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
在塞瓦斯托波尔，幸免于战火的一共只不过几幢房子。伯爵码头总算也幸免于难。在炮兵海湾岸边有一座幸存的楼房，旧时是“银行旅馆”，对这座楼房我特别感兴趣。我不喜欢的只是旅馆的名称。这个名称与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风光很不相称。我有时觉得这座城中的生活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因此像金钱、财务、银行和其他许多俗事的概念是无论如何不适用于这种生活的。
一九三五年冬季，我曾来到塞瓦斯托波尔，在这家旅馆里租了一间很大的也很清静的房间。从窗口就可看到康斯坦丁要塞四周浅滩上浪花四溅的激浪。在碇泊场上浮标报警器几乎每天都在呜呜作声。冬天的暴风雨总是要延续好几个昼夜……
从那时起，我一直认为对作家的写作来说，旅馆不失为一个好的环境。就这意义上说，“银行旅馆”是个理想的地方。投宿居住的人少，而且好像有心不要惊吵别人似的，大家都很斯文，很安静，也不做声。只有从许多坏了的水龙头（每个房间都安有盥洗斗）中漏出来的水滴声破坏了这种静寂。
奇怪的是，居住在这里的旅客，对自来水的咽泣和哀号很快就习惯了。只有旅馆女经理索菲姬·伊萨科夫娜，这个年约四十、头发棕黄、身材矮小、体形消瘦、满面皱纹和雀斑的犹太女人，却习惯不了。
她终日愁眉苦脸。与此相符的是她抱怨任何人和事，既抱怨有生命的东西，也抱怨无生命的东西，甚至还抱怨黑海，因为她不满意黑海变幻莫测的性格。
“您知道，这像个什么生活，我已听天由命了，”她叹了口气说，“您也看到的，龙头不像龙头，房间不像房间，牛不像牛，甚至钱不像钱。”
她认为我的生活是典型的毫无意义的生活。
“我不懂您为什么要拚命写小说，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够一辈子老是读呀读的没个完，简直像疯子。一年到头净干同一件事，他们怎么不腻烦。我也读过相当多书。我的老天，净是爱情、变节、精神失常、凶杀、密探、为真理斗争，——可实际上您几曾见到过真理呢？没见到过就别胡诌。我才不需要你们的作品呢！”
最后，我也开始怀疑起我写的许多东西了。
有时我想通过某个不偏不倚的人来检验一下我写的东西。于是我就想象我把刚写好的东西读给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听，而她呢，听到有些地方就频频摇头，责备我说：
“我的天呀，您是怎么搞的，怎么写起这种东西来了。请您删掉吧。”
于是，我无可奈何地从原稿中删去那些我想象中的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如此不喜欢的地方。
但有一次我决定把一节真事和虚构交织在一起的小说读给她听，据我看，这两者交织得如此紧密，任何一个索菲姬·伊萨科夫娜都无法把它们区别开来，或者用形象的话来说，都无法把它们分解开来。
这段文字是描写塞瓦斯托波尔火车站的。在我国，我还没看到过别的地方有像这样舒适、安静、甚至发人深思的车站。
在车站尽头有好几棵粗得须两人合抱的参天杨树，树身和车厢挨得那么近，如果车厢的门正好停靠在树旁，那末旅客就无法走出来。遇到这种情况，列车员就朝司机挥动小红旗，于是司机把这列沉甸甸、热腾腾的列车稍稍往后退一点儿。
我怀着恐惧的心情把这个地方读给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听后，我自己明白，我所读的地方向她提供了揭露我的丰富养料，她尽可指责我写得不真实、虚假，指责我如她所谓的“唬弄人”。但是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却没有对这段文字提出批评，而是说：
“当年我送丈夫上前线，送女儿去莫斯科时，在这些白杨树旁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真可怕！简直是一场噩梦。请您相信，后来我去接他们时，又流了同样多的泪水。您描写这些白杨树，很好。因为我们平日从来不谈这些事，哪有时间去回忆、闲聊这些事。可我们并不是狠心肠的人，我们也知道热爱这些东西，不只是您一个人爱。您可别这么想。”
我对司机得把列车倒退才能使旅客下车这一段描写颇为担心。我询问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对这有什么看法，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意外：
“您以为这是虚构吧！可虚构得很恰当嘛。我感谢您为我们塞瓦斯托波尔操心。”
从此以后，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就注意保持走廊里的安静，不让任何人，特别是收拾房间的清洁工来干扰我的工作。只要稍有响声，她就会像头被激怒的雌老虎那样训斥她们，从而爆发一场长时间的震耳欲聋的吵闹。
这家旅馆有一种跟塞瓦斯托波尔格格不入的、南方纯朴风习的遗风。塞瓦斯托波尔可是一座军人的、海军的、四通八达的、矜持的、庄重的城市。
我认为，当年建造塞瓦斯托波尔的人，一定熟知古代的海港，熟知哥伦布和卡博特卡博特·札瓦尼（约1450-1498），十五世纪意大利航海家。——原注时代的要塞、熟知要塞护城沟前的土堤，荒无人烟、长满杂草的炮台，直抵海面的半圆形铁梯，以及同样是铁铸的系船桩，桩上有粗大的铁环，用以系住船舶。那一只只铁环上套住马尼拉缆索的地方，铁锈全被磨光了，露出光洁的银灰色的金属。
在古老的防波堤尽头有信号灯火，有的地方甚至建有石砌的灯塔。
后来换上了用粗铁条铆接起来的像水雷似的灯塔。日落时这些灯火和灯塔就点燃起来，它们被各种风向的风吹得籁籁发响，使海上的夜晚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诱人的气氛。
（边恭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