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户大学研究员
田中刚
前言
至今为止，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历史的研究，大多数是以国民政府、“伪满洲国”、“蒙疆政权”等各自的势力范围为对象，分别研究他们各自的民族运动和民族政策。但是，蒙古族王公大臣与汉族地方政权以及日本占领的地域之间，围绕蒙古族未来社会的构想却经常有着各种交流与冲突。笔者着眼于各地域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抗战时期在内蒙古地区盛行的“成吉思汗祭祀”这一宗教仪式。就笔者所知，至今尚未有从该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
本课题由以下两部分组成。第一，介绍抗战时期盛行的“成吉思汗祭祀”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如何形成、开展的；第二，分析讨论“成吉思汗祭祀”对于蒙古族民族主义的形成有什么样的意义，国民政府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蒙疆政权”地区分别是如何举行祭奠仪式的，以及祭祀与当时的抗日民族主义有着怎样的交叉等问题。
1.成吉思汗祭祀与内蒙古自治运动
1930年初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旗长德王是一位开明的王公，他得到了北平和南京蒙古族青年的支持，作为年轻的领导人展露了头角。1933年7月、10月，德王等召集内蒙古西部的各旗王公大臣召开了自治会议。并向国民政府发出了要求“高度自治”的“自治通电”。其中在10月第2次发的“自治通电”的开头，如此称赞成吉思汗道：“我们蒙古族的祖先成吉思汗，他横扫亚欧大陆，使其民众臣服；他平定中原，使中华儿女生活安定、繁荣；他拓展了中国的版图，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他为东亚民族增光，使东方成为世界文明之源。”
蒙古族王公大臣与国民政府之间，围绕“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的设立，展开了交涉。1934年2月，在国民政府第397次中央政治会议上批准设立蒙政会。4月23日，蒙政会的成立典礼在绥远省的百灵庙举行。在开幕式之前，蒙古王公大臣们40人在会场后方的大殿里祭祀成吉思汗的神灵。之后，在成吉思汗灵前举办的成立大会上，约300人的出席者向国民政府的两旗、孙中山像、成吉思汗像行三鞠躬，然后宣读了国民政府领袖孙中山的“遗嘱”，蒙政会委员进行宣誓，接着是绥远省政府代理致贺词、蒙政会委员致答词，最后进行了纪念留影。大会决定由云王任蒙政会委员长、索王任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厅秘书长。从北平和南京来了许多蒙古族青年参加了成立典礼。这样，把成吉思汗作为民族统一的象征加以利用的政治伎俩与自治运动的开展便一同被实践起来。蒙古族青年们并非是支持王公大臣们，但是，王公大臣以成吉思汗的后裔自居，因此，蒙古族青年们就很难拒绝王公们的政治指导。
蒙政会的成立鼓舞了北平的蒙古族青年。1934年5月4日，在北平蒙藏学校举行的“成吉思汗纪念大会”有数百人出席。会场挂的对联上写着“回顾成吉思汗横扫亚欧大陆完成帝业的历史”、“展望蒙古族青年主掌盟旗复兴民族精神的未来”。青年们把蒙政会的成立与成吉思汗的伟业结合在一起，用“复兴蒙古”来激励自己。这次大会的主席富光亮主张：“青年要以发挥固有的勇武精神，复兴堕落的蒙古为目标。”大会上，某学生发表了“毕业后也不与腐败的王公大臣和蒙古族的政客们同流合污”的演说。
在中国社会，成吉思汗长期以来都是“残酷的杀戮者”的形象，而自治运动想要改变这种形象。一蒙古族青年如此主张：“身为成吉思汗子孙的我们应该继承他的遗德，竭尽诚意纪念他，并宣传他的伟大。同时驳斥对他的毒辣批判，为他恢复名誉也是我们的责任。”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汉民族歧视少数民族为夷狄这一传统观念的批判。
1935年4月23日，时值成立1周年之际，蒙政会在百灵庙召开了第2次全体委员会议。这一天是阴历3月21日，也就是成吉思汗祭祀中的春季大祭日。因此，在开会之前举行了“成吉思汗诞生纪念典礼”。上午9点，蒙政会委员、职员、王公大臣们集聚在用蒙古包搭建的礼堂里。典礼上，德王代表蒙政会向成吉思汗像献上绸缎、一头羊、酸奶、酒、水果等祭品，还演奏了蒙古音乐和吟诵了“成吉思汗纪念经”。德王是成吉思汗的直系亲属，他声称自己是“民族统一的象征”之后裔，而使其作为掌权者的正统性进一步强化。但是，德王自己最初并没有想到要利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这一身份，据德王的回忆，这是他周边的人教唆的结果。
