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俞能贵等人冲击县署、劫狱抢出张潮青后，在当晚的设宴中因对如何防范官兵的报复行动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故也没有采取新的动作。
但在官府一方，对于此案事，鄞县知县冯翊当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省巡抚大人放号炮调驻军，而驻军不听候调遣事件发生后，常巡抚极为恼怒，事后严历责备了驻军长官，并将鄞县知县冯翊叫到了宁绍台道行署内的行台处，当着知府毕承昭的面，施以了一顿重重的训斥。
好在海盗归降仪式近在日前，事情特忙，能顺利地收降海盗一事，使常巡抚拥有着一个极好的心情，冲淡了他心中的不快，待责备了驻军长官与训斥了鄞县知县冯翊后，也就将此事件放置一边，未作深究了。
然尽管如此，鄞县知县冯翊的心里却无时不在冒火，他对请愿民众恨之入骨，万分恼怒请愿民众使自己在巡抚大人面前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不仅挨了训，还给鄞县官府抹了黑，严重影响到自己的官宦前程。
遭巡抚大人训斥回到鄞县官署以后，冯知县就与幕僚等人多次商议，紧锣密鼓地盘算起密谋抓捕张潮青与搜捕俞能贵两人归案事来。
不想就在冯知县暗中策划部署，欲对抓捕张潮青与俞能贵俩即将动手之时，邻近奉化县又发生了一件震撼四乡的大事。此事的发生，又直接影响到了冯翊知县抓捕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的决心与行动。
是年十一月廿八日，即公历1852年1月18日，奉化县连山乡农民聚众到县衙请愿，要求将已完纳的粮食抵补新的赋税，县署不准以粮抵赋，坚持按地丁折银方式强征新粮赋税，引起了乡民的不满。
结果民众群集进城，冲进衙署，知县舒逵逃离了奉化，到了宁波避难……
冯知县看到奉化县发生的抗赋税而逼逃县官的事件，虽然与鄞县发生的劫狱抢人事件，同样是为犯了皇法的恶性事件，然鄞县事件中被劫走的只是一个被临时羁押在狱中的小盐贩，严格来说，还算不上真正的朝廷罪犯。
但奉化县发生的事件，却关系到朝廷赋税的征收和官府衙门的正常运转，已极大地损害了官府的权威与官员的形象。无论从哪一点上来看，奉化事件的性质要比鄞县事件来看，不知要严重上多少倍。
若论朝廷法度而言，那奉化事件的领头人物才能算是真正的朝廷要犯。
可是奉化县这一恶性事件发生之后，尽管附近一带各县官府震动极大，官员间反响十分强烈。
然而冯知县发现，在宁波坐镇的省署巡抚大人并没有立即作出部署安排，派兵前去镇压，在完成海盗的收降仪式后，又忙着向朝廷禀报收降布兴有与“绿壳”海盗船队这一大功事。
冯知县还发现宁绍台道行署与宁波府两级官署也好似在看着巡抚大人的脸色行事，见巡抚大人的心思全放在收降海盗成功事上，没有对此奉化事件引起关注，未采取任何的行动，听任奉化知县舒逵被逼逗留在宁波城内而难以返回。
从迹象上看，似乎从省、道台，到府台，所有上司衙门对这一影响极为恶劣的抗赋税事件，均未列入将如何处置的议事日程。
鉴于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冯知县想到如若自己派衙役吏员等人前去拘捕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若能不出意外顺利抓拘成功的话，所起的作用顶多也是只能给自己出口气，长点脸，但此后的情况也就难说了。
若如不成功呢？又若是抓拘到手后鄞东乡民借此再度发难，导致新民潮的发生，再来一次进城劫狱抢人行动呢？
这样一来不仅不会得到巡抚大人和宁绍台道行署与宁波府台大人们的支持，有可能反而会使巡抚大人等上峰们对自己产生更大的恶感，加剧自己留在巡抚大人等上峰处的不好印象，使自己丢更大的脸。
冯知县看到省署巡抚大人和宁绍台道行署与宁波府台的大人们，眼下正沉浸在收降海盗的大好喜功之中，在这个时候自己若是去干抓捕人犯事，无论成功与否，只要惹出一点点事来，均是有可能会破坏这些上峰大人们的好心情的。
