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许俏最近不错，气色很好。接过女儿时满脸的微笑。她说鞋子买得不错，在哪儿挑的？我说欧亚商都。她说衣服一般，我说她小姨挑的。她说应该退掉，我说你自个儿去吧。
许俏和她妹妹的眼光总是有些差异，比如，她妹妹说我这人还不错，许俏则认为我这人哪儿都不好。当然，结婚前许俏从没这么说。那时候她如果就那么认为，一定不会委屈自己，更不会为我生产出我那女儿。
我说对孩子应该好好教育，少在她面前胡说八道。许俏不笑了，瞪了我一眼，带着满脸的不屑，拉着女儿的手，防贼般走了。
我叹了口气，上了车，点燃支烟，仍然感觉很不舒服。许俏的不屑总能带给我些动力，必须得做点儿什么。
又抽了支烟，还是无法解决不舒服的问题。
人不舒服就是问题，有问题当然得解决。
于是，我拿起电话调出张红的号码，刚要打出，又犹豫了。
张红是我大学同学，原本相互间有那么点儿暧昧关系，但远没有发展到上床的地步，最多是跳舞的过程中相互握手时比别人多用了那么点儿力气。就算是想干点儿什么，两个人中也没一个主动，毕业前也没有互相拉近的意思，就这样，嘴都没亲上便各奔了东西。
三年前的一天，我陷入一场诈骗案。那天我接到了几年没有联系的张红的电话。她说她已经调回了C市，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被骗的事情不愿向人提起，于是我说没有。她说那就好，昨天晚上梦到你在大雨中艰难的行走，好在预感出错，太好了。
我在一场浩劫中挣扎的同时，一个女人居然和我产生了共鸣，这让我不仅感动，还有些不安。于是，我便和她见了几次面，探讨她那个梦问题。这期间，被许俏在饭馆里发现一次，在街上被她妈撞见一次。然后，这关系就没办法解释了。
许俏先是大哭了三天，最后冷静下来说，你做了就招吧，你招了我也能原谅你，跟你好好过。我没招，结果事儿越来越大，她妈召集了七大姑八大姨陆续参与了这场审讯，并直接拷问我的道德问题。
后来，许俏烦得我睡不着觉，稀里糊涂我就招了。但我不能太委屈自己，没什么事说我有什么事，要是不整出点儿事，那对得起谁？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能让自己太高尚了，于是，我就把张红约了出来，把没做过的事补上。这样，我就平衡了。
结果许俏又变了。说你就算做了，也不能告诉我，硬撑下去我兴许就认了，现在这样，我堵得慌。这样，我彻底成了一个坏蛋。
许俏天天提离婚的事，结果干说不离，而是纠缠我为什么要那么干的问题。你想，如果你干了不光彩的什么事，有人天天扯你的耳朵让你反思你龌龊的一面，你自然不会好受。同样，如果你没干什么，或者你干的什么都是别人让你那么干的，就没什么可反思的，你不仅不会显得卑微脆弱，还会很气愤。我脾气好，她怎么问我，我都挺着。她没有感受到我的宽容，而是发现了我脸皮厚这一特点，她脸上就又多了个不屑的表情。
许俏的不屑给了我勇气，她不屑一次我就找张红一次。时间一长，我就习惯了，做下病了。
现在，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张红前阶段对我太好，她一个月两三千的收入却给我买了块一万多的手表。我想，她还没离呢，走得太近肯定会影响她的家庭，连老孟都能发现老婆有外遇，张红的老公也不可能永远是傻子。如果张红真离了，我也不可能和她发展下去。客观地说，她那梦让我感激了一把，在床上还化解了许俏的不屑，但跟她过日子的确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她对我越接近，我必须得越疏远。那么化解的对象就得另换一个。
下一个人选是从日本归国的小倪，认识她是在省政府组织的一个科技企业创新研讨会上。当时的学习地点在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授课的是该校的外培部主任，姓严。严主任发明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自称给省长及日本国若干商务会社讲过课。他说的倒是真的，教材里印着的那些照片就是证据。他首先问大家什么叫成功，我嘴贱，说是一个既定目标的实现。他接着问，那怎么能够很容易成功。我说目标设得低一点。他说对，你说得很对！于是，我对他开始不屑起来。一个成功的人不可能天天守在讲台上，更应该做的事应该是创业，让一个不成功的人讲成功的课，说服力肯定不够。由此，我决定给他上上课。我这人有这毛病。
那天，我站在讲台上，说目标是要有挑战性的，严主任的课如果只剩一个人听就算成功，那就不叫目标，叫胡闹。这样，严主任很尴尬，是倪小姐的掌声打破了会场的宁静。这让我开始对她注意起来。
严主任突然变得很开心，说是开了个玩笑，目的是让大家活跃一些，改变课堂死气沉沉的气氛，并把我封为最有活力的明星学员。
由此，我这个明星学员有了更多同学接触，倪小姐就是其中一个，她还就中国企业的现状和我探讨了一番。
我对中国企业不感兴趣，对日本感兴趣。我没去过日本，对日本鬼子的了解仅限于媒体上。求知欲让我愿意请这位倪小姐吃顿饭。饭吃得愉快，对倪小姐的称呼也愉快地改为小倪。我送完她再回到家，已是午夜一点。
那段时间许俏天天准备和我办离婚手续，可一直都没办完，民政局的具体位置她就打听了好几天。她说你怎么才回来？这样明天能去吗？她这种质问我已经习惯了，没太当回事。最后她嘟囔了句：准是出去乱搞了，狗改不了吃屎。
我又有些委屈，我没吃你非说我吃了，不吃对不起你，这狗，我是当定了。于是，我决定去小倪家。因为和她还不够熟悉，没好意思打扰，约人家下来做点什么的确不好开口。就这样，我边坐在车里想着小倪边抱着屈，结果睡着了。
再睁开眼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小倪在敲我的汽车玻璃。当时我吓了一跳，是敲玻璃声吓的。接着我又吓了一跳，车子没有熄火，我居然还活着。后来又被吓到了，小倪竟然直接拉我去她的住处。她说洗完澡看到楼下停着的车子像我的，但一直不敢确定，天亮了起来一看，车还着着火，就下来了，结果真是我。
下面我就不怕了。我一句话没说，进了屋先洗澡，洗完穿上了她的睡衣，然后上了她的床，接着吃完了屎，我两腿一蹬，成了真正的狗。
那次的进展比较顺利，除了全世界人民相近的呻吟声，我还听到了噼里啪啦的日语。这让我有两种理解：一是干了一把日本人，替几十年前被蹂躏的中国妇女报了仇，只是我做得不够彻底——并没有太用力；二是这种叫法一定是她睡在日本床上的官方用语，我抢了日本鬼子的后手也算不上什么胜利，这让我一度萎靡。
多往前者想是好的，但一想到后者，我就压抑。小倪解释说，咱做的就是这事儿，当然应该用日语。我靠，这我还头一次听说，日语是床上发明的？
找小倪？这是下下策，其实她真不怎么地。
找谁呢？看来得现开发一个，就这么定了！
朋友们，我不是在为自己做坏事找借口，我只是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极度追求心理平衡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病人，一个需要通过行为调节心理的人。一个病人的行为，特别是我这种心理有病的人，你还有什么可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