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段光清对李芝英所提的“平粮价”之策原本不怎么看好，但对后两段话多看了几遍之后，有了一个新计策的形成，使他改变了想法。
段光清想到鄞县自正月始闹平粮价之事以来，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先是鄞南民众骚动火烧衙门，接着又是鄞东盐民造反伏击官兵。这闹盐、粮两案之事已经客观存在，谁想否认也是不能的。
当务之急已不在官府的有无颜面，或是闹事民众的有理还是无理上，而是反映在如何妥善地处置好盐案与粮案这两大重案的结案事项上，反映在如何将闹事的头儿尽快地捉拿归案上，因为这也是摆在自己面前亟需处理的头等大事。
若是未能尽快地了结与平息这一盐案与粮案事，那官府的脸面还将进一步的丢失，自己在鄞县的知县之位也是断断难以坐稳的。
如果说放回关押村人，采取以钱赎买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换回被掳走的官兵；那么若用平粮价的方式，去孤立周祥千，消除石山弄人中负隅者的久踞之患，岂不也是一个极为可用的良策吗。
他记起了有人写的一首反映稻地插秧状况的古诗来，诗云：手把青秧下野田，低头可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是为向前。
段光清觉得插秧是如此，干其它之事何尝不可如此呢。
以退为进之策的要点是在先退后进上，能否最后前进的关键也是在这一貌似的退步上。可见采取这一退步之策是有着无限的玄机所在。但也是需要具有极大的勇气和过人的胆略。
段光清想到在处置盐案与粮案这两案中，自己与官府已经作出了不少的退步动作，若是能孤立周祥千，进而抓捕到周祥千与俞能贵等人，又何惧不再作一次平粮价的这一退步运作呢？
他还因此而想到，从鄞县已经酿成的盐案与粮案这两案来看，不仅发生地有所不同，一是发生在东乡，二是发生在南地。且事件的内容和性质及由此而造成的后果也是有大差异的。
若是两案同办，不仅兵力与精力不足，也易使两地闹事的民众抱成团、结成伙，从而增加处事的难度。而分开惩处，易于分化人群，各个击破。
从两案情况看，眼下盐案难办，粮案易处，已是明摆着的现实。
尤其是如今“因粮价未定，征收钱粮房屋已皆捣毁，未能骤然开征”。若长此以往，不仅社会难以恢复平静，民众难以安定，且官府也将面临因缺少收入而影响日常运转的困境。
段光清从民情动态的掌握中也是看到，那些“曾随祥千入城滋事者，心常惶恐”，大都有早日能开征还粮，以能及早解脱自己之罪的愿望在，再度对抗官府的危险性似乎较少。
而那犯盐案主角的所在地，眼下仍是一个风吹草动易受骚动的敏感地区。
自从争取李芝英工作展开以来，段光清对李芝英的配合态度是不满意的。他还没有从李芝英处得到过石山弄村内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石山弄情况的无从知晓。
段光清从其他的渠道中了解到，在那战后的石山弄村内，在张潮青、俞能贵等人的组织下，已聚集有不少乡民，日夜有人在村周一带持械巡逻，在防备着官兵的再次抓捕行动。
他还了解到了有个不得志的孝廉从镇海来到了石山弄村，正在鼓动乡民欲去找长毛军。
使他感到有所安慰的是，正如自己原所想到过的那样，没有彻底造反之心的李芝英已对镇海孝廉的举动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石山弄村眼下还没有出现大的骚动迹象。
这多少使他感到自己在李芝英身上所花的力气并没有完全白费。
虽然段光清并未了解到石山弄村已派人外出前去找寻太平军的这一极端秘密的情报，又尽管是段光清认为有着李芝英这个人物在，石山弄村暂时不会再次发生大的动乱。
但他凭感觉也知石山弄村仍然是一个易于爆发火山的村庄，也是一个官府眼下轻易动不得的地区。
