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思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工业革命并率先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后半期，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它以纺织行业的技术革新为发端，以蒸汽机的改良和应用为标志，迅速实现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生产、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跨越。它以雄辩的事实和大量的数据展示了在促进资本主义规模生产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威力：几倍乃至几十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大国之间力量的对比，使不列颠王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从而扭转了世界格局。然而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能源、资源、人口、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问题。近代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化进程没有前车之鉴，它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城堡文化，而属于一种开放型、扩张性文化，其发展规模和速度是空前的，其建设性和破坏性也是空前的。而且英国工业革命的扩张性又引发了战争和殖民问题、全球战略问题以及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和环境问题。这一切都值得当代人进行深入反思。
第一，能源有限和过度开发。
自工业革命开展以来，蒸汽机被当作主要动力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而蒸汽机的运转又是以煤炭的开采和供应为基本条件的。这样一来，素有“黑色黄金”之称的煤炭便成为工业生产中的基础能源和战略性物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所消耗的能源绝大多数是在自然能源的正常循环圈内获得的，并能及时以各种形式得以补偿，而且所耗能源占能源总量的比例较低，容易实现及时补偿和再循环利用。“所有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所需的能源几乎都依赖于动、植物资源，其表现方式很多，有的是为人类提供食物，有的是为牲畜提供饲料，有的表现为燃料的形式用于人们的取暖、烤制食、烧砖、熬制染料、酿制啤酒、冶金、熬盐，等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是有机物经济。所有这样的社会都必须在一定的能源框架内运转……”与这种传统可循环利用的地表能源不同，“煤层的能源是经过上百万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而非千百年贮存的结果”。因此，煤炭虽然可以取代有机物能源被广泛应用于大规模的制造业和运输业，从而大大提高效率，但它毕竟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地下储量终归是有限的。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从一开始就具有无限扩张性，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领域的不断拓展，有限的能源储备终将无法摆脱枯竭的命运。对自然资源和能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不仅加速了自然生态的破坏，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平衡，而且严重损害了代内和代际公平，残忍地剥夺了他人及后代公平利用资源、能源的权利。同时，为了保证本国工业生产一定的规模和速度，英国开始了它的全球殖民扩张战略，不遗余力地同竞争对手争夺殖民地能源、资源的开采权，为了自身的发展，超前消耗了原本属于殖民地人民的能源储备。时至今日，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发达工业国家消耗着占世界四分之三的能源物资。即使如此，众所周知，全球的能源储备相对于巨大的需求来说也是极其有限的。现代人为了当前的发展迅速消费掉了地球集聚了百万年的能源，工业国家消费掉了别国的能源，当代人消费掉了原本属于后代人的能源。人类为求得物欲的不断满足，“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把掠夺自然资源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正是在这种自然人性观念的指导下，人类疯狂地展开了向自然界的战争，把天空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地下藏的统统都纳入掠夺的战车中，同时还把大量的废气、废水、废物倾泻给自然生态环境。工业文明把自然界破坏得千疮百孔”。能源与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全人类面临的最大尴尬。
第二，人口集中和城市膨胀。
工业化和城市化如同一双孪生兄弟，相互伴随并互为条件。“英国工业化起源于乡村，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英国不可避免地出现城市化的趋势，即乡村变成工业城镇，城镇变成大的工业城市。英国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的结果，又是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适于分散进行，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也分散而居，而工业化客观上要求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到城市，以便于工厂的规模化生产和运营。因此，城市化首先意味着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和集中。英国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一方面，农村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较充分的地区吸引了城市资本的流入，从而促进了当地的城镇化；另一方面，圈地运动迫使一大批无地农民涌向城市，成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产业工人，使城市人口剧增，城市规模扩大。“一般来说，当城市化达到或超过50%时，一个乡村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城市社会。”“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达到总人口的50%，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相对应，英国的城市化道路也走在了欧洲的前列。18世纪下半期，英国城市增长十分明显，其增长份额占到这个时期欧洲全部城市增长的70%左右，而英国的人口在欧洲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只有8%。城市化作为一种必然趋势，既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又是工业化道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第三，环境恶化和公害蔓延。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除了经济的增长和商业的发展以外，则是人居环境的恶化。“工业化和与之俱来的城市化如此迅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带来的福祉和祸患同样使人感到措手不及。于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城市病’便发作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