他想到自己本已在巡抚大人等上峰处存有着不好的印象，若是再惹恼了他们，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再说新年已经临近，那俞能贵等人在劫走了张潮青之后也未有新的不轨行动，东乡社会局势似乎在短时期内不会出现新的波动。
冯知县在权衡利弊之后，只得忍下了心中的恼怒之气，将抓捕张潮青与俞能贵之事暂且放一放了。
不想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且此波来势比前波更为汹涌。
新年正月刚过，节日气氛还未完全散尽，鄞县县令冯翊又得知了一个令他感到十二分震惊的消息。
冯知县得悉鄞南乡周韩村有一个名为周祥千的监生又在领头“聚议”税收制度，正在密谋采取奉化农民闹事形式，欲带领乡民进城聚众请愿，要求请平粮价，向县署施压。
冯知县觉得如果说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在城内闹事，已经使自己在巡抚大人面前丢尽了面子、抬不起头来，影响到政绩与前程的话，那么如若再次发生鄞南乡的民众闹事事件，自己真的是难以坐稳鄞县知县的这个座位了。
冯知县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和情势的紧迫，他认为若是说对抓捕张潮青与俞能贵等人之事还可以缓一缓、放一放的话，那么，阻止鄞南乡民进城请愿的事则是刻不容缓的了。
冯知县意识到在鄞东乡民闹事还未了断的情况下，鄞南的乡民闹事则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任其发生了。而要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就得以擒贼擒王、击蛇击七寸的方式，将那为首领头者抓起来。
于是乎，冯知县就立即采取非常果断的紧急措施，派遣得力心腹差役秘密前去南乡周韩村，将不及提防的监生周祥千抓进了县狱，关押起来。
那么，监生周祥千的“聚议”税收，欲组织鄞南乡民进城请愿之事原是怎样的呢？
原来鄞县百姓向官府缴纳皇粮国税时，是有着“红封”与“白封”之分的两类区别。也就是说百姓在向官府纳税时，是须得按所谓的“红封”与“白封”这两种标准来缴纳皇粮国税的。
据认为这一采用“红封”与“白封”之别的收税方法，系鄞地独有，其所始年代已无从查考。
但多认为实施这一“红封”与“白封”之别的缴税方式，源起于绅士等有财势的地方富贵人家，在县衙书差的帮衬下，在上缴皇粮国税时以少缴税费的使刁之术。
在此事源起之时，一些绅士等有财势的地方富贵人家，或握有一定地方权力的权贵人士，因常出入衙门，与官府官员相熟，也有人情礼金往来，故而当县官开征粮税之日，以红纸封银，自行投柜，书差从而附和之，官也碍于情面，任其所投，不作点数；而其余缴税之人，皆使白纸包银，由书差催收，并按实计数，这就有了“红封”与“白封”之说的始现。
不过这红纸内的封银虽任由绅士等权贵人家自行投柜，不作点数，然也有着一条经官府和绅士等权贵人家之间约定的标准，即收地丁每两，虽因粮银之间交换比率关系年有变动，然需封钱二千文以上。
而由书差催收的白纸包银，却要收封钱三千文以外矣。
久而久之，这种以“红封”与“白封”之别的缴税方式被官府和民间所默认，并作为一个潜规则而被延续了下来。
也就是说在缴纳皇粮国税时，纳税人会因是绅士等权贵人家，还是贫民这一身份的不同，所缴纳的税费是有着高低悬殊的差别而截然不同的。
再从所缴纳的税费额度来看，这“红封”内所包的内定的税银起点额度，还是足可应付向朝廷交差的税项，也包括朝廷许可的、可用于地方官府支出的、即所谓名为“耗米”等名目的款项。
显而易见，这“白封”内所定的缴税额度，其高于“红封”部分的那些多出来的钱款，已不是升斗小民所应缴纳的皇粮国税税款了，而是成了地方官府及其官员的灰色收入来源。
不用说这“白封”内所多缴的那部分税款，其实就是官府所强加给民众的、额外而又沉重的赋税负担了。
