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代宦官之祸（臣光曰112）
天复三年（903）正月，唐昭宗斩杀宦官韩全诲，自凤翔（陕西凤翔县）回鸾长安。宰相崔胤认为，王室衰乱，都是宦官惹的祸，请求罢免所有宦官的职务。唐昭宗准奏。朱全忠（朱温）于当天派兵将宫内数百宦官悉数杀死，只留几个年纪小的供使唤。同时命令各地将出使在外的宦官就地处决，原属宦官的军队统归禁军节制。
司马光据此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将唐代宦官之祸的前因后果，尽行纳入笔底，极具历史视野。读司马光此论，也就能大体了然唐代宦官乱政的概貌。余作一回文抄公，只将“臣光曰”第112篇的大要意思，学舌于后。
宦官用权，为国家患，由来已久。概缘于宦官出入宫禁，常年呆在皇帝身边，由是混得相当脸熟。其中又有性情乖巧者，言语敏捷，善察颜色，擅长承迎。他们无条件地执行皇帝的命令，办事的结果又深符皇帝心意。这样，日子长了，宦官的马屁话，搬弄是非的话，无中生有的话，栽賍陷害的话，染指朝政的话，皇帝有时也听。
司马光引用孔子的一个词，叫“浸润之谮”。如水之浸灌，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施加影响，让皇帝按他的意思走。于是，黜陟刑赏之大权，一点一点的、蚂蚁搬家似的，统搬到亲信宦官的手里了。然而皇帝却浑然不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司马光认为，这便是宦官侵权的步骤。
有唐之前的历史，宦官为祸最烈的当属东汉和唐朝。但东汉宦官为非作歹，起码还孤假虎威，打着皇帝的旗号。而唐世，连旗号也不打了，宦官劫胁天子就如拎婴孩，废谁立谁，一凭己意。而天子深畏宦官如畏虎狼、蛇虺。所以然者，东汉宦官手头无兵，而唐代宦官掌握兵权故也。
唐世宦官之祸，始于玄宗，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然而，唐初对宦官是有加以约束的，后来之所以不可收拾者，皆是皇帝处置失当，遂渐成其势。司马光引《周易》的一句话：“履霜坚冰至。”此为《坤·初六》爻辞。其象辞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驯致”，逐渐达到，逐渐招致。《坤·文言》引申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水到渠自然成了。
当初，唐太宗鉴于前世之弊，对宦官严加抑制。不任以他事，只负责门户守御、廷内扫除、饮食供给之类琐事，官阶也不得超过四品。而唐玄宗时，饱饭吃得太久了，有些无聊，于是毁坏旧章，重用宦官，滥赏官爵。开元、天宝中，宦官黄衣以上达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朱紫是大官的服色）。至有官拜三品将军的，从幕后而走到前台，开始参政。
高力士竟官居骠骑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唐玄宗晚年，又让高力士代己批阅章奏，甚至任免将军、宰相，也时常与之商议。连李林甫、杨国忠，也是因缘高力士，才官居高位。于是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太子李亨称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驸马则尊称其为爷为翁，唐玄宗也不直呼其名，叫他“将军”。
应该说，高力士不是坏人，并没有专权祸国、图谋废立之事，《新唐书》说他：“生平无显大过”。但司马光认为，恰是玄宗开了坏头，“宦官自此炽矣”。
待到中原板荡，肃宗即位灵武，调兵与安史作战。李辅国以东宫旧人参预军谋，情形越发坏了，因为李辅国开始掌握兵权。肃宗打回长安后，李辅国封郕国公，掌大权力，宰相李揆对他都执弟子礼，呼为“五父”。李辅国疑心太上皇的亲信阴谋复位，逼迫唐玄宗迁居西内太极宫，贬谪高力士，玄宗竟至忧郁而死。
此时肃宗病危，张皇后欲谋杀太子李豫而立越王李系。李辅国拥立李豫（即唐代宗），杀张皇后、李系。李辅国自此益骄横矣，曾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此便是司马光所说的：“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
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当权，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轻视天子，奴役宰相。程元振继李辅国之后，总率禁兵，操纵朝政，冤杀大将来瑱，斥逐宰相裴冕。疑忌大将李光弼，致其愤郁而死；大将仆固怀恩不堪冤抑，却投诉无门，不得已尽弃前功，翻为叛乱。广德元年（763），吐蕃兵犯京师，程元振隐匿军情不报，虽遭贬黜，然代宗也因此狼狈陕州。鱼朝恩以护驾之功，继起染指军权，亦染指朝政。连郭子仪都遭排斥罢官，赋闲家居。他的眼里自然目无余子了。
德宗即位之初，有意整顿纲纪，因而着手打压宦官。但“兴元”以后，猜忌诸将，剥夺大将李晟、浑瑊兵权，以窦文场、霍仙呜为中尉，军权自此落入宦官手中。
宪宗曾很自信地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但恰是这些他看不上眼的“一毛”，终要了宪宗的命。宦官吐突承璀欲废嫡（太子李恒）立庶（澧王李恽）。宦官粱守谦、王守澄、陈洪志诸人发动政变，害死宪宗，拥立李恒为帝，是为穆宗。此之谓“陈洪志之变”也。
降及唐敬宗，过分狎昵宦官，遂有刘克明、苏佐明之逆。弑杀敬宗，矫制让敬宗的叔叔绛王李悟代理监国。自此以后，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都是宦官一手所立。其势力益发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以至自称“定策国老”，视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矣。
唐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然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作为，何况李训、郑注反复小人，焉能成事。于是有“甘露之变”，公卿大臣灭族无数。文宗假聋作哑，饮泣吞气，暗自感叹皇帝做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权臣，文宗却是受制家奴。不亦悲乎。
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无奈摇头，心有余悸。何况懿宗、僖宗，骄奢淫逸，眼里只有美食美色，哪管什么江山社稷。以至呼宦官为父亲，也就不足为怪了。僖宗两度亡命，一次跑到梁州（陕西汉中市东），一次跑到益州（四川成都），皆是僖宗口称“阿父”的田令孜一手造成。
