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党锢之祸（臣光曰48）
乡间篱边盛开的菊花，摘下来，艳阳下晒干，用煮开的泉水来冲，加点甘草，很可以清热。药理说菊花味辛，微寒，主治散风清热，平肝明目。余不喜茶叶，独喜喝菊花茶，嗜烟上火的缘故罢。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不顾宋神宗的挽留，直意要外放地方官，不久卜居洛阳，在“独乐园”里一住十五年。园中七景之“读书堂”，伴了他多年时光。此时的司马光是有喝菊花茶的心境的，既然劝不动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改革又不敢苟同，不如早点脱身算了。以故司马光在《通鉴》卷56，评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时，对郭泰的明哲保身，申屠蟠的及时避祸，表示由衷的赞赏。
汉末情形，宦官独大。汉顺帝靠宦官上台，有一日十九侯之说。汉桓帝靠宦官铲除专权的梁冀，又一日五侯。宦官在朝中，遂不可一世，其党羽亲信，“皆案州临郡”。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在权力上争不过宦官，就动起嘴皮子，联合在朝士人，在野士人，以及积极想成为士人的太学生，搞起舆论监督——清议，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抨击，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以名士自居，极看重名节，甚至不惜一死来博得好名声。清议干政的方式有二，一是太学生运动，二是品评人物。而后者足可以左右士人一生之荣辱。
两汉经学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几代人毕力一经，父传子，子传孙，形成“家学”。比如西汉千乘郡（山东高青县高苑镇北）人欧阳生，世传今文《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史称“欧阳八博士”，也称“欧阳尚书学派”。他们门户壁垒极严，不同门派之间极少交通，因此不免“学阀”之讥。负笈相从的学子们也以谨守师训为荣，互相以品节相砥砺。这些读书世家即是清议的主力，又是隐在太学生背后的强大靠山。
东汉太学之规模远超过西汉，仅汉顺帝时期，太学生的人数就多达三万。太学生们表达政见的方式很特别，便是搞学生运动，算是后代“学运”的祖师爷。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由于李固、杜乔反对外戚梁冀而下狱，李固的学生王调和赵承等几十人就分别上书请愿。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弹劾贪官污吏及宦官党羽，遭贬黜，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街游行，上书请愿，迫使汉桓帝赦免朱穆。
当时的太学生才不会为了就业而去巴结权贵。相反，那些权贵极为害怕太学生的“口水”，反倒时常带着礼物去太学巴结他们。这些太学生一旦出仕为官，也是一身正气，有如明矾，很可以止水澄沙。那个刘陶，后来出任谏议大夫，依然保留学生时代的锋芒，曾直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遭到宦官诋毁，被迫害致死。
东汉的选举制度，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便是要看被选举人的口碑，所谓名节者。因此，士林中的舆论成了荐举人才的重要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中说：“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桓帝、灵帝时期，清议的首领是李膺（110—169），字元礼，饱有才学。祖父李修，汉安帝时为太尉。父李益，赵国相。李膺生性孤傲，不随便交结朋友，只是与同郡的荀淑、陈寔有师友之谊。李膺任司隶校尉时，亲自捕杀汉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其人竟以杀孕妇取乐。由是声名益显，时人称去他家坐坐为“登龙门”，因为从此就身价百倍了。荀淑有一个儿子，便是著名的荀爽，一次他得机会为李膺驾车，于是逢人便去宣传。郭泰的能够见重于世，也是李膺开尊口免费捧他一把的结果。
汉桓帝延熹七年（164），郭泰郭林宗初到洛阳时尚没有名气，符融一见惊异，称他“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荐给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待见面后，李膺说了一句话：我所见过的读书人多了去了，却“未有如郭林宗者”。荀爽只是给李膺驾车，就乐得屁颠屁颠，而李膺开口称赞别人，那还得了。由是郭泰名动京师。郭泰起程回老家时，前来送行的士大夫、儒生，云集黄河渡口，小车多达数千辆。郭泰却只与李膺同坐一只船渡河，同行目之为神仙。
李膺的影响力如此，或者说清议的影响力如此。