据记载，其多出来的银两，即这些额外多收上来的税款，是“吏沾余润，官亦分肥”。
又因此举系鄞县独创，因而在官场上有着到鄞县为官被视为美差的感觉，有着“浙江优缺也”的公认说法。
而能享受可交“红封”待遇的地方人家，也就拥有了一种高贵身份的社会地位象征。
不过这在“德不饱”知县到任之前，这一“红白两封”的收税方式虽在实行，然尚处在半公开的执行状态。而到了“德不饱”知县任职之后，当他与监生周祥千的首次面见之时，这一被周祥千提出的、旧县署在收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收取粮税方式应作纠正的建议，不仅没有被德知县丝毫听取，反而对此“红白两封”增加了浓厚的兴趣。
对于这一已经延续多年的可以多加敛财的路子，德知县正愁不可多得，怎肯会有丝毫的舍弃，而不加以充分地利用呢？
于是这一原在暗箱操作的做法不仅未被德知县加以纠正，反而从暗处搬到了明处，从不成文的规定转为被明确地固定了下来。
到了冯知县的年代，更是有了明确的内定收税标准。
在周祥千“聚议”税收时，官府规定“红封”按市价以两千二百文钱折银一两以计地丁，而“白封”则要三千二百文钱折银一两计价。
可见缴纳同样地亩的地丁税，内中是有高低悬殊的纳税差别，这明显是一项极不公平的赋税政策。且“红封”皆出于有社会地位的绅士等权贵人家，而“白封”则缴于社会低层次的贫民碎户。
富家有财有势可以少缴税，而贫者无权少钱却要多交费，实是显失公允，怎不遭民众切齿痛恨。
是年正月过节期间的一日里，鄞南乡周韩村的监生周祥千的家中，来了周维友和翁烈松两个徒弟及一些客人，大家一起喝着酒。
酒至酣时，众人在推杯换盏中又聊起了“红封”与“白封”缴税之事来。
客人们撺掇周祥千领头向官府请愿，并表示愿招呼民众跟随同往。
周祥千因曾在山东境内任知县的一个亲戚所在的县署里耽过一段时间，深知官府征收钱粮理应一律，不应像鄞县那样有“红封”、“白封”之别的。
在“德不饱”知县的上任之初，周祥千也曾因此事与这位德知县见面时提过建议，希望更正。不料事与愿违，这一“红白两封”的税率征收不仅未能得以纠正，反而更为严重。
在面见过“德不饱”知县提了建议之后，周祥千也欲屡邀同城中大户公具一呈，请粮价一例相同征收。无如大户因有利可占，不肯应允。
周祥千感到鄞县百姓中的小民含怨已非一日，更兼冯知县上任之后，书差日见权重，良民多抱不平，若是自己领头请愿，是能一呼百应的。
在众人的激情议说中，在酒精的作用下，周祥千热血沸腾，豪情迸发，打算领众大干一场了。
席间，周祥千与众人又谈到，既然东乡的李芝英与俞能贵等人能领着民众入城请愿，从县牢中救出了张潮青；那邻县奉化连山乡的农民，因反对强征新粮赋税而能冲进衙署、逼逃知县，且事后也均未见有官府派兵去抓过何人。
那么，若是南乡的民众坚持和平请愿的方式，打出“请平粮价”的旗号，是有可能引起官府的重视，而改变这一施行已久的收税陋习的，至少是不会也不应该受到官府的严厉追究。
不过熟悉朝廷律法内容的周祥千还是觉得，领众进城请愿是件大事，若是被官府无辜扣上“聚众闹事”的罪名，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是有可能会被判处重罪而丢了脑袋的。
周祥千清楚地知道《大清律例》条文的厉害所在，上有着这样的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
虽则有了领众请愿的行动意想，尽管有了为民鸣不平这一豪情满怀的雄心壮志，周祥千在权衡利害之间，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为预测行动的后果，周祥千在酒酣耳热之后，又带着徒弟与众客人们一起离席到附近的乡庙里去求签问神，以卜吉凶祸福。
周祥千领着众人来到了乡庙时，见管理庙宇的庙祝虽然不在，但见所供神像前的供桌上，摆放着一个签筒，内插放着数十来支用于求卜的竹质签卦。
