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廷诱杀变兵（臣光曰105）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三月，朝廷将已被平定的淄青镇分割为三道，任命原来的行营供军使王遂为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本是主管财务的“钱谷吏”出身，只懂得斤斤计较，甚是没有远见此人。当时军府草创，人心未定，王遂却不知抚循，专以严刑酷法待下。打屁股用的军杖就比平时要大，引起士卒的强烈不满。
役卒王弁与其他四人密谋起事，杀了王遂。王弁自称留后，号令众人。朝廷闻变，更命棣州（山东惠民东南）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唐宪宗不想就此绥靖，打算出兵征剿，又担心同属淄青镇的青、郓两州也跟风作乱。于是朝议提出看似更稳妥的解决办法，一个字：骗。
任命王弁为开州（四川开县）刺史，除了“委任状”货真价实外，其他都是计谋。中使骗王弁说，开州那边迎接新刺史的人员已在路上了，您就赶紧动身吧。当王弁走到徐州地界时，即被拿住送往长安，九月腰斩于长安东市。唐宪宗又用同样的方法诱杀参与其事的一千二百多名士兵。
乾元元年（758）十二月，裨将李怀玉杀死平卢节度使王玄志的儿子，推立姑丈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唐肃宗采取了绥靖政策，“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而唐宪宗在处理同样是以下犯上的王弁事件时，采取的却是铁腕手段。这理当契合司马光所主张的强硬立场，但司马光评论这两件事情的态度却出奇的相似。也就是说，司马光支持唐宪宗以强硬的手段来处理变乱的事件，但不同意宪宗以堂堂皇帝的身份，却去诱骗一介匹夫，有失国体。
司马光说（臣光曰105）：王弁不过区区“庸夫”，乘衅作乱而矣。如果选将得人，要干掉王弁，就如杀死阿猫阿狗那么容易，何必以天子诏书作为诱饵？而首倡乱谋的也就五个人，朝廷却杀了千把人，显是滥杀无辜。
司马光认为，天子行骗的代价是，士卒不再信任将帅，那将帅又何以号令士卒呢？两相猜忌，都想保命，都想先发制人于死地，“祸乱何时而弭哉”？司马光进而替唐宪宗感到惋惜，在削藩作为上大有成绩，“几致升平”，然而所以美业不终者，缘于唐宪宗“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在有唐众多皇帝中，有三位皇帝后世评价很高，前二位是唐太宗和唐玄宗，再就是唐宪宗了。可见唐宪宗尽管在位时间很短，才十五年，但皇帝当得相当不赖。主要的政绩之一即是对藩镇动武，而且运气比爷爷唐德宗好。唐德宗是屡战屡败，最后只好自认倒霉。而唐宪宗却是屡战屡胜，几乎全盘掌控了所有藩镇。这个功业是相当了不得的，无怪连一贯苛责目人的司马光都要瞩意。
唐宪宗在位期间，一共与藩镇大小有过七次较量，六胜一平手，战果相当耀眼。
元和元年（805），唐宪宗继位第二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死了，节度副使刘辟自称留后，且要求兼领三川。唐宪宗派了一队人马去答复他。首战告捷，刘辟被处死，蜀境平定。同年，与企图自领夏绥节度使、拒不交出兵权的杨惠琳开战——杨惠琳还是想沿用逼中央就范的老路子，结果杨惠琳战败被杀。
元和二年（807年），讨伐拥兵自重、拒不服从调遣的镇海节度使李锜，将其父子腰斩于市。
唐宪宗接连的三场胜利，不但给朝廷带来十足的底气和信心，亦起到十分的震慑作用，诸藩内心的惶恐可想而知。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了，其子田怀谏继为节度副使。田怀谏时年十一岁，大事小事全由家僮蒋士则说了算。而蒋士则以个人爱憎随意换免诸将，引起哗变，将士推举部将田兴为节度使。田兴一掌权，立即向朝廷归顺，请求中央委派官吏，成为河朔地区第一个服顺中央的藩镇。
元和四年（809），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了，其子王承宗自领留后。唐宪宗于元和四年和元和十一年（816），两度对王承宗用兵，但都无功而返，这是宪宗削藩唯一的一次失败。但接下来的两场大战，使朝廷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淄青镇节度使王师道深惧唐宪宗的削藩效应，与淮西吴元济勾结，企图阴止朝廷的削藩计划。元和十三年（818），唐宪宗严令进剿，最后从床底拖出王师道，枭首示众。唐宪宗将淄青镇划分三道，设观察使，王弁作乱的即是其中一道。