他想到若是官府先抓盐案涉案的为首人员，或是盐案与粮案同时动手处置的话，还是极有可能会惹发石山弄等地的民众再度发难，重酿新的事端，而使鄞东南地区再起动荡，而这实是不可取的。
再从两案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看，粮案虽则烧毁了府县两级衙门，性质恶劣，然未伤及官兵；而盐案则导致了百以计数官兵的死亡，已为朝廷震怒，影响更为重大，更为恶劣。
同时盐案涉及的是为鄞东单一地区，事涉人群相对较少，而粮案则牵系着整个鄞县大地，关联着全县东南西北全体民众的民心安定。
因而无论从两案处置的难易度而言，还是从当前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的需求来看，先处置粮案，是为上策。
从来函看，段光清也从李芝英的主谈粮案的说事中，已估摸到了李芝英的心中所想。猜度到了这是李芝英想借助官府对此粮案事的处置做法，以石探路，来试探一下官府对粮、盐两案处置的最终态度。
他因此而想到官府对粮案事处置的过程与结局如何，不仅仅是影响到事涉粮案的人群，更是在影响着对盐案涉事人群的想法与日后的行动。
若是官府采取平粮价征税的做法，以官府示弱向民众示好的方式去迎合闹事民众的要求，是能使鄞东南民众的民心尽快地平稳下去的。即使是还在想着将事闹大的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也是不会再有多大的号召力了。
段光清觉得既然是李芝英存在着这一想法，鄞东南地区的平民估计也是怀有着这一心态的。自己何不将计就计，再放一个烟幕，顺水推舟，给李芝英与鄞东南地区的平民们以一个假象。
至少是能通过此举，让李芝英与鄞东南地区的平民们，尚在躁动不安的心情尽快地平息下来，为下步的从严处置盐案与粮案，惩治首要人物而能起些对民众的分化瓦解作用。
就计策而言，这是一个貌似退步实则为进的策略。官府在平粮价上现时的退步，实是为了日后能及早抓捕到粮案与盐案这两案首要人物的进步所为。这其中所需要的是具有战略眼光与毅力，最忌的是急躁与半途而废。
只有这样，才能为日后的鄞东南两地事件的完全平息而打下基础。
至于官府的威信与颜面嘛，今日丢失了，明日又何愁不可去重新捡回来。毕竟官府手中有的是权力，最后的运行还不是任由官府说了算，段光清还是坚信着这个理。
主意一经打定之后，段光清决定按来函所说，将盐案搁于一边，先处理粮案了。
他开始思虑部署对粮案事件的后续处置了。然先处粮案就得要先平粮价。而先平粮价，那就得要定一个能被社会和民众所能普遍接受的标准。
如何能定一个准确的标准呢？
段光清又拿起桌面上丢放着的来函件，从头到尾逐字不漏细细地看了起来，并加以了极其慎重的逐句思索。
“征若不开，祸犹未弭”，这是对的。但开征之时，标准定得是否确切，也将严重地关联着官府与民众的心理动态。
来函所说的“定每两二千六百”的这一标准真的能行吗？段光清心中有了这一方面的思考。
对于征粮标准，作为历任多地知县职的段光清心中是清楚的。这虽是一个收取地丁粮税时的标准制定问题，然从表面上看，这一标准问题好似简单得只要确定一下每亩农田以粮折钱收多少就可以了，但这里面其实却是有着较大的讲究，有较深的奥秘。
因为皇粮国税的征收是按银子为货币币种而定数的，也就是说制定每亩农田以粮折钱收多少是按银子数计量而定的，所以人们也常将此指说为是“地丁粮税”，或是干脆说为“地丁税银”。
又因为民间及社会少有银子的流通，通行的多是铜钱，所以在官府催缴地丁税时，又多了一个需确定铜钱换银的折率标准问题了。
说到铜钱，尚需展开一些。
铜钱，古时有时也称缗钱。
秦统一六国之后，所铸的铜钱重量也得到了统一，每个铜钱均是半两，世上也就有了“秦半两”之说法；又因铜钱形状为圆形方孔，所以也被文人戏称为“孔方兄”。
汉武帝时，“秦半两”改为了“五铢钱”，世上也就有了“锱铢必较”成语的出现。
这“锱”与“铢”都是重量单位，六“铢”为一“锱”；四“锱”为一“两”，也就是说二十四“铢”为一“两”，即秦代的一个铜钱相当于汉朝的两个半重。