环境恶化最为典型的是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城市水体污染有两大源头：一是工业废水，一是生活污水。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大量的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被就近排放到河流或湖泊里，造成了严重污染，直接威胁着水生生物和当地居民的生命健康。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主要工业部门，直接将工厂建到了一些重要的河流旁边，一方面便于利用充足的天然淡水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将经过工业流程的废水就近排放到河流里面。这对于毫无环保意识、急于扩大生产、追求利润的工厂经营者来说，既方便快捷又节约成本。由于当时没有处理废水的净化设施，也没有良好的城市排污系统，许多昔日清澈的河流迅速沦为排污渠和臭水沟。恩格斯如是描述了流经利兹的艾尔克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竟成了“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发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积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这就容易想象到这条河留下的沉积物是些什么东西”。号称伦敦母亲河的泰晤士河，到了19世纪50年代，污染竟达到了惊人状况，鱼类几近灭绝。1858年被称为泰晤士河的“奇臭年”。
和水体污染并列的大气污染是城市生存环境的又一症结。煤炭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主要的能量来源，它不仅给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利润和便利，而且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气污染。工厂排放的各类硫氧化物和碳氧化物充斥着城市上空，不见天日。笼罩于其中的城市居民和各类生物深受其害，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传染病不断蔓延、扩散，许多动植物逐渐销声匿迹。曼彻斯特及其周围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他们的建筑物是用鲜红的、但时间一久就会变黑的砖（这里普遍使用的建筑材料）修成的，就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位于曼彻斯特西北11英里的波尔顿算是这些城市中最坏的了。……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也是一个阴森森的讨厌的大窟窿，……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很难说这是一条小河还是一长列臭水洼。这条黑水把本来就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斯托克波尔特在全区是以最阴暗和被煤烟熏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出名的，……在……埃士顿-安得-莱茵，工厂全都挤在一起，从烟囱里喷出浓烟。……斯泰里布雷芝（同样）被煤烟熏得黑黑的”。至于伦敦，恩格斯这样描述：“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慢性病的（比农村）多得多。”
这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城市污染状况的真实写照，而且污染不断加重、人口日益集中，加上配套的市政设施和公共卫生服务跟不上，这一切造成了英国城市居民，尤其是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在梅德洛克河的一个河湾里，有一块相当深的凹地，……在这块凹地里，密集着两片小宅子……小宅子都很破旧，肮脏，小得不能再小；街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大部分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到处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污染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更糟糕的是，在这样的人居环境中，各种流行疾病肆虐，城市卫生公害非常普遍，人们生命安全毫无保障。据统计，从1832年到1886年，仅伦敦就发生了四次大规模霍乱，其中1849年就死亡14000人。其他城市均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是程度和范围上的差异而已。
第四，人性异化和信仰危机。
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污染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涉及自然环境和人居状况，而且渗透到人性、道德、价值、信仰、灵魂的层面。这种污染使自然经济条件下原本朴素、健康、和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脱节，导致人性异化、道德滑坡、价值扭曲、信仰危机和灵魂失落。工业文明的巨大发展把人类引向了苦难与堕落。人类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程度空前加深，人性的扭曲日益凸显。工业污染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残令人触目惊心。华兹华斯曾在《伦敦，一八〇二》中就把伦敦描述为“一潭死水”。它已经完全丧失了“祖传的内心欢畅”和昔日的勃勃生机。可见，工业革命的负面影响不仅作用于自然环境，而且直接作用于人的肉体和精神。
首先，机器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分散的手工劳动，客观上要求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都要实行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但也抹杀了人的主体性，意味着人作为完整的人的特质的丧失。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工人们认识到自己不过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仅仅是“一只手”。由于整个工业流程的复杂性，单个工人不可能独自完成一种产品从原料到制成品的所有工序。通过分工，工业流程被分解成若干环节，每道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工人来说，只要熟练操作这一个环节的生产即可，无需掌握整个商品的制作全过程。而且即使这一个环节，也只是涉及如何操作机器、搬运、对接、检验等几个具体动作，这些动作需要成千上万次、无休止地重复。至于制作工艺的原理、产品的性质、用途、市场供求等因素不是他应该和想要考虑的，那似乎跟他没有关系。他所关心的无非是能否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自己手中那部分工序，希望得到资本家按时足额发放的工资，得以养家糊口，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提供最基本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工人的劳动产品只能是整个商品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对商品的生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制成品并不能体现单个人的劳动，因此，他既不占有也不属于商品本身。马克思认为，劳动最能体现人的价值或人的创造性，而劳动产品又体现着劳动的价值。可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和社会分工条件下，劳动者无法宣称生产出的产品是自己劳动的结果，劳动产品也无法体现劳动者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因为劳动者所能做的，只是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机械地完成某一个步骤而已，而且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基本上不允许劳动者作为个体自由发挥他的创造性，充其量只是作为产品制造主力的机器设备的助手，其工作完全从属于机器的运作。这种所谓的劳动，事实上和真正意义上能体现人的价值的劳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严重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剥夺了人之作为人有展现自身价值和从产品中享有创造快乐的权利。因此，工业革命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生产是压抑人性的，或者说是反人性的。