第2次全体委员会议是决定蒙政会活动计划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是，出席会议的王公大臣和委员却十分少，这是因为自治运动太过躁进改革使王公大臣们对它敬而远之。28名委员中第一天集聚的委员只有仅仅的十余人而已。委员长云王以生病为由缺席，副委员长之一的索王出席了会议，但另一名副委员长沙王缺席了，而沙王原本就连去年的蒙政会成立典礼也未曾出席。
当时沙王与蒙政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缺席第2次会议的理由是因为担任了阴历3月21日在鄂尔多斯“八白宫”举行的春季成吉思汗大祭的主祭“济农”。八白宫的意思是“由八个白色宫帐组成的祭殿”。当时，白宫被分散设置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八个地方。在这些“白宫”里供奉着成吉思汗和他的四个后妃以及他的马具、弓箭等遗物。大祭分四季举行四次。其中最重要的春季大祭是在伊克昭盟郡王旗所在地伊金霍洛的白宫举行。济农的职务由当时的伊克昭盟长（沙王）兼任。实际上主持祭祀的是“达尔扈特”这一约由500户人组成的祭祀集团。对沙王来说，看来济农的职务比蒙政会副委员长更重要。各盟旗的王公们也派代表参加了大祭。德王和云王因为出席了蒙政会第2次会议，所以派了蒙政会参议巴各洞与胡图仁嘎作为代理来参加大祭。从八白宫祭祀与蒙政会会议在同一天举办这一点可以明确看出，对于蒙政会，王公大臣们的反应并不是十分团结。
自从成立以来，在西公旗长的继承和鸦片过境税的征收等问题上，蒙政会与绥远省政府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为德王对绥远省政府和支持绥远省政府的国民政府十分不满，所以他开始接近正在开展“内蒙工作”的关东军。
一方面，察觉到德王亲日动向的国民政府制定了“将内蒙古分区自治”的计划。当时在绥远省十分有影响力的阎锡山深入参与了该计划。“分区自治”的目的是想将隶属蒙政会的盟旗分为察哈尔与绥远二省，以此来封锁德王的势力。有关绥远“分区”的设置地点，阎锡山主张设在举行成吉思汗祭祀的白宫所在地伊金霍洛。国民政府同意了阎锡山的提案，决定由绥远省管辖下的盟旗组成设立“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绥境蒙政会）。1936年2月23日在归绥（现在的呼和浩特）举行了绥境蒙政会成立大会。该会的本部设立在伊金霍洛，委员长由沙王担任，阎锡山被任命为绥境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
在1936年2月24日开始召开的绥境蒙政会第1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沙王提出了为了提倡民族精神和促进团结应该修缮八白宫的提案，此案被一致通过。关于济农的职能，沙王谈道：“从前济农能号召全体蒙古人，但是清朝以后便只能管理达尔扈特了，现在更是变成了只能主持春季大祭而已。”1930年的春季大祭甚至只剩下简单的祭祀了。但是，随着内蒙古局势的紧张化，成吉思汗祭祀与其主祭“济农”才被再次关注了起来。因为开展自治运动需要一个民族统一的象征。
1936年4月12日在伊金霍洛召开的成吉思汗祭祀春季大祭则越发热闹起来了。除了沙王与阿王（伊克昭盟副盟长）等绥境蒙政会委员，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代表黄梦熊、绥远省政府兼绥蒙指导长官公署代表陈玉甲（中途换成赵锦彪）、“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等也预定前来参拜。在大祭即将召开前，沙王还说道：“期待这次大祭能成为民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祭典。”但是，参拜团一行在前往八白宫的途中遭遇黄河泛滥，被困在包头一个多星期。当他们赶到伊金霍洛的时候，大祭已经在“济农”（沙王）不在的情况下结束了。4月18日，在蒙古族官吏与民众的恭迎下，沙王行三跪九叩之礼在八白宫举行了“补祭”。
另一方面，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设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这是得到关东军支援的一次政治行动。在蒙古军的成立典礼上也采用了“成吉思汗大祭”的礼节，设立祭坛，在上面悬挂用绸缎制成的成吉思汗像，圣像下面下面摆着羊9头和其他一些供品。德王代表参拜者向圣像进行叩头，并以成吉思汗第30代子孙的资格宣读了“宣誓文”。5月12日，在德化成立了“蒙古军政府”。“蒙古军总司令部”和“蒙古军政府”，都采用了铁木真即位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为元年这一蒙古历，同时发表声明脱离中华民国。
