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爱心
尽管对幸福的理解常常因人而异，但对幸福的追求则人皆有之。新浪网在国内做过一次名为“2007幸福感大调查”的互联网调查。23135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认为自己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比较不幸福或非常不幸福的分别占61.29%和38.71%。而此前美国《时代杂志》委托专业调查机构于2004年底对1009名美国成年人，就“你的主要幸福来源是什么”这个问题作了一次电话访谈。受访者中有77%认为是“与自己孩子的关系”，76%认为是“自己的朋友和友谊”，75%认为是“对他人生活有所贡献”，73%认为是“与自己的配偶或伴侣的关系即自己的爱情生活”，66%认为是“控制自己生活和命运的程度”，64%认为是“闲暇时所做的事情”，63%认为是“与父母关系”。尽管人际关系不是幸福的唯一来源或条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痛苦和损害，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和将要看到的那样，人际关系无论在人类社会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伟人马克思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作为普通人的马克思则拥有两种宝贵的个人财富——与珍妮的爱情和与恩格斯的友谊。他与恩格斯之间伟大而崇高的友谊，被列宁称为“超过了古人关于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为了资助马克思专心研究和著述，从事自己所厌恶的商业工作达20年之久。
马克思也对恩格斯的才能十分敬佩，说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才能超过自己，在共同事业中，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而自己是第二提琴手。虽然恩格斯做出了巨大牺牲，但他始终认为，能够同马克思并肩战斗40年是他最大的幸福。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这样讲道：“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这句话用来评价周恩来也再适宜不过。周恩来以他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几代中国人的灵魂，而“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场景则是对他丰满人性的最好总结。人们对他的爱戴，不仅源于他的卓越才能和丰功伟绩，更是源于他的高尚品格以及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之爱。正如邓颖超在他去世后所回忆的那样：“……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爱情天梯”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灵。50多年前，刘国江和比他大10岁又带着4个孩子的寡妇徐朝清相爱。为了躲避闲言碎语，两人带着孩子奔向基本上与世隔绝的大山。几十年来，他们添了孩子也浓了爱情，尽管他们或许并不很清楚什么叫“爱情”。因为担心妻子摔跟头，刘国江每到农闲就一早出门到悬崖峭壁上凿路。虽然妻子一辈子也没下过几次山，刘国江还是从上山的第二年起就开始忙碌于悬崖峭壁修路，历时50年，用近百根铁錾子凿出了6000多级“爱情天梯”。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情、亲情、友情、博爱等的身影，也能感受到爱心的存在。具体而言，亲情、友情、爱情、博爱既指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又指在这些人际关系中所激起、存在、表现和体验的情感，而爱心则是一种情感、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倾向，或者具有创造性的力量。
爱心在本质上是一种态度，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爱心，是指向于他人，存在和表现于亲情、友情、爱情和博爱等之中，由理解和尊重、亲近与接纳以及关心和承诺等构成的积极而稳定的人际态度。比如，“相濡以沫”描绘了成熟爱情中双方的相互依存和彼此扶持；“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表明了子女对父母的无条件接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道出了父母对子女的无私付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写出了朋友间的相互理解和以心相暖；“爱无差等”“洒向人间都是爱”揭示了博爱之宽广。广义的爱心，其对象包括自己、他人、群体以及各种非人事物，比如自爱，爱国，爱大自然及存在于其中的其他事物如植物、动物甚至无生命的事物。
二、爱心的远亲近邻
爱心的远亲近邻指与爱心相关的那些心理因素和心理现象，如喜欢、亲社会性、利他主义等。
（一）喜欢
喜欢是指具有某些积极属性的对象所唤起的愉悦情绪，有时也指带有这种情绪色彩的态度。但正如“喜怒哀乐爱恶憎”所言，尽管爱心和喜欢都意味着趋近于特定对象，但二者却是两种不同类型或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心理现象。