其次，工业革命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劳动者作为创造主体的地位丧失了，其作用退居次要地位，人成为科学技术的附庸；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巨大威力滋生了科技崇拜和信仰的危机。“按照当前的本土理解，现代科学被认为始于1543年，即哥白尼和维萨利出版他们巨著的那一年。……明显的西方科学传统始于17世纪晚期，是伴随着大规模将阿拉伯和希腊科学著作译成拉丁文的运动而兴起的。”自诞生之日起，科学技术就以其独特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不断改写着人类的历史。科学技术以其精密的计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为前提，以反复的论证和大量的实验数据为依据，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基本研究方法。它几乎以无懈可击的证据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假说，确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科学命题（定理）。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探索精神以及科学的怀疑态度日益为人们广泛接受。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首次真正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内创造出比以往几百年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至此，科学技术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自身的强大威力和巨大潜能。而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产业工人和城市平民，乃至工厂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不得不对这种威力和潜能望洋兴叹。相比之下，人在生产劳动和推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中倒显得无足轻重了。资本家竟借题发挥，声称生产经营所获利润完全是依靠资本、技术和悉心经营得来的。因此，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写着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影响着一定时期新的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科技进步所引发的科技崇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科学论证推翻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统权威和迷信盲从，越来越多的人会转而向往科学技术，崇拜科学技术。同时，科学的怀疑态度使人们开始怀疑一切，包括神灵的存在。然而对科学技术的“这种新的稳定仪式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这便产生了“信仰危机”。
再次，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而来的，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金钱地位的凸显。金钱作为一种便捷的流通工具和社会财富的象征，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以金钱为导向的价值观念一旦确立，人则不可避免地变成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的俘虏。这样一来，人失去的将是更多的自由和贴近自然的本性。在《写于伦敦，一八〇二年九月》中，华兹华斯写道：他无处去寻找心灵的安适，因为人们不再赞赏“自然之美”，失去了古老的美德，没有了“高洁的思想”，并“断送了伦常准则，纯真信仰”，因为人类的拜金主义已发展到极致，“最大的财主”成了“最大的圣贤”；劫掠、贪婪、浪费成为人们“崇奉的偶像”。人性被金钱所异化，美德被贪欲所玷污，自由被功利所驱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现代人不可避免地长期受到精神危机的困扰。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资本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对于资本家来说，拥有资本和拥有多少资本，将决定着他在市场竞争中的生死存亡，无休止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是为了更快地赚取更多的资本。对资本的占有和支配也终将决定着他所享有的物质条件以及未来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地追加资本投入，扩大生产规模，改进流程，提高技术。由于人的这种贪欲是无穷的，资本家必然要为不断增加的利润所累，最终不是支配资本，而是为资本所支配。同时，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商品生产和贸易往来日益活跃。金钱在普通人的生产、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金钱的导向性也越来越明显。因此，自然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财富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取而代之的则是资本主义金钱价值观。由此看来，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引下，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其不自由的程度就越深，也就越远离自然的平衡态。
第五，和谐破坏和诗意丧失。
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发展相对平稳而缓慢，农业向来是社会生产的主导产业。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人类生活更直接地贴近自然，融入自然。虽然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但人与自然的关系趋向和谐共存；虽然生活方式相对简单，但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健康，精神生活更充实。越是贴近自然状态的淳朴的生活方式，越能体现人类理想的、充满诗意的生存状态。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人类诗意地栖息”在这块土地上，并始终依托和向往着这种“诗意地栖息”。但是自从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迅速破坏了这种传统的和谐与生态，加速着人与自然生存状态的偏离。因为“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并不都表现为正确认识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在自然能够承载的范围内适度地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在很多情况下，却表现为干扰自然进程、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美和生态平衡、透支甚至耗尽自然资源”。这种掠夺式开发和冒进式的发展模式不仅破坏了有形的生态环境，改变了人类朴素健康的生存方式，而且严重'毁了人类原本充满诗意的精神家园。没有审美关照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失去了控制和监管的科技和工业革命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人类和自然犹如千里农田，终归难免遭受践踏的厄运。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废水、废气和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以往那种清泉溪流、鸟鸣山幽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自然图景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恶臭的排水沟、堆积如山的垃圾站。伦敦上空没有了蓝天白云和袅袅炊烟，只有弥漫于城市中无孔不入的烟尘和经久不散的浓雾。这样的景象无论如何不能不让山水诗人感到辛酸和失落，因为在这里再也没有了自然美、和谐美，没有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二、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的反思