1936年11月，在关东军支援下，德王率领蒙古军进攻绥远省，这就是所谓的绥远事件。傅作义的绥远军在全国支援运动的支持下进行反击，溃败了蒙古军。德王失败后转移到德化企图重建“蒙古军政府”。
以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为契机，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5月1日（阴历3月1日），在归绥举行了“元太祖诞辰纪念大会”，绥境蒙政会委员荣祥任大会主任，荣祥算得上是作为沙王心腹的蒙古族地方长官。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为首的国民政府及各军的代表、各旗王公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由三大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的“献供仪式”上，阿王作为济农向成吉思汗敬献了供品；在第二部分的“纪念仪式”上，与会者齐唱国民党党歌和成吉思汗纪念歌，向国民党党旗与中国民国国旗、孙中山像、成吉思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荣祥宣读了孙中山的“遗嘱”，汇报了会议内容。傅作义等出席者也发表了演说。；在第三部分的“跳神大会”上，由蒙古的僧侣在市内公园表演了舞蹈。
由上可以看到，德王等的“蒙古军政府”，打着成吉思汗作为民族统一的幌子，实际上是开始了分离中国的“独立”行动。对此，绥远蒙政会也把成吉思汗放在了国民政府、国民党、孙中山这些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位置里面。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民族统一的象征，也是肩负统一中华民族这一重任的英雄之一。换言之，站在抗日的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和亲日的蒙古族的立场上来看，成吉思汗这一象征的政治作用是正相反的。此外，沙王当时在北平，并没有参加归绥的“纪念大会”。
2.“蒙疆政权”的成吉思汗祭祀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关东军发动察哈尔作战，在张家口设立了“察南自治政府”（9月4日），在大同设立了“晋北自治政府”（10月15日）。德王的蒙古军与关东军共同作战，于10月14日占领了归绥。10月28日，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盟政府”），由云王任政府主席、德王任副主席，由日本人任顾问执行“内部指导”。“成立宣言”是这样说明的：“蒙古原本就拥有自己的土地、人民、组织，且拥有元朝这段光荣伟大的历史。……遵照太祖成吉思汗保持的诸民族团结、一致合作的优良精神，即日，以蒙古固有的疆土为领域，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这表示，“联盟政府”也昭示着成吉思汗是正统权力的本源。并且，这个政府也决定采用成吉思汗纪元，这是从思想上脱离中华民国的做法。
1939年9月1日，解散、统合“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合政府”）。11月20日，“联合政府”公布把元旦、政府成立纪念日（9月1日）、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即位日（登基日、阴历12月16日）作为“节庆日”。“蒙疆政权”统治下的人民都使用成吉思汗纪元的“年”“日”这种“时间”生活。
如果单从德王的政治生涯看，他是一个作为傀儡政权的首脑而主动配合日本的人物。德王想让蒙古独立的意图被日军巧妙的利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如果“汉奸”是指汉族的对日合作者的话，那么德王就是“蒙奸”。
对于“蒙奸”德王来说，在日军的压制下，成吉思汗祭祀很难发挥其民族志向。1940年1月24日，德王在“成吉思汗登基纪念典礼”上进行了训示，他宣称：“成吉思汗的伟业不仅是东亚诸民族，更是世界史上永恒的一大异彩。”同时强调自己作为“复兴蒙古”领导者的政治立场。只要把成吉思汗摆出来，德王就能坚持自己政治行动的公正性。
1941年，德王向日本方面要求将“联合政府”改组为“蒙古自治邦”。对德王来说，这是踏上“独立建国”之路。日本方面，以不能对外宣布作为条件下，同意了改名（1941年8月改名）。也就是说，“自治邦”是一个对外并不存在的国家。在掌握政府实权的日本人看来，这不过是换了块牌子而已。但对德王和蒙古族的政治领导人来说，改“国名”意义重大。