喜欢经常被看做一种基本情绪，是相对被动和单纯的愉悦状态，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种说法说明它更容易受对象外在特征的影响，因而它经常被看做是一种人际吸引现象。爱心则是一种系统的、稳定的态度，是比喜欢更复杂而高级的心理现象。与喜欢相比，爱心较少受对象外在特征的影响，更多由人格特质或道德品质决定。尽管爱心也经常表现为喜欢，也可由喜欢发展而来，但又不由喜欢所决定。比如，很少有人会喜欢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讨者，但这并不太妨碍有人向他们付出自己的真诚爱心；父母对自己屡屡犯错的孩子既有“恨铁不成钢”的不愉悦感受，却又经常甘愿为孩子无所保留地付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既包含着因分离导致的不适感甚至苦痛感，又往往伴随着温暖感和幸福感；
在民族存亡之际，一名爱国者既为祖国的苦难而痛忿不已，又甘愿为祖国的未来抛洒热血。这说明，爱心包含着更复杂的情感成分并表现为更主动的行为倾向。
（二）亲社会性
亲社会性是指一个人亲近他人、亲近社会的倾向和能力，也称为“向社会性”。
它意味着倾向和参加人际互动和社会生活，又常常表现为同情、安慰或帮助他人，愿意与他人分享资源等。亲社会性是爱心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又不同于爱心。
首先，从发展上来说，亲社会性早于爱心而出现，比如人类个体在出生后几周内即表现出对人的兴趣，在七八个月至10个月时就能根据他人的情绪表现来调节自身的行为，在1岁左右开始出现利他与分享的倾向，在14至16个月时开始表现出对他人的同情和关心。而爱心只有在个体的社会性情感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后才可能出现。其次，从动机上来说，爱心作为对他人主动的关心和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源，而亲社会行为的背后则可能隐藏着不同动机，比如为了获取社会肯定或避免社会压力，为了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或者“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以及“人人为我”为前提的“我为人人”等。因此，亲社会性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而爱心则是一类特殊的亲社会特征和能力。换言之，与亲社会性相比，爱心更少甚至没有附加条件或期待回报，是一种更加主动而稳定的态度。
（三）利他主义
顾名思义，“利他”就是指一个人的意图或行为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但是，不是所有的利他意图或行为都可称为利他主义，因为同亲社会行为一样，其背后隐藏着各种动机。比如，“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此类想法或行为尽管也具有利他的一面，但事实上却反映或包含着一类相对自私的动机。与利他动机或利他行为相比，利他主义是指主动关心他人当前和未来的处境、实现与维护他人利益的稳定的动机或态度。因此，爱心中包含着利他主义的成分，但利他主义更强调行为背后的动机，而爱心则是一种成分更为复杂、情感色彩更为浓厚的利他性态度。
三、爱心的心理成分
爱心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和积极的人际态度，包含着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内容，如理解和尊重、亲近和接纳、关心和承诺。
（一）理解和尊重
理解和尊重是爱心的认知方面，它们既是“爱心”的表现和要素，又是“爱心”的前提和基石，因而是高质量人际关系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R。Rogers，1902—1987）认为，每个人都有“对正向关怀的需要”，也就是在生活中从有关的人那里得到温暖、同情、关心、尊敬和认可等情感性的需求。反过来，爱心意味着对他人的正向关怀，包括对他人的善意理解和自觉尊重。
理解是指对他人行为的背景、意图、内容和结果等的知觉和判断。我们经常用“知音”“知己”“心有灵犀一点通”等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评价人对人之间的误解或曲解，而岳飞《小重山》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则道出了不为他人所理解时的苦痛。基于爱心的理解是从有利于他人的角度出发，充满着善意与宽容，因而使个体表现出易为他人所接受、更符合对方意愿和利益的言行。1932年初夏的一个早晨，瞿秋白到鲁迅家中拜访。两人尚未见面时即已相互钦慕，相逢之际更是一见如故，倾心相谈，至晚始别。从此以后，他们时常往来，交流思想，切磋文章。为了反击反动文人对鲁迅的污蔑和消除左翼阵营对鲁迅的误解，深刻了解鲁迅的瞿秋白在征得鲁迅的同意后，于1933年4月初起集中精力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这些杂文的社会意义和价值。鲁迅为这份在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基础上结成的深厚友谊联句相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尊重则是承认和维护他人的价值和尊严，不侵犯他人的私密空间，相信并且容许他人能够自主判断和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意图。前已述及的“嗟来之食”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别人而言，爱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支持力量，不能因为要表达自己的爱心而忽略他人的思想与感受。当然，从黔敖的言行来看他也是一个颇具爱心的人，而饿汉在别人道歉后仍然不肯原谅也是有些极端，或者说多少有些欠缺感受和接受他人爱心的能力。真诚的尊重经常要求我们放弃和避免自己“想当然”的行为，比如，父母不能因为自己是关心孩子而随意翻看孩子的个人物品。