然而清议的逞肘让宦官们大为光火，于是有两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祸没杀人，却益发增重了士大夫的名气。第二次党祸却杀伤甚众，终将东汉仅有的一点元气折腾殆尽。黄巾起义时，宦官们看看气候不对，忙为自身计。汉灵帝质问宦官，你们都说党人该杀，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与黄巾军暗通款曲，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可时事至此，已于汉家气数无大补益了。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于公元166年，起因是李膺杀了宦官一系的人。宦官进行反扑，诬陷这些士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大为震怒，下令逮捕。一时间，缉捕人犯的使者四面出击，相望于道。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投入大狱，漏网者也悬赏捉拿。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拒绝审理这个案子，拒绝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汉桓帝的老丈人、大将军窦武也不赞成迫害党人，再加上党人在狱中也故意检举宦者亲属，宦者怕受到牵连。于是让步，汉桓帝也接着让步。党人获释，但前提是禁锢终身，不得再为官。李膺收拾行头回老家去了。
宦官本想借此来打击清议，没想到清议的名士们越发得到广告效应，连坊间的平民百姓都很敬重他们。其中著名的几个人物，他们相继得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名头。关于这些头衔的得来，有不同的读法，有的说是坊间送给他们的，《通鉴》认为是他们自相标榜的产物。总之是社会楷模，人中榜样。“党人”范滂出狱还乡，南阳士大夫自发出城迎接，车辆达几千辆之多，把他当英雄看。度辽将军皇甫规仰慕“党人”，竟以自己不在党籍为耻，上书自请按照“党人”的标准治罪。汉桓帝没理他。第二次党祸时，张俭开溜，见着有炊烟的人家就要求投宿，坊间竟甘冒杀头之危险而收留他。这点估计连宦官都没想到，遑论汉桓帝了。
公元168年，汉桓帝死，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企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并乘机诬陷“党人”谋反，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狱中，唯张俭一路狂奔，逃出塞外。所有党人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人数多达六七百人。李膺自甘受死时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范滂对儿子说：“我想教你为恶，但恶不可为。我想教你为善，则我必须先做到善。”也是甘心去死。夏馥听说张俭“望门投止”，说：“孽自己做，却无端牵连别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跑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因为不在名册上，所以没有受到处罚。景毅感慨地说，我本来认为李膺名士，才叫儿子拜他为师，岂可因为名籍脱漏而苟安。于是上书检举自己，免职回家。
有个叫申屠蟠的人，字子龙。家贫有学问，早年做过漆工。郭泰与蔡邕都很敬重他。当初范滂等人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引起太学生争相仿效，“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于是跑到乡下，在梁山、砀山之间，以树做屋，自耕自食（自同佣人）。居二年，范滂等果罹党锢，申屠蟠“确然免于疑论”。而神仙尽管神仙，郭泰却不走李膺的路子。他是一不做官，有人举荐也不做；二是口不出狂言，只闭门教授讲学，弟子有数千之众。建宁二年（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起时，郭泰讲学家乡，以平素“不为危言覆论”，得免于祸。但他得知许多名士因此惨死，忧愤于心，不久谢世，终年42岁。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48篇里，赞喻申屠蟠极聪明，也赞郭泰懂得自存于乱世。对党人的批判却极为严厉，批党人冒失，不懂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为国家保持一份元气，倘若正直之士都被干掉了，国家还有希望么。司马光批党人有职无权，或者干脆就是无权无势，却老拿话去刺激大权在握的宦官，这不等于撩蛇头拔虎尾么，焉能不被反噬。到头来，既连累别人，也连累国家，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原司马光之意，他的赞赏郭泰、申屠蟠，并不是赞赏他们的趋利避害，这不成“滑头”了么。司马光是赞赏他们的斗争策略，总得有人为天下保留一份读书种子。王夫之说，党人只与琐琐小人较量，实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奸人除不尽，小人也杀之不尽，只有“直纠君心之非而拂之以正”，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司马光和王夫之都指出党人的斗争策略有问题。由此来看，喝菊花茶，并不都是消极避世。
附：臣光曰48：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通鉴》卷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