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韩非之死（臣光曰9）
韩非子，韩国的贵族，法家的代表人物，与秦朝的开国丞相——李斯是同学，师从荀子。荀子是儒家，而他的两个鼎鼎有名的高足却都是法家，可见当年的诸子们，为了寻求天下的出路，思想冲突何其惨烈，不然韩李也不会“背叛”师门。
韩非约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卒于秦始皇十四年（前233）。这个时期段的战国，不仅军事上风起云涌，学术思想也经历着大激荡大裂变。韩非估计看到申不害的理论，或者商鞅的理论，于当时乱世或许更为有效，打架不得靠拳头硬嘛。于是转而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并且积极地推行他的学术主张，以振救孤弱的韩国。可是韩王却没空听他的唠叨。
忧愤不已的韩非，只得拿起手中的笔，将心中的理想实现在竹帛之上。于是而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之类。我们读《韩非子》一书可知，其思想大要主张集权与强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这是集权。“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这是强权。
这个观点很对嬴政的脾气，据说嬴政对韩非的书喜欢得不得了，进而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早点见到韩非，甚至命令部队加紧进攻韩国。
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被折腾得实在没办法的韩王安，想起了韩非，派他去秦国试试，或能赚点残喘的运气。于是韩非就带着一帮外交团队出发了。而后来的事实表明，韩非确有叛国之嫌疑。因为他毕竟是以外交的身份出访的，怎么说也得先维护宗祖国的利益。也就是说，他兜售学说的时机选得不对。他的同学、嫉妒心极强的李斯，抓住的正是这一点，然后成功地置他于死地。
韩非给嬴政的上书是这么说的：大王你若是听我的，灭不了赵、韩、荆、魏、齐、燕，我的脑袋你拧去（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同在荀子门下的时候，韩非的才气就高得让李斯不安，这会儿这位不安份的同学又要来抢他的饭碗，李斯当然心悸。因为楚人李斯也在替秦国打工，而客卿的身份决定了逐利的本质，情谊算个屁。或许正好可以借情谊做个垫脚石，踩着上去。于是李斯对秦王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韩）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
秦国的护张性格决定了所有的挡路者必须被清除，不管是谁。秦昭襄王甚至连自己的亲生母亲的太后之位都给废了，更何况其他人。而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给秦国谋划的拉拢人才的政策，也是基于这个思想。“诸侯名士可下财者，厚遗结之”，实在拉拢不来，干脆“利剑刺之”，省得添堵。
因此，嬴政自然不能容忍据说要挡路的韩非。就这样，韩非吃了他忠实粉丝的劳饭。但聪明一世的嬴政此时犯一个极低级的错误，要知道你李斯也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而秦国历史上那些立过汗马功劳的国相们，如商鞅与范雎，都是客卿的身份。等嬴政缓过神来，已经来不及了。昔日的同窗好友给韩非准备了一杯酒，毒酒。韩非就这样死了，嬴政有没有后悔不得而知。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九篇中分析了韩非的死，“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韩）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对韩非的死表示不可惜。因为韩非太没有人情味了，竟然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而不惜出卖宗祖国的利益。这是不忠。不忠就该死。
不过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战国时期的那些人，好象宗祖国的观念都不是特别强，比如四公子之一孟尝君，齐国的贵族公子，他就一度做了秦国的国相。或许战国时期的那些人，天下意识要比宗祖国的意识来得强烈吧。
但不管怎么说，韩非是以使者的身份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比不得游说的客卿，也与天下意识无关。因此，太史公在《韩非列传》中讲：“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分明是作茧自缚了。
附：臣光曰9：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通鉴》卷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