唐武德四年后，这“五铢钱”又被“通宝”钱所替代。
直到明朝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流通的所需，白银始进入流通货币的领域，也成了官府收取地丁税的计价货币计算币种。
又因白银贵重于铜钱，适宜于储藏，保值、运输和大额的交流，深得人们的喜爱，因而也就有了白银折铜钱的换算标准的出现。
不过这一白银折铜钱的换算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需求关系的变化等因素而常于变动的。
据记载，在1581年张居正作改革时，白银折铜钱的换算标准为1000文铜钱兑换一两白银。又因1000文铜钱是拴成一串流通的，故而社会上又有了一种新说法，即1000文铜钱为“一串”钱，或是“一吊”钱，也有称之为是“一贯”钱的。
又据记载，在最强盛的“康乾盛世”时期，900文铜钱能兑换一两银子，此时“一吊”铜钱就是900个。
但是到了1839年的道光年间，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国力不振，一两银子需用1638文铜钱方能兑换，“一吊”铜钱也就变成了1638个。
待到本文说到的咸丰年代，那铜钱更不值钱了。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向外赔款数的增加，最高时出现过1850文铜钱换一两银子的折率。
不过现文所说的年代是为咸丰二年，即1852年农历四月初，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已经结束，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尚未开始。因而此时铜钱换银的折率估计在1650文铜钱上下换一两银子的水平上。
说完这些铜钱的变化和换算关系之后，再回过头来说到鄞县的钱粮征收问题。
在往年的征收中，鄞县在征收地丁税时，从表面看虽是有着红封与白封之区别，然实质还是在于一个折率标准的不同区别问题。
红封内因铜钱换银的折率低，可以少缴铜钱税，而白封内则因铜钱换银的折率高，就得多缴铜钱税了。
不过眼下先不说这一折率标准有着红封与白封之区别是否合理，也不说白封以3200文钱折银一两作标准这一事，单说那按红封2200文钱折银一两标准来看，显然已经是大大高于了时价1650文铜钱上下换银一两的市易标准了。
在这里有人可能会说，地丁税折银与市场交易中的兑换银两价是不同的。因为在那地丁税折银的标准中，还含有加库平色各费和朝廷允许当地府县衙门可附加征收的，如“耗米”等地方税费的部分，这相似于现今社会的地方税种同带征收类同。
其实这一附加在地丁税折银中的地方税确是存在并经朝廷许可的，且各地官府也在开征皇粮国税时允许附加随收的。否则的话，地方政府也就没有了维持日常运转的财政保障了。
所以在按地丁税折银中高于一些市价兑换银两比率的状况也是正常的。本文刚才所说到的超过市易标准的问题也并不是想否认这一点。
然而问题是这高于市价兑换银的比率应该是多少？
从鄞县的征收情况看，如果说鄞县钱粮征收中的红封标准已经包含了这部分的附加税的话，那么这白封的标准中所超过红封标准的近三分之一部分，就是鄞县官员所能多收到的私分款了，或是额外的肥缺钱了。
又因为是穷人大大地多于富人，显而易见所缴纳上来的白封数，当然也会大大地多于红封的数量，内中所收到的铜钱更会成十倍、百倍地多于红封的铜钱数了。
难怪自开征以来的那几代历任鄞县知县均将此作为了肥缺的来源所在。又尽管是民间反对甚烈，仍不肯舍弃了。
对于上述的这些内情，在有着聪明头脑且又从政多年的段光清的心中，不用细加分析，就早已一清二楚了。段光清从书函的字缝里仿佛读到，这“鄞邑粮钱，向无定价”，是在隐含指摘官府随意定价以攫取民财之意。
“今公莅邑，必能持平”，既是奉承之语，又似在指说只有“持平”才能安抚民心。