1941年5月11日，在“成吉思汗诞辰典礼”上，德王宣布将“国名”改为“蒙古自治邦”，发布是在日本的指示下进行的。“改名”使蒙古族沉浸于夙愿达成的喜悦中，对德王的信任度提高。次日5月12日的“政府弘报”公布，将成吉思汗诞辰日（阴历4月16日）作为节庆日、成吉思汗忌辰日（阴历7月12日）作为休息日。居住在“伪满洲国”的蒙古族一直以来希望能将成吉思汗的诞辰日和驾崩日制定为“纪念日”的期待，在“蒙疆政权”的统治下被实现了。这是巧妙利用民族统一的象征，来安抚蒙古族的策略。笔者认为，日本人比蒙古族更善于利用这一点。而在“联合政府”主管历法的总务部长就是曾经在“伪满洲国”担任应付蒙古族要求制定“纪念日”这一工作的关口保。作为民族统一象征的成吉思汗，不但被“蒙奸”，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巧妙的利用了。
1941年5月12日的“政府弘报”公布，将“登基日”（即位纪念日）改为阴历12月1日。针对登基日这个问题，从1939年左右开始就有所争论，蒙古文化馆的文都尔护主张阴历12月1日说。他的根据是因为《青史演义》中有12月1日登基的记载。《青史演义》是内蒙古东部卓索图盟的知识分子在1871年完成的，它是一部描述从蒙古的先祖传说，经成吉思汗时代，到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治世的作品，作为蒙古长篇小说的先驱著称。这不是一部以史实为根据写成的作品，而采用文都尔护的主张在形式上更改了“登基日”。
自古以来，蒙古社会就没有在成吉思汗的诞生日、登基日和驾崩日举行祭祀这种习惯。这作为将成吉思汗这一象征政治化工作的一环，是“蒙疆政权”新创的东西。祭祀仪式的程序包括对日本、蒙疆政权“两国国旗”、成吉思汗像行最敬礼，训示，三呼“日蒙万岁”三项内容。这作为祭祀来说也太过于简单，而且在纪念英雄成吉思汗之前还要向现实的支配者-日本人表达敬意。既然是祭祀自己的英雄，为何还要如此顾及日本人呢？
那么，每年在鄂尔多斯地区举行的春季八白宫祭祀（“成吉思汗大祭”）在日军的占领下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纪念日有节庆日和仅是休息日的两种。把“成吉思汗大祭”从休息日提升到节庆日是1944年的事。因为1940年的“大祭”与星期日重合，所以统治“蒙疆政权”的日本人决定不举行特别的仪式。但是，德王等在当天突然改变决定，在政府内举办了仪式，这可能是对统治者-日本人的一种抵抗。
翌年，即1941年4月17日的“大祭”在首都厚和的政府大讲堂举行。其仪式程序是：首先，与会者向日蒙两国国旗行最敬礼；然后，济农德王向祭坛呈上香火蜡烛，副主席于品卿和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呈上绸缎，喇嘛朗诵“成吉思汗经文”；最后，全体向成吉思汗像行最敬礼。另外，在察南政厅举行的“大祭”的仪式上，全体职员聚集在职员训练所讲堂，政厅长官陈玉铭发表讲话，称颂成吉思汗的人格和精神，号召学习他的精神努力奋斗。盟旗各地的其他地方如宣化、丰镇、萨拉齐等县级的公署也举行了“大祭”仪式。他们都动员了县公署的职员和团体代表以及学生们参加。“成吉思汗大祭”也在“蒙疆政权”统治下的汉族集聚地举行，可以想象这对汉族的民众来说是件麻烦的活动。
以上简述了1941年4月在各地举行的“大祭”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仪式跟传统的成吉思汗祭祀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其中关键的就是有日本国旗与日本人顾问的存在。虽然从上文中仅知道有出席厚和“大祭”的金井章次，但应该是每个地区的“大祭”都必须在日本人顾问的监视下举行。在庆祝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场合为何需要挂日本国旗和请日本人顾问呢？这给人传达出一种表彰蒙古族民族统一的象征（成吉思汗）还必须在日本的的庇护（或是监督）下进行的信息。因此，1940年以来成吉思汗祭祀规模的扩大，实际上只是形式化而已。这样一来，举行“大祭”与其说是对成吉思汗自发的崇拜行为，还不如说是为确认亲日政权忠诚度而进行的政治试探。
曾经担任八白宫祭祀工作的祭祀集团-达尔扈特，每年巡回蒙古各地，从蒙古王公处筹集祭祀费用。但是，据1939年大仓组的调查，达尔扈特的巡回在2、3年前已经中断了。这一点在内蒙古东北部的乌珠穆沁右旗和浩齐特左旗的官员处得到了证实。因为内蒙古分裂成为战场，导致担任祭祀工作的达尔扈特集团无法筹措到开展宗教活动的资金。而由蒙古族自己举行的成吉思汗祭祀也就这样衰退了。
祭祀的形式化这一点，可以从对祭祀的意义完全不理解的人们举行的祭祀中典型的看出来。例如，宣化县公署的大祭主持者就把“大祭”理解成“成吉思汗祭祀关岳典礼”，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把成吉思汗祭祀与汉族对其英雄关帝和岳飞的尊崇用同一仪式举办起来了，这是对蒙古族民族精神和汉族道教信仰的混同。对于各地的蒙奸与汉奸来说，实施“大祭”这件事很重要，而让民众理解“大祭”的意义并不重要。但是这对祭祀的倡导者来说就是件令人头疼的事了。