周祥千在众人的鼓动之下，急将自己的双手在身上所穿的长衫外罩上擦了几下，以作净手之后，又连忙怀着十分虔诚而又紧张不安的心情，双手捧起签筒，边默念着请愿之事，边将手中的签筒斜倾向外，缓缓地晃动起来。
此时，跟随在旁的众人大都表情肃穆，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签筒内的竹签动静。
在人们的焦急等待中，随着周祥千手捧签筒的频频抖动，那签筒内的数十来支竹签充满着活力，在不停地雀跃着，忽上忽下，奔窜不定。
可是就在这时，一阵凛冽的急凉风忽地从开着的乡庙的边门中吹来，且风势强劲，吹得那尘埃从地上席卷而起，吹得那庙内物件发着嗦嗦作响，更是吹得人觉得阴森森、寒馊馊、毛抖抖、慌张张的。
周祥千的眼前也似觉有一片尘埃袭来，赶紧眨闭了一下双眼，原在微微晃动着签筒的双手也大动了一下，签筒的倾斜幅度加大了。
就在签筒的倾斜幅度加大之下，一根竹签倏地一跳，从签筒内扑跃了出来，向地上掉去。
周祥千见此情景，急用左手稳住还在晃悠的签筒，又连忙弯腰用右手拣抓起了那支已跌落在地上的卦签。
竹签一接拿到右手中后，周祥千就起身而立，将左手拿着的签筒往供桌上快速一放，改用双手捧着那枚签卦，迫不及待地瞧了起来。
说来也怪，那阵倏忽而来的急凉风也于此时戛然而止了。
周祥千凝目一看，只见银签正面竖写着“龙虎渡姜公”五个小楷字，侧翻一瞧，又见面上写着四句诗偈：
灵签求得满心喜，龙虎风云际会时。
一旦凌霄扬自乐，任君往来赴瑶池。
周祥千是个监生，是不难理解签卦中所含有的内涵的。
他知姜公即姜子牙也，世人多称之为姜太公。
他又知姜太公系周朝的开国元勋，曾辅佐周武王战败了暴君纣王，且在多场的恶战中，如有神助，取得了胜利。
从签卦中的诗偈内容看，周祥千已是心知，这是一支“上上大吉”的签卦。尤其是偈语中所说的“龙虎风云际会时”，及“任君往来赴瑶池”这两句，是在暗示着“你立下的大志，将会如愿实现，并能达到至善至乐、随心所欲的境地”。
看了签卦中的诗偈语之后，欢心的周祥千又从案桌内层的抽屉内，找到了所堆放着的同号签卦解说词纸。
又见上面写道，古人占验：“龙虎渡姜公”一签系“上上大吉卦也”。
在下又写有细说道：
流年：大吉大利，去年失去的，将会在今年得到。
事业：有很多贵人扶持，谋事较易获取成就。
断曰：功名遂 求财丰 问风水发贵兼丁财
六畜吉 家宅隆 问遗失即得回原物
病即愈 增岁寿 问自身四季俱平安
孕生子 婚姻同 问天时丰稔又可喜
行人至 快如风 问交易到处有喜色
若谋望 尽享通 问出行往来皆合心
求得了此签，又观了诗偈语及解说词后，在场的众人与周祥千一起，均已忘了刚才抽签时所突然刮来的那阵令人感到心悸的急凉风是好兆还是坏兆的了。
即使是内中有人对此风来得奇怪感到惊奇与可疑，但也是以为这一好签的求得有可能还是这阵怪风所助的功劳呢。
在场众人均大声欢呼，兴高采烈，认为有此好签卦抽得，实是上天在暗示着可以向县署请愿了。
周祥千更是热血沸腾，神情亢奋，刹那间似觉得有一股英雄飒气直冲脑门，回荡在胸中。
流年为大吉大利。签卦解说词中说到“去年失去的，将会在今年得到”。周祥千心知，作为一个监生，人生最大的宏愿莫过于仕途和官运了。
这解说词中说的“去年”，可视之为过去；而所说的“今年”，也可理解为从今以后的将来。
想过去，周祥千处境坎坷，仕途不佳，连“德不饱”知县接见也只是敷衍一下，连多给一会儿的时间也没有，空有着一个监生的名号，并不得不以缝纫为业，连时日过得也不怎么顺敞。
观签卦语，这些都将成为过去，从今往后的将来，不用去说过日子了，仕途和官运的抱负，看来也已有了实现的可能。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虽是自己面对困境而所采取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然自己何尝不想实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一无数儒学者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呢。
