这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对于这篇狂热造谣加腻想却又极容易蛊惑民众的文字，鲁迅先生实在控不住“制”了，他决定要反驳一下，但他知道，在资讯并不发达的中国，本来一篇杜撰的社会新闻，因为一些知名人物的起哄，反而会成为一篇传播更广的新闻，中国历来是一个宁愿信野史和演义的国度。好人的好往往脸谱化，坏人的坏也往往极度地二元对立。
鲁迅也曾经犹豫过，是不是要反驳。关于假鲁迅的新闻，鲁迅便曾经因为自己过于郑重对待了，导致社会上本来并不知道此事，事后引来许多意料之外的坏效应。
然而，事关友人个体的名誉，鲁迅终于在《伪自由书，后记》写道：“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鲁迅的这篇反驳比起之前对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来说，可谓温和多矣。
这不由得让更多的人质疑。然而，正如一首流传甚广的诗所说：你信或者不信，内山书店就在那里，不关不停。
周作人不离开北京，鲁迅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糊涂。鲁迅难道还不懂最基本的大局。鲁迅始终如一地同情共产党，生前和冯雪峰、瞿秋白关系笃好。若说他既支持共党又支持日本侵略中国，那简直就有些不要脸了。
所以，鲁迅逝世以后，为什么这些小报消息并没有继续得到关注，大抵也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这一股国民党御用文字杀手不敌鲁迅在国际上的威望越来越高。
回到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上来。
鲁迅出了新书，会交到内山完造那里卖，有朋友的信件，会交给内山完造转收。内山完造写了新书，鲁迅会给他作序。一个喜欢文字的读书人，一个基督教徒，一个侵略中国国籍的普通日本人，便有了那么多的猜测。
鲁迅和内山完造的私交甚好，不仅仅像好友一样相互走动，交换礼物（鲁迅日记里常常载有内山完造给海婴买玩具的内容），也偶尔会诗酒唱合，一起举行沙龙活动，甚至参加内山完造弟弟的婚礼，给内山书店的普通店员的孩子起名字等等。这些世情世故的交往让鲁迅已经忽略了内山完造的日本国籍，只是当他作一个有共同话语的朋友。
鲁迅临死前，最后写的字条，竟然也是给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逝世后，在“治丧委员会”的八人名单中，也有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的书店在日本战败后自然被收回，建国以后，内山完造一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要举行庆典，邀请内山完造来北京观礼。内山完造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机场见到许广平，兴奋得像个孩子，又蹦又跳的。对着身边的老婆说，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到上海。
然而，真真是巧合，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内山完造突发脑溢血逝世。十月二十六日，根据内山生前遗愿，内山完造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至此，两位好友，又一次做了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