“立法既公，民情自协”，作了进一步的强调，说若是持平了粮价，老百姓是不会不配合缴纳的。
“鄞县一缺，公用不少”，说到了官府开门运转所需的费用，也隐含有百姓是会体谅官府，谅解与包容官府将地丁折银价高于市价折银价的行为。
“今定每两二千六百，无分红白，民间既不偏枯，官用亦足开销”，则是在说征粮的标准与折银的比率是否合理了。
段光清看到，这一句是以上几句话中的核心所在了。
话中说的是官府若如取消红封与白封之别，将地丁银与铜板钱之间的换算标准定为每两折钱为2600文的话，那么民心会认为不偏心而认同，官府的开销也是足可使用的。
当然最终使段光清对此书函件倍加青睐的还在于结尾处的那几句话，即“即日开征，各户还粮，人心自定”，“人心既定，各安生业”与“祥千之势孤矣，而东乡张、俞之负隅者，犹能久踞为患哉”。
段光清觉得，从整篇而论，书函件不仅指出了问题，讲清了利害，提出了解决方法与途径，更是强调了可以收到的实效。即使不就内容的对与错而言，这也是一篇十分难得的有论点、有论据、有分析、有见地，更是有着丰富韬略所在的谋策之文。
在对书函中所说的话语细读品味之后，段光清的心底里已是十分清晰地看到，李芝英所说的平粮价之事，看似周祥千的老生常谈，或是在为周祥千作无罪开脱的辩说，然实则是一个可被自己加以充分地利用的新途径。
段光清意识到这同时是一条先易后难，能起到分化百姓人群，并最终能抓捕到张潮青、俞能贵等人的良策。
从表面上看，这一无分红白的征粮收税对策的提出，似乎是屈服了鄞南闹粮案民众的闹事行为，表露了官府的软弱，然实则是一条以退为进，明妥协实进取的途径。
他觉得只有解决了县内多数民众心中所认同的平粮价之事，县内百姓的人心方能安定。民心也才能向官府回归，不安定的因素也将随之消失。
再说，按书函中所说的每两地丁银折铜板钱换算标准来看，这一2600文的折率比市价的换算率1650文左右，还高出了近千文，是足够县署的日常开支与使用的。
段光清不由得对自己在李芝英的这封看似平淡无味的来函中读出了新义，读出了可加以利用的新途径而感到万分的高兴，也对自己原有的对此函件感到恼怒后，而又能及时地发掘出深意而觉得庆幸。
段光清从这封书函信中得到了自己的所觉与启示之后，立即投入了行动。
次日一早，段光清带着这封“匿名书函”件，前往城中的城隍庙中去了。
宁波城隍庙又称宁波郡庙，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该庙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建成后屡遭火灾，现存的庙殿是清光绪十年（1884）重建的。
段光清知晓城隍庙一带不仅是市民们光顾游玩购物的繁华场所，更是城中的儒家，学者，与有财有势的官商、绅士们等常喜相聚在一起，品品茶，议议政，会会友，谋谋事，或是探问一些时事、行情、秘密等动态的重要地点。
他想到要使“无分红白”的这一征粮标准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民众的许可，人心的黙认，推行的顺利，就首得要听一下社会各界对此的反应，尤其需要倾听一下享受红封标准的绅士们的意见了。
同时这也是开征之前为了先造些社会舆论的需要。
段光清带着高县丞等随员来到城隍庙中，发现庙内果不其然有着不少绅士类的闲散人员在。
在高县丞的引领下，段光清来到了庙内的一间宽敞明亮的厢房内。
见有县太爷等高官的到来，散坐在庙内各处厢房内的一些有头有脸的官商、绅士类人物，不论是认识知县大人的，还是认识高县丞的，抑或是尚均不认识的，在闻讯之后，边拱手打揖问好，边相继着围聚拢来。
在高县丞等吏员们的逐一介绍下，段光清已知晓在这些迎候围坐进来的人士中，多是一些县内较有名气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不少人还是一些家中拥有大块土地的较有名望的大户地主人家。
