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败北戎（隐公九年）楚败邓（桓公九年）商密降秦（僖公二十五年）郑败宋（成公十六年）楚灭舒庸（成公十七年）楚败吴灭舒鸠（襄公二十五年）晋灭肥（昭公十二年）晋灭陆浑（昭公十七年）吴败楚取余皇（昭公十七年）吴败胡沈陈三国（昭公二十三年）越败吴于檇李（定公十四年）越败吴于笠泽（哀公十七年）
“左传背景”
隐公五年，郑国人侵袭卫国，卫国人带领燕国的军队攻打郑国。郑国的三军从前攻打燕军，又派公子曼伯和子元率军偷偷从制这个地方袭击燕军的后面，在燕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把它击败。
隐公九年，北戎人攻击郑国，郑国公子突主张设下伏兵。戎军中了埋伏，败退，祝耽追逐他们，前后夹击，全部歼灭。
桓公九年，楚国派斗廉率楚军和巴军包围邓国的鄾地，邓军救援鄾地，斗廉伪装败走，邓国人追逐楚军，巴军在后面，于是楚军巴军前后夹击，邓军大败，鄾地人夜里就溃散了。
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晋攻打鄀国，楚国的斗克、屈御寇率申、息两国的军队戍守商密，秦军假扮楚国俘虏，并让商密人以为斗克、屈御寇已经投降。商密人害怕，就向秦国投降了。
成公十六年，郑国的子罕攻打宋国，宋国人打败了他。宋兵撤退后，驻扎在夫渠，不加防备。郑国偷袭，于是大败宋人，俘虏了将领。
成公十七年，舒庸人引导吴国人包围巢地，又攻打驾等地，依仗着吴国而不设防。楚国人橐师袭击舒庸，消灭了它。
襄公二十五年，吴王诸樊攻打楚国的巢地。巢牛臣建议埋伏在矮墙下。吴王进入城门，牛臣藏在矮墙下射死了吴王。
昭公十二年，晋国的荀吴借口会合齐国军队，向鲜虞借路，乘机进入昔阳，灭了肥国。
昭公十七年，晋国借口祭祀雒水灭亡了毫无戒备的陆浑，责备他们和楚国勾结。周朝因为提前有准备，也乘机俘虏了大批的陆浑人。
昭公十七年，吴军攻打楚国。先是被楚军击败，失去了一条名叫余皇的大船。后来，吴国公子光派人藏在船旁边，命令他们当自己呼喊余皇时就答应，引起楚军混乱，从而大败楚军。
昭公二十三年，吴军攻打州来，楚国率领诸多诸侯国抵御。吴国人又以制造混乱的方式获得胜利，俘虏了胡、沈两国的君主，以及陈国的大夫。
定公十四年，吴国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在槜李摆开阵势。他让罪犯自杀，假装是兵士自杀，趁吴国留意观察的时候下令攻击，大败吴国。
哀公十七年，越王攻打吴国，吴王在笠泽抵御，隔河摆阵。越王分兵两路，让他们在夜间呐喊前进，或左或右，吴军往两个方向派兵，而越军对准吴军的中军进攻，吴军大乱而败。
东莱先生分析了这些战例中奸诈一方取胜的原因，指出败方不是因为不狡诈而败，而是因为没有真正达到君子境界，导致对方有机可乘。东莱先生认为天下最善于用兵的，应该是君子。
“原文”
兵者，君子之所长，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有知其然者也。吾尝以是理试语于众矣，谈兵之士勃然而见难[1]曰：“君子何为而名君子？”吾应之曰：“诚而已矣。”“小人何为而名小人？”吾应之曰：“诈而已矣。”难者曰：果如是，则兵者乃小人之所长，而君子之所短也。万物皆贱诈，惟兵独贵诈。君臣相诈则其国危，父子相诈则其家败，兄弟相诈则其亲离，朋友相诈则其交疏，商贾相诈则其业废。至于用兵，小诈则小胜，大诈则大胜。小人长于诈，故其用兵亦长；君子短于诈，故其用兵亦短。
“注释”
[1]难：问难，反驳。
“译文”
用兵，是君子所擅长，而小人所欠缺的。这个道理是必然的，但世上却没人认识到这一点。我曾经试着和众人谈论这个道理，那谈论兵法的人就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反驳说：“君子为什么能称作君子呢？”我回答说：“诚实罢了。”“小人为什么叫作小人呢？”我回答说：“奸诈罢了。”发难的人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用兵则是小人所擅长，而君子所欠缺的。万物都厌憎奸诈，只有用兵以奸诈为可贵。君臣相互欺骗则国家危急，父子相互欺骗则家庭败落，兄弟相互欺骗则亲情断绝，朋友相互欺骗则友情荒疏，商人相互欺骗则生意冷落。但在用兵上，小欺诈则小胜利，大欺诈则大胜利。小人善于欺诈，所以他也适合用兵；君子不善于欺诈，所以也不适合用兵。
“原文”
自曼伯[1]以降，制胜不同，同归于诈。是数子者[2]，苟以君子长者之道处之，安能成其功乎？故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人也。彼区区忠信诚悫[3]何足称于孙吴之门[4]哉？吾应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今子举前古之事以攻之，以子之事证吾之理，益知兵非君子莫能用也。春秋诸子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而遇小人耳。若君子遇之，虽聚郑楚秦晋十余国之众为一军，合曼伯子突[5]十余人之知为一将，吾知谈笑麾之，绰绰乎有余裕矣。吾非为大言以夸众也，亦理之必然者也。
“注释”
[1]曼伯：战国时郑国的将军。参看左传背景。
[2]是数子者：数子，参看左传背景中所列的战胜的主谋者。
[3]悫（què）：老实，谨慎。
[4]孙吴之门：泛指兵家而言。孙子、吴起，战国时期的军事家。
[5]子突：战国时郑国的将军。参看左传背景。
“译文”