如果说理解就要尽量摒弃偏见，则尊重就是在必要时放弃己见，即使在坚信自己正确的时候也要给予他人足够的机会和时间来改变。因此，理解和尊重不仅是爱心的重要成分，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与相处的有效策略。
（二）亲近与接纳
亲近和接纳是爱心的情感方面，是推动人们相互靠近和凝聚起来的动力，也是能够在高质量的人际关系中体验到的温暖品质。
亲近与接纳都意味着减少与他人的物理和心理距离，但二者在指向和功能上都有所不同。亲近是一个向外的过程，即向他人开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接纳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也就是将他人纳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换言之，亲近或称亲密，是指一个人愿意减少与他人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的趋向，以及在此过程中体验到的积极感受，如安全感、舒适感、信任感等。接纳则是指愿意他人成为自己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与之分享时间、空间或其他个人资源。
心理学家沙姆（R。Sommer）做过这样的人际距离实验：在一个刚刚开门的大阅览室里，当里面只有一位读者时，研究者就走进去并坐在这位读者旁边，观察这个人会如何反应。实验进行了整整80人次。结果，在阅览室里连同实验者在内只有两位读者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被试能够忍受陌生人紧挨自己坐下：研究者坐在他们身边后（被试不知道这是在做实验），大多数人会默默地走到别处坐下，有人则干脆明确地表示：“你想干什么？”看来，人们需要与他人保持必要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因为这样才有安适感。当然，随着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物理和心理距离会逐渐减少。其重要表现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我表露。
自我表露是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他人揭示关于自己的各种信息，如思想和感受、志向和目标、失败和成就、害怕和梦想、喜好和厌恶等等。所谓“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自我表露以发展起来的信任感和亲密感为前提，又促使信任感和亲密感进一步发展。它提供了机会和信息让他人更广泛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因而有助于建立和增强人际信任感、温暖感和安适感。尽管在很亲密的关系中我们也往往有所保留即保持必要的物理和心理距离，但自我表露经常使我们从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以及其他人那里得到有价值的反馈，比如安慰和建议。
与亲近和接纳密切相关的一个心理学领域是“依恋”。后者是个体对他人形成的相对长期而稳定的情感联系。在早期经历中对照看者（比如父母）形成的依恋影响着对其人际关系的知觉和解释，并能较好地预测个体在青少年期各种亲密关系中的行为。成人身上也存在类似于在儿童期与照看者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那些情感联系模式或称依恋风格。一个有爱心的人，既愿意和能够与他人建立、保持情感联系（包括感受和接纳他人情感），也愿意和能够给予他人情感支持（包括表达和提供情感支持），更具有类似于安全型依恋者的人际情感特征。比如，在实验情境中使被试产生焦虑情绪后，安全依恋型的女性会向恋人寻求安慰和支持，而回避型女性无论在情感上还是身体上都试图避开男友；在女友陷入焦虑时，安全依恋型的男性向女友提供的支持则多于回避型依恋的男性。
成人依恋的类型
安全型依恋的成人对自己、他人以及相互关系的看法都更积极和乐观，更满意和更适应当前关系，无论独处或与他人共处都可以有比较舒适的感受，更愿意在亲密与独立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迷恋型依恋的成人强烈渴求获得亲密关系并且在情感上过于依赖他人，但又怀疑自己是否值得他人的关注，或者在感受到他人没有及时而充分地响应时责备自己。他（她）们对他人的看法相对悲观，不像安全型个体那样满意于当前关系，情绪感受更强烈、更不稳定，并常常表现出焦虑和冲动。
回避型依恋的成人，包括冷漠——回避型依恋和害怕——回避型依恋两类。冷漠——回避型依恋者看起来试图避免亲密关系以保持自己的高度独立，积极看待自我但消极看待他人，常常否认自己需要亲密关系，并压抑或隐藏自己的感受，甚至认为亲密关系和情感联系对生活来说并不重要，更愿意与自己看来更冷漠的那些人结伴，在遇到拒绝时会回报以拒绝。害怕——回避型依恋者对自己和亲密的人都有更趋于消极的看法，对亲密关系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渴望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常因亲密关系而感到不安；既觉得自己不值得从伴侣那里得到什么，又常常因此怀疑伴侣的意图。与冷漠——回避型依恋者相似，他（她）们也不寻求从伴侣那里获得亲密，而是经常压抑或隐藏自己的感受。
