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贯高之狠（臣光曰19）
贯高至死不承认，他的谋杀刘邦，与赵王张敖有关连。张敖因此获释，但王位被剥夺，贬爵宣平侯。刘邦认为贯高此人不错，有意赦免他。但贯高有愧于心，自杀身亡。时在汉高帝九年（前198）。
关于贯高此人，是否义士，忠或不忠，可以有不同读法。东汉史学家荀悦（148－209年）讲：“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认为贯高该杀，首谋犯上作乱，虽舍身救主，但小气节不足以抵谋反大逆，个人品行难以开脱法律罪责。《春秋》大义以遵循正道为重，贯高处事不走正道，罪无可赦。
什么是正道？《公羊传·隐公三年》：“故君子大居正。” 大，尊尚。准确的意思是，以恪守正道为贵。何休（129－182）的注讲得很明白：“明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这就是正道。也就是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维护公器责无旁贷，舍此便无所谓忠义。
司马光同意荀悦的观点，他在“臣光曰”第19篇中说：“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意思是，高祖之蛮横，是诱发贯高谋逆的起因；而张敖的亡国，却是贯高发狠的结果。将刘邦与贯高各打了五十大板。且不论刘邦的骂娘积习，贯高之囿于私情，逆大势而动，只知有诸侯国（赵王），不知有天下（刘邦）的六国余习，才是祸首。
张敖是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张敖的父亲张耳，在刘邦为布衣时私交甚笃，刘邦还曾在他家住过几个月。秦末，张耳在原赵国一带打杀，项羽因封为常山王。后来张耳归汉，刘邦待他故人礼，封赵王。不久，张耳死了，子张敖嗣立。刘邦还将女儿嫁给了他，可见关系很不一般。
刘邦征讨冒顿单于失利，回途时路过赵地。张敖对老丈人很孝顺，“执子礼甚卑”。刘邦却张开双腿（箕据），很傲慢地“慢骂”。史书没有交待刘邦为什么要骂张敖，我估计是战事失利的闷火没处发泄，故意找女婿的茬。因为“慢骂”是这样的一种骂：辱骂，加没完没了，想起什么骂什么。纯粹是宣泄。
赵国国相贯高、赵午实在看不下去，当下生恼，要替赵王出气。又怨张敖连一句辨解的话都没有，也太软弱了——“吾王，孱王也。”但还是抱着试试地心理找他商量，表达了造反的意思。张敖吃惊不了，咬破指头，誓不叛汉。于是贯高一伙就自做主张，精心策划了一起暗杀行动：事成，扶张敖做皇帝；不成，我们捏紧鼻子自认倒霉，不连累赵王。由此可证，萧何超规格修建未央宫，刘邦说“成败未可知”，是有先见之明的，当时想造反当皇帝的，大有人在。
贯高侦查到刘邦必在一个叫柏人的地方过夜。柏人，即今河北省唐山市西。战国属赵，汉置县。遂派人预先埋伏在刘邦要落脚的宾馆厕所里，意思是等刘邦如厕时行剌。刘邦一到该地，很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心动）。听说此地叫“柏人”，这不受迫于人吗（柏人者，迫于人也）。于是连夜开路，暗杀行动失败。
结果有仇家告发了贯高的阴谋，一干人等悉数逮捕入狱，包括无辜的赵王。赵午等十余人想自杀了事。贯高说，你们想一了百了，赵王怎么办，当初不是说好了，不能连累赵王么。于是一同来到京师，办案人员对贯高也是不客气，老虎凳，辣椒水，能上的全上了，打得体无完肤（身无可击者）。贯高也硬气，只一句话，事是我们底下人干的，不关赵王什么事。
廷尉折磨贯高的身体，贯高折磨廷尉的神经。最后廷尉竟然撂挑子，找刘邦说这差使实在没法干了。刘邦不得已，换了一个思路，派贯高的老乡泄公去套话。贯高说，平心而论，谁不关心自己的父母、妻儿，现在我的三族都被定成死罪，我难道爱赵王胜过爱自己的亲人吗？实是赵王不曾预谋，只是我们自己这样干的。于是才有文章开头的一幕。
问题是，贯高为什么甘冒身家性命之危险替赵王出头？这一切缘于贯高等人曾腹心追随张耳，也是打杀出身。而六国习气，要么连祖宗都出卖，比如韩非——往好的发展其实是不以一家一国为念，而是心系天下；要么死心眼在一棵树上吊死，比如贯高，眼里便只有张家而没有刘家。要在六国时期，本也是可以嘉许的精神。
《通鉴》卷一写豫让，便是一个义士的形象。三家灭智氏，赵襄子把智伯的头盖骨漆成饮器，豫让遂把复仇的目标锁定在赵襄子身上。因为智伯曾以国士之礼待豫让，豫让也要以国士的作为来回报。第一次，豫让伪装成受过刑的人，潜伏在厕所里，被发现，赵襄子嘉其节，放了他。第二次，他又将自己弄得很狼狈，“漆身为癞，吞碳为哑”，埋伏于桥下。也是赵襄子命不该死，第一次是心动，搜出豫让，这一次是马受惊，结果豫让被杀。
但汉初，毕竟天下归一，非是四分五裂、各为其主之时，贯高还这样做，就是不知时务。用时髦话说，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荀悦才说，“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无锡有个顾宪成（1550－1612），有过相似的话：“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自反录》）。而司马迁的观点不一样，他写贯高，事在《张耳陈馀列传》，里面有一句话，“（贯高）当此之时，名闻天下。”有推奖的意思。
我以为，司马迁是从“私行”的角度出发，挖掘了贯高的人性。人是做得够可以了，很仗义。但在荀悦与司马光看来，未免小家子气，因为后者看到了家国天下。
贯高六国习气，害人害己。至武帝时，这种“侠客”之风还在。有些游侠，以侠义相标榜，劫富济贫，还有点梁山好汉的样子，比如朱家、剧孟、郭解等。但更多的所谓游侠，简直与强盗无异，他们为祸乡里，动不动就以小事杀人，搅得地方不得安宁。有些游侠本身就是地方豪族。于是武帝起用一批酷吏。如张汤为御史大夫，大力诛锄豪强兼并之家；周阳由为郡守，每到一地，必夷其豪；王温舒杀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西南）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战国余习至此不存。
附：臣光曰19：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通鉴》卷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