“事业：有很多贵人扶持，谋事较易获取成就。”这不正是在暗示着请愿之事能得到众人相助，那又能指的是什么？尤其是自己正在谋事、求事，“谋事较易获取成就”之说，不是说得再也明白不过嘛。
周祥千想到，眼下在一旁的众人虽不属于贵人，但多是些在倾心拥戴自己的好友。有着这些众多好友的存在，何愁请愿之事能否成功。
断曰：功名遂，求财丰，问风水发贵兼丁财。
又曰：若谋望，尽享通，问出行往来皆合心。
这后一句是在暗示着自己可以带领民众展开请愿行动了；而前一句更妙，是在暗示着自己有可能功成名就。
望着这枚上上大吉卦签，周祥千感到春风得意，豪情满怀，满心欢喜。
他已是感到，虽则请愿之事还未行动，然胜利的凯歌已在心中奏响。
雄心勃勃的周祥千当下就在神庙里，当着神像之面，要求在场众人到各乡各村各户去游说，邀同四乡百姓，在指定的时间里进城请愿，“请平粮价”。
以上所说的就是周祥千在“乡庙聚议粮事”的经过了。
不过此事未待周祥千联络好四乡民众，以邀进城请愿事成，就被获得信息的冯知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将周祥千抓进了县狱大牢。
尽管是被捕到狱中大牢后的周祥千向冯知县再三声明，自己与民众所提出来的“请平粮价”之要求，并不是要抗粮抗税，更不是单单要求取消“红封”，也不是要求取消国家税收之外的额外部分，而是要求平“红封”与“白封”之间的缴费差别，在兼顾国税和地方官府利益的同时，不分富户、贫民，一律按田亩计地丁，平粮赋。
冯知县虽知周祥千所说的是事实，也较占理。且聚民众进城之事也还尚未发生。然他觉得，地方上富人少，穷人多，也就是说官府能到手的银两是“红封”少，“白封”多，一旦平了粮价，就会使自己的灰色收入大幅减少。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冯知县正处于心中在不断冒烟起火的时期，少了些理性的思考，多了点浮躁焦虑的情绪，想事、办事已经不怎么慎密了。原有担心过的是否为此而激怒民众，导致第二次乡民进城的顾虑，似乎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只想到鄞东乡民抢出狱中被关押的卖盐郎张潮青之事还未得以处理，使自己在上峰面前抬不起头来，给知府毕承昭和巡抚常大人等上峰们均留下了极差的印象。若是不狠狠地惩处一下已被抓到手的周祥千的话，那自己的气将从何处而出呵？
再若是放了周祥千，那就得按着周祥千的所说，取消“红白两封”的收税规定了。那么在汪百万的家、宗祠及部分盐铺店被砸，奉送自己的银两钱已经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若将这一收税制再作改变，自己不就还将损失这一大笔的暗项收入来源吗？
这对自己而言，不仅是割心剜肉般的难受，还会使自己的官威与颜面丢失殆尽，因而是断断不能接受的。
若是放了周祥千，而对周祥千的所说置之不理呢，那么还真有可能再次发生聚民众进城请愿之事，到时自己更将在巡抚大人等上峰面前难以抬头了。
冯知县囿于自己的私利成见之中难以自拔，根本听不进周祥千的任何解说，也根本不再去思虑此举行为将会可能产生的后果，将周祥千扣上了一项“结伙抗粮”之罪，投入了大牢之中，欲置之于死地。
周祥千的被抓入狱之事传出之后，立时惹恼了南乡的民众，同时也引起了全鄞县民众的同情与反感。
官府按在周祥千头上的罪名非同小可，周祥千的两个徒弟及那日就席喝酒的客人均非常担忧，遂四出活动，着手救助周祥千。
未及多久，原已被邀准备进城“请平粮价”的南乡民众被鼓动了起来，并还得到了鄞县境内其他地方部分民众的支持与声援。
民众们大都觉得县署衙门如此无理，为救周祥千，也只有采用东乡与奉化民众的做法了，动员组织民众，前往县署请愿，要求官府放了周祥千。
旧历二月二十，即公元1952年4月9日那一天，南乡的民众与其他地方的部分民众一起，又按照着原有的公众约定，从所在各地分头出发，进城向官府请愿来了。
那一天，美“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正好在街上闲逛，看到了“一长列农民鱼贯进入城里的官府衙门”。