自从曼伯以来，战争得胜的情形不一，但原因都可以归结为欺骗。这几个人，如果用那些君子长者的原则来处事，怎么能够得胜成功呢？所以儒家所说的小人，正是兵家的君子；兵家所说的君子，正是儒家的小人。那小小的忠信，在孙吴这些兵家的眼里又何足称道呢？我回答说：我来阐发我的道理。现在你举出以前的事例来反驳我的观点，我用你举出的例子来证明我的道理，更能显出只有君子才能用好兵啊。春秋诸子之所以能取得一时的胜利，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小人遇到了小人罢了，如果是遇到了君子，即使聚集郑、楚、秦、晋等十多个国家的兵力在一起，集中曼伯、子突等这些名将的智慧为一身，我也知道君子在谈笑之间歼灭他们，还绰绰有余呢。我不是说大话在众人面前夸耀，从道理上讲，这是必然的啊。
“原文”
盖君子之于兵，无所不用其诚。世未有诚而轻者，敌虽欲诱之，乌得而诱之？世未有诚而贪者，敌虽欲饵之，乌得而饵之？世未有诚而扰者，敌虽欲乱之，乌得而乱之？用是诚以抚御[1]，则众皆不疑，非反间之所能惑也；用是诚以备御[2]，则众皆不怠，非诡谋之所能误也。彼向之所以取胜者，因其轻而入焉，因其贪而入焉，因其扰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
“注释”
[1]抚御：安抚治理。
[2]备御：防备抵御。
“译文”
君子的用兵，没有地方用不着他的“诚”字。世上不会有真诚却轻忽的，敌人即使要诱骗他，哪能诱骗得了呢？世上不会有真诚却贪婪冒进的，敌人即使想搅乱他，哪能搅乱得了呢？拿这样的真诚去治理军队，那么众兵都不致疑虑，不是反间计所能迷惑的；用这样的真诚去防卫敌国，那么众兵都不敢懈怠，不是阴谋诡计所能欺骗的。上述那些人之所以打赢仗，是趁着对方的轻忽而破入的；是趁着对方的贪心而破入的；是趁着对方的纷乱而破入的；是趁着对方的疑虑而破入的；是趁着对方的懈怠而破入的。
“原文”
一诚既立，五患皆除。兕无所投其角，兵无所投其刃，曼伯子突之徒无所投其诈矣。岂特曼伯子突之徒哉？纵使尽号召自古之知兵者环而攻之，聚而噪之，虽极其诈计至于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极其诈计至于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极其诈计至于万，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彼之诈至于万而不足，我之诚守其一而有余。彼常[1]劳而我常佚，彼常动而我常静。以佚制劳，以静制动，岂非天下常胜之道乎？然则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归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无出于君子矣。
“注释”
[1]常：长久。
“译文”
若把一个诚字立定了，便可把轻、贪、乱、疑、怠五种害处统统除去。犀牛有角但没有对象可以攻击，士兵有武器但没有机会使用，曼伯、子突之辈有诈谋却也无处可用了。难道只是区区曼伯、子突这些人吗？即使古时通晓兵法的人围拢来一起攻打他，聚在一起来聒噪他，用尽奸诈计谋，但君子对付他们，却只要一个诚字就够了！他们的奸诈用尽万般还不够，但我们的诚实，抱定了一个却还有多余的。他们长久困疲，但我们则长久安闲；他们长久变动，但我们则长久安定。用安逸去抵抗疲劳，用安定去抵抗劳动，岂不是天下时常打赢仗的方法么？照这样看来，天下善于用兵的称号，不得不归在君子身上。善于用兵的人，原本就在君子之列。
“原文”
然自古书帝籍而勒景钟[1]者，黥髡[2]盗贩相望于史，而宋襄陈余[3]之流每以仁义为天下笑，抑又何也？盖尽小人之术者，方无愧于小人之名；尽君子之道者，方无愧于君子之名。世之所谓小人已极其术，称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谓君子未得其道，托君子之名者也。以伪君子对真小人，持一日之诚，而欲破百年之诈，安得而不败哉？举斧以伐木，苟不能仆焉，谓斧之钝则可，谓木胜斧则不可也；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焉，谓水之微则可，谓火胜水则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辈遂疑君子之短于兵哉？
“注释”
[1]勒景钟：勒，铸造；景，大；勒景钟，即以姓名刻于大钟之上而欲传之后世。
[2]黥髡：黥，墨刑，在人额头上刺字涂墨。髡，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
[3]陈余：战国时赵王成安君陈余，是儒者，讲究君子之道，打仗时不用奇谋诡计，后来在战争中被韩信所杀。
“译文”
但是从古以来，姓名写在帝王书册或者刻在大钟上的，都是些犯罪分子、强盗、商贩。而宋襄公和陈余这班人，常因为仁义被天下人取笑，又是为什么呢？大概用尽了小人的奸诈方法的人，才受得起小人的名称；尽效君子的大道的人，才受得起君子的名称。人们所说的小人已经用尽了小人的伎俩，和小人的名谓相符；而人们所说的君子还没有完全达到君子的要求，只是托着君子的虚名。假君子去应付真小人，拿着一天的真诚，却想打破他百年的奸谋，怎能不失败呢？用斧子砍伐树木，如果不能伐倒，说斧头厚钝是可以的，说木头能制胜斧头，那却是不可以的；用水去浇火，如果不能熄灭，说水量细小是可以的，说是火能克制水，那却是不可以的。怎能因为宋襄公这班人，就怀疑君子擅长用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