（三）关心和承诺
关心和承诺是爱心的行为方面，是人们在高质量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使他人受益的利他品质和利他行动，是爱心的坚实内核和外在表现。
关心是指对他人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的敏感和注意。它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他人状态的敏锐觉察，二是对他人状态的持续注意。在不少人的儿时记忆中都可能有这样的场景：在那个只知道疯玩的年龄，当自己常常在外面玩得忘了时间回家，母亲就会在家里焦急等待，或者出门满世界寻找。孟郊在《游子吟》中这样写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关心就像是一个人借以将自己与亲人、朋友或其他所爱的人紧紧联结起来的那条线、那根绳，在离别时往往化成思念萦绕心头。有一段时间，恩格斯与马克思分开后很难保持音讯联系。尽管自己也置身于反革命恐怖之中，恩格斯却在1849年7月25日寄给燕妮的信中写道：“我常常这样想，我在普鲁士枪林弹雨中所处的境地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特别是同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少得多，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是多么为此焦急不安，我万分迫切地恳求您安定我的心，把有关马克思命运的真实情况告诉我。”而马克思也一直惦念着恩格斯，并在接到燕妮转来的信后，立即回信说：“我一直担心您，昨天接到您的亲笔信，异常高兴。”马克思担心恩格斯没有收到信，不久又在第二封信里说：“我愿意再向您说一遍，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多么不安地为您担忧，而我们突然得到关于您的确切消息，又是多么高兴。”尽管关心在不同人际关系中经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父母对孩子、妻子对丈夫的关心经常变成唠叨，从而引发或大或小的冲突，相比之下，来自朋友的关心平静得多，然而关心对爱心来说是不可缺少、普遍存在的组成部分。
承诺则是指作出爱的决定并承担爱的责任。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出爱一个人的决定，它主要取决于是否肯定或欣赏对方的价值，因而是评价的结果，标志着爱的开始；二是履行爱的责任，意味着约束自身的言行特别是保持忠诚、自愿而持续地行动以增进和维护对方的利益和幸福，因而起着控制的作用，保证着爱的延续。
爱的决定加上爱的责任，才能构成完整的爱心。这里有一段以绽放开始却以凋谢结束的故事。1971年，一位美国新郎在新婚之日为他的新娘写了一首情诗，然后把它塞进瓶子并扔到了西雅图和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海域。10年后，有人在关岛附近海岸发现了这首装在瓶子里的情诗，读到了这样的句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我相信我们的爱情仍会鲜活如今。”后来，发现者通过电话找到了当年那位新娘，把情书读给她听，她却大笑起来，而且越笑越厉害，最后她说了一句“我们已经离婚了”，就挂断了电话。
然而，正如我们在“爱情天梯”的故事里所见，唯有以饱含责任的爱心来浇灌，誓言的花朵才能结成累累的硕果。2002年2月23日，位于奥地利西南部阿尔卑斯的费拉茨谷地发生了一起雪崩，一对正在滑雪的母女被埋进了大雪之中。当她们历尽艰辛爬出厚厚的雪堆时，却又面临着新的危机：由于她们都身穿银灰色的衣服，即使有救援飞机飞临也很难发现她们的踪影，而饥饿、寒冷和恐惧却随着时间推移纷至沓来。在生死攸关之际，母亲毅然割开自己的动脉，用鲜艳的热血染红了白雪，为救援人员指引了搜索的方向，为女儿带来了获救的希望。
周恩来更以有限生命担负起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责任，彰显了感天动地的爱之真谛。十二三岁的他，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了老师的提问，而晚年的他直到临终都一直佩戴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他在一生的忘我工作中实践着誓言（或许对他来说，那并不是誓言，只是一句源自内心的表白而已）：从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时的枪林弹雨，到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时的生死难测，以及解放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和千头万绪，再到“文化大革命”时上下周旋、委曲求全的忍辱负重。他在生前尽把博大爱心掬献于国家和人民，在死后却不留一点骨灰、不留一句遗嘱，从而以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谱写了大爱无言的绝美华章。
总之，理解和尊重是爱心的基础，亲近与接纳是爱心的动力，而关心和承诺则是爱心的核心。它们的有机结合，使爱心成为人际温暖感和人际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从而在个人健康幸福和人类持续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