对淮西节度使（治所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吴元济的征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比较艰苦，前后打了二年。淮西是军事重镇，占据水陆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唐德宗时李希烈为节度使以来，就经常勾结河北藩镇，制造叛乱，成为朝廷的腹心大患。元和九年（814），节度使吴少阳死了，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与朝廷对抗。唐宪宗在一连串的胜利鼓励下，岂能容他，于是开战。这期间发生了一场经典战役——李愬雪夜袭蔡州，有勇有谋，拿下了吴元济的老巢。元和十二年（817），吴元济授首，河北诸镇亦自动归顺，唐朝出现短暂的统一，至少也是表面上的，史称“元和中兴”。
与唐德宗被打扒下相比，唐宪宗的这个成绩确实来之不易。当初对诸藩用兵的时候，有不少朝臣持反对意见，包括白居易。但唐宪宗坚持己见，所用宰相也得人了。在征讨吴元济的第二年，宰相裴度甚至亲赴前线督战，亲自担负起元帅之职。唐宪宗也同意暂时废除诸道宦官监军制，军事指挥得以专一，所以有淮西大捷。唐宪宗在处理魏博节度使田兴事件上，也表现出谋略，本来是一意要打，但最后听从了朝臣静观其变的正确意见，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魏博镇。
但正如司马光所说的一样，唐宪宗终还是停留在小节的胜利上，武力征讨的战果看似辉煌迷人眼，但唐宪宗差于从长远考虑问题，朝纲大节大本没有得到确立。失信于国人是其一，信用宦官是其二，终又是功败垂成。唐宪宗一死，河北三镇（成德、魏博、幽州）复叛朝廷。十几年的努力也是流水无情。
宦官在他老爹唐顺宗手上的时候，就有相当的势力，其势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唐顺宗重用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试图抑损宦官势力，竟被大太监俱文珍逼迫退位，只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唐宪宗在俱文珍的拥护下继位，而宦官领兵则由俱文珍开了先例。
因为宦官有羽戴之功，唐宪宗自然另眼相待。于是频频派出中使作为皇帝的代言人，不但监军，且还作为军队的统帅。而宦者不习军旅，打战虽不行，抢功劳却很在行，使得指挥权无法得到统一。在征讨王承宗的时候，之所以会失败，即在于唐宪宗重用宦官吐突承璀为指挥官，翰林学士白居易极谏不可，唐宪宗不听，结果就摆在那了。在征讨吴元济时，要不是裴度据理力争，罢了宦官监军，怕也是难得有最后的胜利。
元和四年（809），宰相李绛极言宦官骄横，提请唐宪宗注意防微杜渐，自古宦者败乱国家的事，典籍昭昭。唐宪宗也耳边风对待。唐朝后期于是出现宦官乱政，比如宦官就杀了唐宪宗的孙子唐敬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暴卒，据说就是被宦官内常侍陈弘志等人毒死。有史家认为唐穆宗也关联此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第25卷中指出：“陈弘志持推刃之贼，弑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陈寅恪在其所著《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也认为唐宪宗之死，是与唐穆宗密切相关的。唐宪宗溺于私情，层累宦官为祸的资本，实难辞其咎。
附：臣光曰105：《春秋》书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彼列国也，孔子犹深贬之，恶其诱讨也，况为天子而诱匹夫乎。王遂以聚敛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乱。王弁庸夫，乘衅窃发，苟沂帅得人，戮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乎。且作乱者五人耳，乃使曹华设诈，屠千余人，不亦滥乎。然则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将帅，将帅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如寇雠聚处，得间则更相鱼肉，惟先发者为雄耳，祸乱何时而弭哉。惜夫，宪宗削平僭乱，几致升平，其美业所以不终，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通鉴》卷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