唐朝的倒数第二任皇帝——唐昭宗，亦以此为耻，有雄心、也有决心，要铲除宦官之祸，可是又用人不当。宰相张浚征讨李克用不利，覆兵平阳，更增加了李克用跋扈之气焰。宦官杨复恭自恃拥立昭宗之功，谁也不放在眼里。宋文通（即李茂贞）讨平之，却也启发李茂贞的不臣之心，进而兵进长安。昭宗跑到凤翔，朱温乘机劫了昭宗去，打败李茂贞。于是有文章开头的回到长安城。
此时的宰相是崔胤，字昌遐，计无所出，依靠朱温。宦官是翦除了，大瘟神朱温却留下来了。于是杀昭帝，立哀帝，不旋踵有唐也唉哉矣。
唐朝的宦官之祸，大体如此，可谓臭名昭著。可是司马光也不同意朱温的做法。他认为史上宦官也出好人，比如春秋之寺人披，东汉之郑众、吕强，唐朝之曹日升、马存亮、杨复光、严遵美，后梁之张承业，都堪称贤才。那如何对待这些寺人之官呢，宫中杂役毕竟少不了？
司马光的意思很简单：只让他们扫厕所，不管他事，不就得了。如有不法，大刑待之，他们就是想横，估计也没胆横得起来。
附：臣光曰112：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儇（智）利，语言辩给，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迕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烛知物情，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则近者日亲，远者日疏，甘言卑辞之请有时而从，浸润肤受之愬有时而听。于是黜陟刑赏之政，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赏之柄移而国家不危乱者，未之有也。
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狭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太宗鉴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始隳旧章，是崇是长。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
及中原板荡，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宫旧隶参豫军谋，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
代宗践阼，仍遵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是以来瑱入朝，遇谗赐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闻，致狼狈幸陕；李光弼危疑愤郁，以陨其生；郭子仪摈废家居，不保丘垄；仆固怀恩冤抑无诉，遂弃勋庸，更为叛乱。
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绌。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瑊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
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废嫡立庶，以成陈洪志之变。宝历狎昵群小，刘克明与苏佐明为逆，其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至自称“定策国老”，目天子为门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
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为，反受其殃；况李训、郑注反复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遂至涉血禁涂，积尸省户，公卿大臣，连颈就诛，阖门屠灭，天子阳瘖纵酒，饮泣吞气，自比赧、献，不亦悲乎。
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闭目摇首，自谓畏之。况懿、僖之骄侈，苟声色球猎足充其欲，则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无怪矣。贼污宫阙，两幸梁、益，皆令孜所为也。
昭宗不胜其耻，力欲清涤，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则张浚覆军于平阳，增李克用跋扈之势；复恭亡命于山南，启宋文通不臣之心；终则兵交阙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华阴，幽辱东内，劫迁岐阳。崔昌遐无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讨之。连兵围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于糗糒，王侯毙踣于饥寒，然后全诲就诛，乘舆东出，翦灭其党，靡有孑遗，而唐之庙社因以丘墟矣。
然则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坚冰至”。为国家者，防微杜渐，可不慎其始哉。此其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余伤贤害能，召乱致祸，卖官鬻狱，沮败师徒，蠹害烝民，不可徧举。
去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如巷伯之疾恶，寺人披之事君，郑众之辞赏，吕强之直谏，曹日升之救患，马存亮之弭乱，杨复光之讨贼，严遵美之避权，张承业之竭忠，其中岂无贤才乎。顾人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进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动人耳。果或有罪，小则刑之，大则诛之，无所宽赦。如此，虽使之专横，孰敢焉。岂可不察臧否，不择是非，欲草薙而禽狝之，能无乱乎。是以袁绍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汉，崔昌遐袭之于后而朱氏篡唐，虽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是犹恶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为害岂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斯之谓矣。（《通鉴》卷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