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北魏孝文帝选人先门第后贤才（臣光曰77）
南北朝尽管在学术上有大致的分野，但用人“先门地而后贤才”的弊病，并不因长江之限而有所区别。用旅日华裔作家陈舜臣的话说，就是“门阀乱”。隋唐反叛之，于是有科举，其影响直至清末的1905年。
齐建武三年（496）正月，北魏孝文帝与群臣议论官员的选拔任用。他自矜对门第出身所做的一些规定，效果是很好的。但大臣很不给面子，群起反对。理由有二：一是自古张官列位，是为了治理国家，并不是为了照顾那些膏粱子弟，不当“专取门品，不拔才能”；二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不是用人的好办法。
孝文帝极力为自己辩护。他认为，象傅说、吕望这些特出的人才，几百年才出一个，如果当世有，可以“不拘此制”，“起家为三公”。但正因为这样的“非常之人”，如此稀缺，所以不能为了个别现象而坏了朝廷典制，使“清浊同流，名器无别”。孝文帝说，我所规定的八大士族，虽难免有庸才（无当世之用），但因为他们的出身与熏染，德行方面是没问题的，“朕故用之”。
所谓“八大士族”，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结果。他第一步将鲜卑复姓全部改为汉化的单姓，第二步将北魏功勋之家，如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升格为高门世族，以与北方的汉族卢、崔、郑、王四大姓相匹敌。第三步，将八大士族的名册下达地方，凡八姓子弟不得做职位低微的官，一律提拔。职位低微的官，留给寒门子弟担任。
孝文帝甚至为了争门第第一，而与臣下讨价还价。有人认为河东望族薛氏也应定为大姓。孝文帝不同意，认为薛氏是蜀人，不能成为大姓。薛氏族人薛宗起，当殿反驳：臣之祖先汉末是在蜀为官，但两代以后即回河东，至今已历六代，不应将我视为蜀人；陛下为黄帝后裔，受封于北方，岂可因此视陛下为胡人？薛宗起甚至耍赖说，如果薛姓不能列为大姓，我就不活了（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并且当着皇帝的面，将随身武器摔得粉碎。孝文帝慢条斯理地说：“然则朕甲、卿乙乎﹖”于是各得其所。
司马光“臣光曰”第77篇说：选人用人，先门第而后才干，这是魏晋时代的一大弊政，历代相袭，莫能改变。君子、小人之区别，不在于出身的高贵与低贱，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以孝文帝之贤能，仍不能避免此一偏见。所以说，能够明辩是非而不被世俗所迷惑，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笑谈往事，或者闲坐说玄宗，多少是有点轻松的味道的。然当置身其间，接触密网，要想避身潜规则，实在太难了，非大智慧大勇气者不能为。一是得有心理准备，不怕被人目为怪异；二是得有思想准备，不怕被人打压。丢官弃职是其次，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是有这么严重。因为反世俗，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反即得利益集团。而要造即得利益集团的反，不被反噬者太少了。比如崔浩。
南朝政权是掌握在士大夫的手里，北魏也不例外。这是当年立国的根基，谁都碰它不得。世俗之力量一旦形成磁场，人人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则其威力有如钱塘江潮，足以令人丧身。
崔浩被杀，表面原因是修《国书》，将鲜卑祖先的劣迹昭之于众。实则是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使鲜卑贵族跌了面子，相较中原士族，有略低一等的感觉。结果遭致最强烈反对，不但崔氏一族被灭，连累姻亲之卢氏家族、郭氏家族、柳氏家族，也一并族诛。
公元450年，崔浩被诛杀的时候，相当惨。“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魏书·崔浩列传》）。
当初崔浩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他的外甥就劝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崔浩不听。
曾参与书局，负责《资治通鉴》“两汉至隋”编撰工作的刘攽，对崔浩的死，有一段很中肯的叙述：“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旧本目录序》）。鲜卑贵族与中原世家，本来就有矛盾，而崔浩恰触了这个霉头，以致于此。
孝文帝尽管有才，汉化也很彻底，可以说完全背叛了鲜卑族的民族性格，却不敢去撼动鲜卑族的民族利益。孝文帝知道，动了贵族们的即得利益，无疑是动了自己的统治根基。再者说，面对根深蒂固的流俗，他也无法去撼动。这正如政以贿成的社会风气，人人都知道交易不好，买官卖官不好，但风气已成，无人能有力回天。敢玩清廉，下场无非有二，一是被排挤出局，一是被自杀。明末的崇祯帝，一个人拼死拼活地干，最终还是煤山的归宿。他一粒石子的份量，在一潭死水里，已引不起大震荡，除非革故鼎新。
附：臣光曰77：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辩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通鉴》卷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