其实宁波城内因是府、县两级官署的所在地，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生活安逸，环境优美，安全系数较高，而且购物、教育、医疗等各种条件优越。
又因宁波城处于鄞县大地的中心，一些较有权势和财力的人家，虽则在乡村中拥有大批的良田和物业，然为表示与穷人的不同和地位的象征，大都将家安在城中。
一般在平常有空时，这些大户人家又常喜相聚在一起，吹吹牛，摆摆阔，打打牌，喝喝茶，说些逸情雅趣，了解些社会新闻，享受些人生欢乐，而处于城中心繁华之地的城隍庙一带，就成了他们相聚闲处的理想之地。
自从闹了盐、粮两大重案，尤其是发生了石山弄村乡民武力抵抗官兵、致使官兵死伤惨重的这一重大案件后，这些大户人家心内的震动并不亚于官府内的官员，其惊忧之心甚至超过了普通民众。
这些大户人家的潜意识里，早就认定官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又必将会展开残酷的抓捕行动。
而这些行动的进行，很有可能会被无辜地波及到自己的头上来，搞不好被常喜寻隙敲诈的官员，以参与动乱为由而卷进这两案之中，那就有天大的祸水来了。
这段非常时期内，这些大户人家除了有门路的跑官府，没门路的听新闻，再不就是跑这城隍庙一带了。
不过他们来城隍庙一带的目的与往日相比，已有较大的转变，将重心放在了探问社会信息，了解官府的消息与动静上。见到当地父母官的到来，这些人怎会不趋之若鹜。
不一会儿的工夫，在段光清所在的厢房内，立时坐上了几十个官商与绅士类等的人员。
见有这众多的地方人员在，段光清也就按照自己的来时所想，展开了“匿名书函”，征求起他们的意见来。
近段时间里，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城内，又无论是平民，还是绅士，人们间谈论得最多的仍离不开盐案与粮案。
多数人在议论着闹案人员将会受到如何处置的同时，又均是在猜测着官府将会采取的态度与行动。
现在知县大人所要征求的意见，属于粮案之事，也正是这些社会人士心中迫切想知道的事儿。
即使是家中没有土地的官商人家，也极想了解官府的意图，十分关注着这一事涉粮案的重大问题。
知县大人发问之后，这些人士在听取“匿名书函”内容的同时大都心知，知县大人之所以亲自过问，必是县署有了平粮价的意思。
再者凭公允而论，他们的心中也十分清楚，过去来一直在实行的征粮分“红封”与“白封”的标准，实是有失公理，难服民心的。
这些人士心知，若是再坚持原有的分红、白两类的标准，不仅于事无补，有伤自己的公众形象，还有可能会与官府唱反调，不利于自己的处境。
那些家有大量土地的大户地主人家，过去所缴的又多是红封的标准，若是作了改变之后，就意味着自己的家庭将须多缴纳税收银两钱。
然他们的心中也是明白，在官府已有意向所属的情况下，改变原有的征粮标准已是大势所趋，难以变更，自己说“不”，将是无济于事的。
更何况县太爷的亲作询问，也是非同一般，极有可能是在作试探之状，自己是不宜去趟反对这一浑水的。
于是这些绅士们在知县大人的动问之下，先是做沉思状。
待到有几人从知县大人的语气与脸色中读懂意图，而说“如此宜行”之后，大都作了附和与赞同，“皆谓：书信平允”。
不过在这些人士中，到底还是有人因需往外多掏银钱而心有不甘的，在谓书信平允的同时，又说道：“但不知乡间人心何如？”
段光清闻言之后，早知这些人士心中所想的小九九了。就故意指说道：“如此定价，只恐城内大户不愿耳。”
事至如此，在此大庭广众之下，这些人士也只得说道：“平允之事，大户人家也当遵守。即照所议，定日开征可矣。”
在社会上摸了这些大户底，透露出官府将按“无分红白”的征粮标准而开征粮税这一舆论之后，段光清又去了宁波府，找毕知府禀报税粮开征之事了。
这一日在宁波府台内，毕知府听了段光清的禀报之后，对社会局势一时尚拿握不定，他有所顾虑地说道：“在此非常时期，若一旦开征征粮，民众会再次骚动否？”
段光清只得说道：“据卑职所知，民众是不会再次骚动的。”
毕知府又追问说道：“何以见得？”