让民众理解“成吉思汗大祭”的意义是件很重要的事，担任这个工作的是蒙古教育会。“大祭”于1942年5月5日举行。从1942年4月31日到5月4日，该会在各都市依次开办“成吉思汗精神发扬大会”。“发扬大会”的讲师陶克托胡、包崇新、萨音托布、巴德露湖，超科巴图尔（汉名陈绍武）等，全都是30岁左右的蒙古族杰出青年官员。他们宣传成吉思汗对世界人类做出的贡献、号召发扬成吉思汗的精神。在张家口进行演讲的超科巴图尔向人们说明了“大祭”的由来：“宿敌汪罕诱惑青年铁木真参加酒宴企图谋杀他，这被铁木真的部下察觉，他才能幸免于难，这一天是阴历3月21日。”
但是，此时在民间具有宗教权威的祭祀集团达尔扈特已经衰退了，取而代之的这些担任世俗权力的蒙古族青年官员们的说教，又有多少传达到民众心里面去了呢？笔者认为要使民族精神传播、扎根，这对于在异民族（日本人）的掌控下生存的世俗权力来说，是很难办到的。
1942年3月，“蒙古自治邦”制定“春丁祀孔办法”，张家口市的春丁祀孔由“自治邦”直接举办。3月25日，在张家口市内的孔子庙举行的祭祀由德王任主祭官。本来属于汉族祭祀的孔子祭祀由成吉思汗祭祀的主持者举行，站在蒙古族的立场上看，德王的这种行为是对汉族文化的掌管、监督，是件大快人心的事；站在汉族的立场上看，这是对自己民族文化象征的一种掠夺；在统治“蒙疆政权”的日本人看来，这是蒙、汉合一（蒙汉亲善），是件喜事。但是，这并不是把孔子祭祀提高到与成吉思汗祭祀一样的“国家祭祀”的地位，而事实上是把成吉思汗祭祀降到与民间传统祭祀的孔子祭祀一样的地位。在“蒙疆政权”的统治下，与同时期的孔子诞生祭一样，释迦牟尼诞生祭、神农祭、圣纪节（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诞生祭）等民间祭祀也兴盛起来。从当初由政府代表主持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吉思汗祭祀被摆在了“国家祭祀”的位置上。但是，随着其它民间祭祀的传播，这个祭祀也降低成民间祭祀的一种了。换言之，就是通过祭祀几个圣人和英雄，使成吉思汗祭祀的意义淡化。利用民族统一的象征，迎合被统治民族的需要，这正是殖民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但是，成吉思汗崇拜的象征（八白宫）已经转移到国民政府的统治地域了（后述）。1944年10月，“蒙疆政权”和“伪满洲国”统治下的蒙古族，在“伪满洲国”的王爷庙重新建造了成吉思汗庙。
3.鄂尔多斯八白宫向甘肃省的迁移
抗战初期，傅作义作战于以山西省作为主要战场的第2战区。之后，1939年2月，他作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进驻省西部河套地区的五原，开始以河套地区为地盘重建政府和军队。前线的鄂尔多斯地区驻扎有国民党系部队2万人。另外，1938年3月，绥境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在陕西省榆林重建，5月，扎萨克旗在绥境蒙政会重建。
沙王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在1939年2月至4月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重庆，与蒋介石、林森、吴忠信（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商讨有关绥蒙政务的问题。此时，沙王通过蒙藏委员会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请求将八白宫迁移到腹地的建议。其内容是：为了改革蒙古族的观念、保护祖先、防止敌人的利用，应该将八白宫迁往腹地。沙王认为，迁移到青海省的蒙古族聚居地最合适，因为当地的蒙古族是成吉思汗长男术赤的后裔。
4月1日，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3次常务会议上，制定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办法”，同意转移八白宫。“办法”选定甘肃榆中县的兴隆山为当前的转移地。沙王、图王（1938年就任济农）、傅作义、荣祥等7人任出殡祭祀官，其中沙王任出殡主祭官。
6月9日，举行了“出殡祭”，10日，八白宫从伊金霍洛出发。此时被运出的“神体”有成吉思汗、皇后及第二夫人3人的“灵柩”和成吉思汗的矛，作为祭殿的宫帐则被留在了原地。15日，八白宫翻过长城到达榆林，之后转乘汽车继续南下。
