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春天，驻日清公使馆留学生监督李宝巽向仙台医专的校长山形仲艺发了一个退学申请书，是关于周树人的。十天后，学校回复了公使馆，同意周树人退学。
从仙台回到东京之后，鲁迅将自己的学籍放在了一所德语学校，他喜欢尼采，总想着借着德语的梯子可以攀爬上去。只要学籍还保留着，便照旧可以领着清国留学生的官费，所以日子倒也清闲。
然而，这年夏天，鲁迅突然接到母亲的病重电报，越洋过海的消息，让鲁迅来不及再回复问讯，直接回了绍兴。然而，等鲁迅到了家，看到大门口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了。
鲁迅的母亲之所以这么急匆匆地催鲁迅回国结婚，是因为前不久，有一个留学日本的同乡回来，传播了一条关于鲁迅的流言，大抵是看到了鲁迅在日本神田的街头携着老婆孩子在逛街，仿佛还不止一个孩子。这一则新闻可是让老太太坐卧不安，已经订婚了的朱安虚岁已经二十九岁了，再不成婚，在乡下都没有办法出阁见人了。于是，万般无奈，鲁迅的母亲才想出这样一个计谋。
被亲情绑架了的鲁迅向母亲解释清楚了缘由，是他恰好遇到一位妇女独自带着三个孩子，鲁迅只是帮助妇女，却恰好被同乡的留学生看到，成了一场误解。
关于鲁迅的婚姻，曾经不止一次有人回忆过。鲁迅先生的堂叔周冠五在回忆时说：“结婚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在鲁迅家里做了近三十年工人的王鹤照在回忆新婚的鲁迅时说：“这一次时间很短，我与鲁迅先生也没有讲话，他当时的穿着怎样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却还记得。鲁迅先生结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先生就睡到书房里去了，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
鲁迅在定婚以后便给朱安说过话，第一要读书，第二要放开小脚，然而，小脚放开时已经晚了。朱安大概知道鲁迅先生不喜欢小脚女人，所以，在结婚的当天，穿了一个大号的鞋子。结果还没有下轿子，鞋子便掉了出来。而鲁迅呢，结婚当天，因为旧俗，也不得不戴了一个有假辫子的帽子。
结婚后第二天，鲁迅搬进了书房，第四天，便和周作人一起去了日本。从此，朱安便成了鲁迅先生挂名的夫人。
1909年7月鲁迅回国，可是一回来他便住进了工作的学校，1912年他北上北京，一直到1919年的时候，他买了八道湾的院子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去，有近七年的时间，鲁迅的日记里只有过一次关于朱安的记录，那是1914年11月26日晚上写的：“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
只有过这一次记录，然而结尾的两个字呢，像极了他们的婚姻，颇谬。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供养她。”“她是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样类似的话，与许寿裳说过，与许钦文说过，仿佛与许羡苏也说过。
这个忧郁的新郎，从朱安落在地上的那只鞋子上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未来，结婚的当天晚上，掉了泪，蓝布印在脸上，连仆人都看出了他的悲伤。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鲁迅在《随感录四十》里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