科学和理性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是两个古老而崭新的名词，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为因果，为推进人类社会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和理性以空前的规模结合起来，大大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理性化、功利化，也加速着神学和宗教势力的削弱。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一是人类的贪欲和狂妄日益膨胀，强化了对自然环境构成巨大威胁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
当前，“科学技术”一词通常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的术语来理解的。事实上，“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不尽相同。科学看重的是理性，它的意义在于对人类意识和行为的指导性和宏观把握；技术更注重应用性，它的意义在于，一旦为人类所利用，便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工具的特殊作用，帮助人类完成靠自身生理器官无法完成的任务，实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之目的。“科学从其诞生意图上来讲，一般属于贵族的、推理的、智慧的；而技术则属于下层的、经验的、实际行动的。到了19世纪中叶两者突然迅速融合……”这种“科学与技术联姻，……是在自然环境上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且这种结合迅速地渗入到思想和文化领域。科学技术的大军每前进一步，神学的力量则相应地撤退一步，直至科学和理性最终占据了神学原有的领地。科学技术成了人类探索、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全新工具。它的便捷性、精确性和高效性令人类对其深信不疑，大大增加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潜力和自信，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神秘，没有玄奥，没有迷信，没有任何值得敬畏的事物，包括大自然本身。只要利用好科学技术这把利剑，人类将无往而不胜。人类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不断满足自身的欲望。弗罗姆认为：“人类文明是以人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个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就走向了极限。……工业的进步强化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我们正借助技术日趋无所不能；借助科学日趋无所不知。我们曾想成为神，曾想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生物，它能创造一个第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大自然只需为我们的新创造提供材料而已。”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正变成‘一种邪恶的力量’，提出‘拯救地球’，‘由拯救地球而更新世界’。虽然存在一些消极之处，但海德格尔哲学突出体现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但在科技崇拜者眼里，自然的存在已不是目的，而完全成为工具。这种理念的急剧膨胀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由来已久，早在《创世纪》诞生之日就已隐含在基督教教义当中，并不是在工业革命条件下突然产生的，只是科技革命使这一理念以空前的势头表现出来了。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对待自然的一种态度，确切地说，是人类狂妄自大的以自我为中心、掠夺式开发自然的一种态度。著名生态思想家罗切尔·卡森认为，人类这种狂妄对待自然的态度，源于一直支配着人类活动的人类中心主义。“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认为，“这种狂妄自大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世界里一直延续，它使人把自然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主人，……”“基督教的这种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人类中心主义。”而“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因超前消费和过度开采造成的能源危机，因任意排放污水、废气而导致的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使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从根本上来源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深层思想渊源，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大了人类对自然的贪婪和狂妄。
同科学技术相呼应，在意识形态领域，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式。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西方意识里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意志、理智与本能间的冲突，这些都是人的驱动力。不论其具体特征是什么，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之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近代以来，理性逐渐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又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推动了理性的普及。“17世纪，随着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唯理主义在法国兴起并迅速传遍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一切思想和文化现象得到一次冷静地反思与批判。唯理主义的核心是崇尚理性，崇尚普遍性与一致性。它带来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笛卡尔“把‘理性’推举为实现真理的最高原则”，主张一切应以合乎理性为原则，主张抛弃传统偏见，反对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反对宗教盲从和经院哲学。他把理性看成是知识的唯一源泉，认为感性材料会欺骗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世界。
