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的日记，或者书信，会冷不防地被他逗笑。比如，“1912年9月6日，阴。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又如，“1913年2月13日，昙。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与次长谈至六时方去，同坐甚倦。”还有他刚到教育部上班时的日记，写“枯坐终日”。不是说领导的坏话，便是陪着领导谈话时打瞌睡，实在是一个不怎么热爱工作的职员。
然而，这位教育部的职员，在五四之前的一年突然成了一个知名的作家。
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1919年4月16日，学生傅斯年办了一份杂志，叫做《新潮》，向他约稿，他回信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1923年8月，《呐喊》出版，鲁迅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畅销的小说家。
从此以后，他过上了知名作家的生活，仅在《两地书》中或者1925年至1927年致友人的书信中，便有不少章节段落里写到他做“名人”的苦。
做了名人以后的鲁迅先生，并没有多少坏习气，相反，更加普通了，列举一下，看看他，做了名人以后做的事情：谈了一场恋爱，出了不少本书，吵了不少架（其中一次还差些打官司），帮助了不少年轻人。最有趣的，还和人争风吃醋过。成名以后，他并没有找经纪人搞签名售书，而是不停地帮助年轻人编杂志，给韦素园看病，给李霁野挣学费，给高长虹校稿子，给李秉中做励志课老师等等，这些工作，哪像个成名的作家做的啊。
我常常看到萧军萧红写信给鲁迅，立即便得到鲁迅先生的回信而感觉温暖，那是个多好的时代啊，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一个陌生的写作者，写一封信，他便会马上回复。
如果我现在给中国最有名的作家写一封信呢，我不敢想那封信的命运会不会被邮局退回，而信封的上面会不会有“查无此人”。
成名后的鲁迅先生很少吹捧别人，几乎都是在骂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与他关系很好的刘半农1926年的春天要重印《何典》，请鲁迅写序。鲁迅应下了，却在信中批评刘半农的“迂”他写道：“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
《何典》于当年6月出版后，刘半农送了一本给鲁迅，但没有签名。鲁迅知道刘半农不高兴了。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写《忆刘半农君》说，这批评使“半农颇不高兴了”。在这篇怀人文章里，鲁迅写道：“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鲁迅将新青年的陈独秀与胡适和刘半农对比，说“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写了一篇忆念文字，说鲁迅与周作人一热一冷，他喜欢鲁迅的热。
是的，鲁迅内心里总有一堆干燥的木柴堆在那里，许广平点了一把，他便着火了。
不只是许广平，还有很多左翼的青年，他们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根火柴，将鲁迅先生当作火柴盒上的火药纸，用力地擦一下鲁迅，便点着了手中的火把。
仔细想一下，整个二三十年代，鲁迅就是那个火柴盒子，那么多年轻人围在他身边，便因为他内心里有一股火，有温度。
他的这个温度一直没有变凉过，鲁迅在中国，成为一个神话，也和他文字里一直藏着的这个火把有关吧，他要么照耀我们，要么暖和我们，总是有用的。
个体的意志一旦被集中表达，便成了病态。在中国大陆，鲁迅热一直未减，这缘自于国家一直对鲁迅进行着造神运动，从1949年至1999中，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逻辑是抽空了鲁迅先生的原貌，努力地虚构出一个高大全的鲁迅来。
鲁迅在热烈传播的同时，离我们越来越远，鲁迅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远离自己，漂泊不已。前两天翻陈丹青先生的新书《笑谈大先生》，看到一段话（大意）说，鲁迅的儿子和孙子并不能随便来谈论鲁迅。鲁迅虽然是他们的父亲和爷爷，但是，鲁迅更是中国国家意志里的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国有商标，鲁迅的产权不归鲁迅先生的后人，而是归国有。
看到这里，我很想笑。陈丹青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像极了笑话的真实故事。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大型的国营企业，公司的名字叫做鲁迅，然而，这个公司里养着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他们整天研究鲁迅先生日记里散发出的洗脚水的气息，却和鲁迅先生的后人联系不多。而鲁迅先生的儿子孙子几乎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
鲁迅先生本人是非常厌倦以偏概全的。他曾经有过一段精妙的话：“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鲁迅先生本人也是这样的，他也崇高，也有思想，甚至也幽默风趣，会谈恋爱，但如果只取崇高的一面挂在墙上，说鲁迅先生是道德模范，那他岂不亏哉。
关于鲁迅的虚构建国以后非常多，鲁迅先生给毛主席送过火腿，给红军发过电报，甚至和某某将军的会面也具有了特别的政治内含。
其实鲁迅先生就在左联的时候，已经开始着手批评周扬和徐懋庸了。如果鲁迅不死，那他绝不是体制里老老实实给党写宣传词的政工干部，他一定是一个独立判断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不说假话的人，一个真理和常识捍卫者。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最后一节写到过一件事情，是有关毛泽东对鲁迅先生的评价的。“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主席的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不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先生的确被关在了牢里，是一个僵硬的思想大牢，又过了一阵子，鲁迅先生的研究者们都识大体，从不发不雅之言论。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鲁迅的研究才开始注意尊重鲁迅先生本人的人生态度：不装逼。
鲁迅特别讨厌在日常生活里假兮兮的人，又或者是文绉绉不接地气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他的亲弟弟，也不行。比如他批评周作人写一首五十自寿诗一大群人无病呻吟的唱和，将无趣当肉麻。又比如他给自己的学生李秉中写信讨论安全套和如何泡妓女的问题，这些话都是不崇高的，不完善的，却又是幽默的有趣的。
神化鲁迅的历史也正是消灭鲁迅的历史，当中学生们喊出“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时，当鲁迅先生的文字在中学教材里被拿下一片欢呼声中，可以看得出，鲁迅先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挂在牌坊上的那个部分，恰好是鲁迅先生自己最讨厌的。
我不得不经常提醒那些个欢呼的人，说，你们所看到的鲁迅先生其实是死后的鲁迅先生，如果你想了解他，请看看先生去世以前的文字，多么跳跃、真诚和华丽。
陈丹青先生说他喜欢鲁迅是因为鲁迅好看又好玩，那么，我想说的是，我喜欢鲁迅先生是他独立又狷介、热情又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