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夜光杯》版面上读到说“抬杠”的一篇短文，颇为兴奋。一在“抬杠”这词汇，我以为只是陕西的方言，从字面上很难揣摩其本意所指，所以在已往的写作中很少采用，艰涩的方言不仅于文字叙述难增色彩，反倒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如同吃饭碰到硌牙的沙粒，这是我选择方言的标准。读到这篇说“抬杠”的有趣文章，起码让我知道陕西之外的某个地域的人，也说“抬杠”这个话。再，由这篇文章的阅读，引发起我的有关“抬杠”的趣事趣人的记忆，也想说一说凑点趣谈。
在我生活的关中乡村，在我工作过的机关，几乎每个村子每个单位都会遇到一个爱跟人“抬杠”的角色。所谓“抬杠”，主要指说话，你说东好，他偏会抬出西好的例证，似乎总与人作对，闹别扭。乡间把这种人称为“杠头”。
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抬杠”的经典话语。孙子问爷爷：“树上的柿子咋那么红呀？”爷爷说：“日头晒的。桃呀杏呀沙果呀都是日头晒红的。”孙子反诘：“红萝卜长在土里，压根儿没见过日头，为啥也是红的？”爷爷被问得哑口无言。孙子又问：“爷爷你脸上咋有那么多渠渠儿（皱纹）？”爷爷说：“爷爷老了。老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长到爷爷这把年纪，也是满脸的深渠儿浅渠儿。”孙子又反诘道：“咱家的猪娃刚生下来，为啥也是一脸渠渠儿？比你脸上的渠渠儿还多还深？”……
类似这种“抬杠”的民间笑话，常常把取笑的对象对着私塾先生，让他们在学生的“抬杠”话语的反诘中出丑。我粗略想来，“抬杠”的人多出自天性，性格使然。他们好像从小小年纪就显示出不归行列而旁逸斜出的个性，用今天的话说属于“另类”。他们的思维往往是反向的，而且很敏捷，随时随地都会对大路的主流思维做出反向的辩驳。就我接触和见识过的“杠头”人物，有的性格倔拗，行为举止和脸色眼神，都让人一看就是个不入辙的家伙，出口就会顶得你跌个跟头，反不上话来；有的性情却十分随和，蔫不拉唧不动声色，脸孔和眼角总浮泛着捉弄人的神气，轻声慢语里亮出来的却是意料不及的“杠话”。他们看似处处与人作对，却获得周围人的喜欢，在于他们的“杠话”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得一时之开心，并不计较那“杠话”违背了普遍的生活哲理。有时候，他们的“杠话”却被生活实践所证明，因为生活运动里往往有“少数人掌握真理”的事象存在。他们的“杠”就“抬”对了，“抬”出水平了。
如果剔除开“抬杠”中那些片面的故意偏执的意趣，“杠头”们的某些不随大流的独立精神倒是于人有益的。尤其是当一种“流行”覆盖了整个社会、你不“流行”便难以存活的世相发生的时候，有一点“杠头”们反叛的“杠劲儿”，可能会找到更适宜自己生存和创造的道路和途径。上世纪80年代，先锋派文学在中国文坛潮起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几乎被视为过时的中山装，谁不说先锋创作和先锋理论谁就难得有一口饭吃。记得路遥在这样的“流行”时风里说过一句话：“我不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这是一个颇富个性的比喻式“抬杠”。当时，陕西引进了优质优种的澳大利亚细毛羊，在省内尤其在有养羊传统的陕北，向牧民和农民推广。为了农牧民致富，应当是好心好意；为了排除农牧民习惯意识里对本地羊的依恋，免不了把澳大利亚羊说得天花乱坠一好百好，同样免不了把当地羊种说得一钱不值一无是处。路遥是陕北人，对羊尤其熟悉也尤其敏感，于是就有了类比先锋文学潮起时那种现象的妙语。他便以“杠劲儿”挑战，不是语言辩论，而是闷住头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探索实践，默默六年过去，完成现实主义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呼应。十余年后，我在《文艺报》所作的一次读者调查报告中看到，《平凡的世界》在被调查的大学生读者中，阅读量排列首位。近年又从杂志上看到，当年许多先锋派作家纷纷回归到现实主义创作，颇富启示。
我倒以为，现实主义是一条创作方法，先锋派也是一种艺术流派，况且还有诸如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象征派等种种创作方法，都出现过经典的或杰出的文本，也成就过大家大师。问题仅仅在于，既不要把文坛弄成现实主义独尊的一统天下，也不要时兴什么流派就全搞成什么流派的一色样式，不要搞成“全世界都只能养澳大利亚羊”。艺术创造尤其重要的是个性化的创造活动。作家个人的气质和个性，作家独有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需要找到一种最适宜最恰当的表述形式，才能得到最完美的表述。一种创作方法或流派，既不可能适宜个性迥然的所有作家，甚至同一作家也不可能用一种写作方法去表现各种体验，这是常识。
“抬杠”者往往执一端而蔑视普遍，只当趣事罢了。“抬杠”者说不定执的那一端，却是被普遍现象掩饰住的真谛，倒令人钦佩。尤其在当今一潮卷过一潮一风掀起一风的迷彩世相里，有一点清醒的辨识和选择，再加上“杠头”们的某些“杠劲儿”，对于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一点事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益有用的。
2006.4.17 二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