迁移途中要路过延安，1939年6月18日，延安方面设立迎灵办事处，进行“奉迎”的准备。6月21日，八白宫抵达延安，有将近1万人出迎。接着在延安特色的灵堂中举行了祭祀。灵堂中央挂着“世界之巨人”的横额，左右两边挂着“蒙汉两大民族更加亲密团结”、“继承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争到底”的标语。任主祭的中共元老谢觉哉向“灵柩”敬礼，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献上了花圈，接着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宣读祭文，最后全体会众参拜了“灵柩”。6月22日，八白宫由延安出发，经过西安，于7月1日，安置在了榆中县兴隆山。
迁到兴隆山的八白宫由成吉思汗陵寝办事处管理，同行转移过来的祭祀集团达尔扈特与喇嘛常驻该地举行祭祀。此后，由国民政府支给达尔扈特薪金，祭祀费用也由国民政府负担。
国民政府要员也有前往兴隆山参拜，如于右任于1941年9月、蒋经国于1943年6月，西北建设考察团于1943年7月前往参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于1941年11月3日派吴忠信为代表前往举行祭祀。如上所述，兴隆山的成吉思汗祭祀在财政上有了国家的保证，而祭祀仍由达尔扈特集团和喇嘛僧侣主持，换言之就是“只出钱、不干涉”的方针。偶尔也有国民政府要员去参拜，对成吉思汗既不重视，也不无视、否定。
八白宫的迁移导致鄂尔多斯地方人心不稳。1940年4月，沙王将迁到兴隆山的“成吉思汗之矛”复制了一份送到了鄂尔多斯。1940年是十三年一度的“神矛（苏勒德）祭祀”之年，这一年在伊金霍洛举行的春季大祭盛况空前。
4.中国共产党的成吉思汗祭祀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39年6月下旬八白宫途经延安这一事件意义重大。1939年初，中共设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闻天、秘书长李维汉），专门针对蒙古族和回族开展调查研究、政治立案，正式开始了对少数民族的工作。而正当此时八白宫途经延安。本来陕甘宁边区北边就住着许多蒙古族。赢得蒙古族政治上的支持对于动员其民众抗日和政权的安定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1940年3月31日，聚集蒙古族人士在延安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会长吴玉章）。当天的集会决定早日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半个月后的4月16日，蒙古文化促进会召开座谈会与来访延安的达尔扈特进行了座谈。为了将“神矛”的复制品从兴隆山送往在伊金霍洛举行的“春季大祭”，达尔扈特在运送途中在延安停留了下。翌日17号，延安各界代表与达尔扈特一起举行了“成吉思汗公祭”。从此之后，延安也与八白宫祭祀一起举行纪念祭。
1940年7月24日（阴历6月20日）是八白宫夏季大祭的日子。在同一天，延安方面与“成吉思汗纪念大会”一起举行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的落成式。仪式的情况与“蒙疆政权”地区、国民政府地区有很大的差异。在大会会场的成吉思汗纪念堂摆放着成吉思汗的石膏像，另外，在主席台上并列挂着成吉思汗圣像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像。大会主席高自立发表了开会宣言、吴玉章作了大会报告。之后，向成吉思汗圣像呈献了香火与祭文。
大会上，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明针对“纪念成吉思汗的意义”作了如下演说：第一，由于长久以来的“大汉族主义”狭隘思想的影响，成吉思汗的伟大事迹被忽视、轻蔑了。我们必须继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第二，过去国内各民族间的斗争只是兄弟间的摩擦、冲突，我们应当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三，成吉思汗是统一蒙古，反抗外来民族侵略的伟大民族主义革命者，他反抗被征服各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把财物分发给贫苦民众。我们应当学习他的精神，夺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亚洲各民族的解放。