17至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是继文艺复兴之后近代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其宗旨就是以理性为武器，将反叛的矛头直指中世纪的神学教条和迷信偏见，力主将人们从封建主义的传统和愚昧中解脱出来，企图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在理性主义的影响日趋扩大的同时，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英国物理学家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启蒙思想家开始用自然科学原理来解释世界，用无神论来反对上帝和宗教，在哲学上以机械唯物论批判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以理性和自由的原则批驳中世纪的等级特权，用科学知识开启人类的愚昧无知，打破传统习俗的偏见，从而为自由竞争和工业化道路扫清障碍。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头脑，并且亦步亦趋，以不可阻挡之势排挤着神学在人脑中的统治地位。17、18世纪欧洲一批思想家、哲学家、学者为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呼唤理性时代的到来，纷纷著书立说，推动了社会的理性化。例如，英国唯物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肯定世界的物质性，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强调发展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的《新工具论》等著作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这些思想。机械唯物经验论者洛克认为知识源于感知和经验。史学家赫伯特（Edward Herbert，1583—1648）创立自然神学说，他视理性为寻求真理的根本依据。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推崇牛顿和洛克的哲学，抨击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义，倡导人类的自由、平等和理性观念。他还赞誉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 aws）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经济学家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甚至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看做是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启蒙哲学家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Condorcet）则把历史看作理性对无知和偏见进行斗争的历史。其他著名思想家、学者如霍尔巴赫（Paul-Henri Thiry，Baron d'Holbach）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也抨击基督教的反理性，并详细阐述了自由、平等、人权和理性的思想。
尽管宗教和神学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甚至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深入实践，理性开始在人类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同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便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一样，理性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在工业革命时期必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固然有积极方面，但其破坏性也不容忽视。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理性使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更加狂妄自大，对待破坏自然生态的后果更加有恃无恐。“失去了‘上帝’这个价值中心，人便成了最高目的，……于是人们在物质财富的‘丰饶’中纵欲无度；科学技术似乎可以保证人们享乐欲望的无限满足，于是对全智全能的上帝的崇拜转变为对科学技术的崇拜，科学技术之外的精神价值被忽视了，甚至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伴随着神的消亡和理性的增长，人的主体性得到明显增强，“而主体性的张扬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体现为获取越来越多的可供人享乐的能源和资源的努力。这就是西方宗教文化衰落之后的世俗文化图景，也就是现代文化图景或工业文明图景”。这种人类自我主体意识的凸显以及对自然的狂妄傲慢是人为理性主义所控制的突出表现，也是人的本质或自然本性的重要体现。斯宾诺莎认为，人性即人之自然本性，它从根本上要求自我保存与自我满足。他说：“理性既然不要求任何违反自然的失误，所以理性所真正要求的，在于每个人都爱他自己，都寻求自己的利益——寻求对自己真正有利益的东西，并且人人都力求一切足以引导人达到较大圆满性的东西。并且一般来讲，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保持他自己的存在。”而在黑格尔看来，人类这种主体意识和狂妄傲慢源于人的自我超越和无限扩张精神，同时又体现着这种精神。“黑格尔所谓的‘苦恼意识’已经认识到，……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它那为现代思辨所揭示的灵魂深处的奥妙，是那种超越自身、无限发展的精神。……在现代人的千年盛世说（chiliasm）的背后，隐藏着自我无限精神的狂妄自大。因此，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的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近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的大旗指引下的人们，误以为科技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便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跨越，殊不知这是一个巨大的假象。史怀泽在《敬畏生命》一书中提出了衡量社会文化进步与否的三项重要尺度，分别为“知识和能力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的进步”和“精神的进步”。按照这一尺度来衡量，用科学技术和理性的进步这一唯一评判标准作出的判断是何等片面与荒谬。“启蒙理性使人从信仰中解放出来又成为机器的同类。……（它）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因此必须警惕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和可能造成人与自然对立的技术应用。这并不是说单纯保护生态，不需要科学和技术了，而是超越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单纯的科学理性评判让人类相信世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欲望没有自我限制的必要性；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理性和科学加以解决，理性思辨可以跨越历史上一切人类不曾或不敢跨越的樊篱，可以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贪欲，同时过分相信人类自身探索潜力的无限性，忽视了自然承载力的有限性。人类崇拜科技胜过崇拜自然，重视机器胜过重视生态，追求利润胜过追求和谐，爱自己胜过爱世间万物。利安·怀特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时说：“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层次变化。以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如今却成为自然的开发者。”这种狂妄自大和孤注一掷必然让整个人类为之付出沉重的生存代价和发展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