段光清答曰：“日过街巿，偶有聚赌坊中者，见余至，必趋而逃。夫聚赌，乃游民不肯守法者，尚知畏官，则平民之奉法可知，特恐地方官无以驭之耳。”
段光清借赌徒尚知畏官来证说守法民众必是畏官，只要地方官加以正确“驭之”的话，是不会再骚动的。
他嫌毕知府在粮盐两案发生之后变得过分地胆小了，有点因噎废食的状态了，就带着傲气继续说道：“大老爷啊，变何足虑？（即使是民众再次骚动，也是不足为虑的。）”
段光清将毕知府的话语硬生生地顶了回去，使得毕知府张了张嘴，一时没有回上话来。
段光清说了此硬话之后，也觉察到了不妥，心中有些担忧起来。
他想到若是开征之后，真的又犯出事来，而知府大人又在事前作了提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到时说不好也是会丢了乌纱帽的。
他回到鄞县县署后，经过一番思索，决定采取一个新对策，以确保开征粮税之事的顺利进行。
段光清一面通过乡、里、村等组织，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将“无分红白”的征粮标准，作为一个官方信息在民间中广为散布了出去。
一面又以县署的名义在社会上“大张晓谕”，不日将在试馆内举行课士考试，以转移社会、学子和仕人们的注意力。
段光清想通过这两手，向社会和民众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借此来麻痹民众的思想，进行暗中观察，相见便宜行事。
尤其是这后一手的采取，从表面上来看当属“迂阔不急之事”。在如此民心不安，社会动荡的环境下，实施此举，似有着不合事宜之嫌。
然而段光清心知，此举的实施，实是大有益处在的。
段光清的这两手采取确是对症下药，摸准了社会的脉搏，了解了民众的心思。
他的前一手表露，似乎是在表明官府已经服软了，也已听取了多数民众的意见，他相信乡民中多是想安稳守己过日的，真正想闹事的人不会有几个，只要官府能顺应了他们的要求，心中有再多大的怨气也会平下去，要想骚动的氛围也会渐趋消失。
而后一手的表露，则似乎是在向社会宣告，鄞县前段时期所闹成的动荡不安的局面已经过去了，现将进入到平静的、正常的、常态化的社会秩序状态，乡民们该安居乐业了。
经过十数日的连续观察，段光清从信息的反馈中发现自己的策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社会上的民心已在趋向于平稳，趋向于安定，民间暂时不会出现过激的行动了。
即使是在鄞东南地区，在闹粮案与盐案的重点乡村地，民众的激动之态似乎也已趋于逐渐的平和之中。
段光清见此情景就以县署官方的名义，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和组织课士考试准备事项的同时，着手安排征收粮税的开征之事了。
旧历四月里，即1852年6月初，鄞县县署定下了“无分红白”的征粮标准，按每亩地丁银折铜钱数2600文的新标准，开征了新一年的赋税钱粮征收。
因征税粮的新标准符合绝大多数民众的心意，且也合乎鄞南民众闹粮案时所提出的平粮价要求。
更兼粮案与盐案闹成重特大案件之后，民众中普遍有着害怕官府借征粮之事寻隙报复，欲将按数快速纳粮作为不被官府抓到辫子，从而尽快地解脱自己的心中担忧来看待。
鄞县的征收税粮的开征之事极为顺利，即使是极其困难的人家，也在想方设法东借西凑地如数缴纳，唯恐因此而被官府寻到借口，无辜遭受到迫害。
在征粮过程中，鄞县社会局势相当地平静，没有任何波折出现，良好状态甚至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年份。
不过在钱粮开征之后不久，一起引人瞩目且轰动民众的事件还是在宁波城内出现，并向鄞县境内迅速传开：闹粮案的主角人物周祥千未待官兵前来捉拿，自个儿跑到宁波府署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