从把蒙古人民像牛马一样奴役的日本人统治的“蒙疆政权”处，成吉思汗听到的都是一些表面上歌功颂德的话；在国民政府处，他被摆在与汉族共和主义者孙中山同等的位置；而在延安，成吉思汗被摆在与民族共产主义者毛泽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马克思同等的位置，听到的是号召“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话。无论哪方面都把成吉思汗摆在了他完全没有预料过的位置。话虽如此，在笔者看来，对他来说，还是延安方面的用意是最好的。
不过，王明对他的称赞也有点过头了。不管怎么说，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是一个转战中亚、西亚各地，掠夺各个国家、杀戮各族人民的人物。“民族主义革命者”这一评价要是被躺在棺材里的成吉思汗听到了，他恐怕也会觉得惶恐吧。另外，把民族间的斗争说成“兄弟间的摩擦、冲突”也带点汉民族自说自话的意味。王明演讲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把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的民族主义者代表，来动员其后裔们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1941年4月17日（阴历3月21日），在延安也举行了“成吉思汗纪念大会”。这次大会不仅接待了阿拉腾札布、乌勒图那索图等蒙民代表，还接待了藏族、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代表。换言之，这次大会不仅聚集了同样信仰喇嘛教的藏族，也聚集了信仰其它宗教的民族，成吉思汗祭祀把“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全体都动员起来了。这对蒙古族来说，这是一次十分荣耀的祭典。在大会上，阿拉腾札布发表了如下演说：“日寇表面上赞美成吉思汗，实际上在欺辱蒙古族人民；国民党也赞美成吉思汗，但也总是压迫蒙古族，在某些地方甚至打出了抗日灭蒙的标语；言行一致、真正尊重成吉思汗和蒙古族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而已。”中共的少数民族工作开始于1939年初，日子还很短，但是从这个演说可以看出，其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已经在蒙古族中取得了共鸣者。
1944年4月13日的“成吉思汗纪念大会”上，代表建国后的蒙古族共产主义者乌兰夫针对“蒙古族的任务”主张道：“作为成吉思汗子孙的我们，要继承、发扬他的尚武精神，为了蒙古族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坚持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通过多次举办成吉思汗祭祀，在陕甘宁边区，蒙古族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这一点，可以不断从王明、阿拉腾札布、乌兰夫的说话中认识到。
结语
抗战时期，“蒙疆政权”、国民政府地区、陕甘宁边区各个地域的“蒙古族”都被要求成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如果是“蒙古族”，就要祭拜成吉思汗、学习他的精神。换言之，就是通过进行成吉思汗祭祀这一实践，来创造新的民族传统。蒙古族的当权者，通过让自己和民众亲近成吉思汗这一民族统一的象征，来加入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而这一象征的目标有“日蒙亲善”、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及毛泽东的抗日民族主义。成吉思汗祭祀无论在哪个地域，都不可能只是自然发生的宗教仪式、信仰行为。为政者、当权者都非常主动地号召其翼下的民众去参加民族传统的历史仪式。因此，祭祀活动扩大了，但民众有没有获得“作为蒙古族的民族觉醒”这并不清楚。而赢得了民众的政权，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谈点后话，内蒙古在1954年将八白宫迁回了伊金霍洛。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废除了宫帐的祭殿，新建了固定的成吉思汗陵。从1958年开始祭祀被中断，到1980年初又恢复了。
最后谈谈本文遗留下的课题。抗战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究竟多大程度的取得了民心？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仍未解决。在鄂尔多斯地方活动的祭祀集团达尔扈特的实际情况尚未阐明。关于祭祀活动的财政问题也尚未考察。对于留下的课题，以后再作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