事后他记述道：“商店都关了门，四下死一般寂静，大约有两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在街上蜿蜒而行，每一个队伍前面都飘扬着旗帜，上面写有作为这群人开会召集地的寺庙名称。”
当时他问行人：“这个示威游行是什么意思？”
答曰：“我们要求削减赋税。”
对于这次农民的请愿事件，丁韪良认为还算是有纪律的。他曾记道：“与世无争的居民并没有受到骚扰，只是城里的生意都被迫停了一天。这次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官员的，暴动者纪律严明，并且对清廷的最高领导层仍然表示了忠诚。”
他接着又记道：“在进入知县衙门去观察动静时，我看见有一队人守卫着衙门的某一部分，而他们的同伴们则在抢劫其他地方。当我询问他们为何在此守卫时，对方只是回答，‘这里是银库，皇帝的钱碰不得’。”
因而丁韪良又感叹地接记道：“他们的不满并不在于赋税本身，而是地方官员用以填补自己腰包的苛捐杂税。”
对于这次进城农民后来所发生的过火行动，丁韪良也作了客观事实的记载。
他记道：“农民过去的请愿屡屡落空，现在被迫无奈，只有铤而走险，以示报复。官员们并没有准备要听取他们的申诉，于是农民们便将压迫者的家具日用品堆成了一座小山——绸缎枕头、纱巾窗帘、木雕座椅以及其他奢侈品——就像对待耶利哥的战利品那样，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事实上当时发生的情景大体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事后局势失控，导致了骚动事件无限扩大，引发了官府调大兵前来镇压。
那一日，南乡村民们相约进城请愿，渡甬江，过城门，又沿着城中街巷，来到了鄞县县署的大门前。
他们边呼喊着“反对开征红、白两封”、“请平粮价”等口号，边派员向县署衙门明确提出，要求放了周祥千。
自从被东乡民众抢出关押的张潮青事发之后，县署衙门内已经加强了警卫与防务，门前还架起了火炮，衙役人员配备了快枪，并得到了上司的指示和许可，如遇民众冲击，可以开枪开炮，防备显得格外森严。
蜂拥入城的乡民原为请愿而来，事前也曾有过纪律的约束内定，故进城时队伍成形，前有旗帜开路，内部必定还有着分工，人群的情绪是稳定的。
然而到了县衙之后，当乡民们提出的“放了周祥千”的要求遭到官府断然拒绝之下，又见衙门内戒备森严，衙役们荷枪实弹，衙门旁架着火炮，人们的情绪也随之起了变化。
请愿乡民越聚越多，衙门前的空气越来越紧张，人们与官府群集对抗的想法与能量在不断地递增着，加强着，浓聚着，现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人们从接近官署时的紧张与害怕，逐渐转到了愤怒情绪的累结与迸发；从人聚还少时的拘谨不安，到人渐渐多了时的胆大气壮起来。烦燥情绪在人群中加快滋生和加大，人们的忍耐力达到了极限。
临近中午时分，不知是谁在人群中诈呼了起来：
“官府要开炮了！”
“衙役的枪要开火了！”
接着又有人在人群中大声地鼓动着喊道：
“东乡人救出张潮青是好样的，阿拉南乡人也不能当呆大！”
“快冲进衙门去啊！”
“快去救了周祥千！”
随着这几声大喊声的响起，受惊恐的人群霎时像炸开了锅。人们中本已焦躁不安的心灵被搅动得掀起了万丈怒涛；因等待已久而倍感失望的恼怒心情，又似干柴碰上了烈火，立时狂怒起来。
人群中开始拥挤着，呼喊着，尖叫着，除在周边围看之人害怕殃及自己而四散逃逸之外，那在场子中的多数人则是随着那领头呼喊之人，潮涌般地向着县署内冲去。
在请愿乡民汇成的有着巨大能量的人流面前，衙役们害怕了，手中的枪炮成了摆设，不敢开枪、开炮，大都见状而惊慌地逃离了现场。极个别胆大的在朝上空开了几枪，见镇不住局势之后，也见势不妙，拖着枪枝而溜之大吉。
请愿乡民冲进县衙后，有人冲进牢房把周祥千救了出来；有人则忙着找寻知县大人，欲与之理论“红封”与“白封”之事了。
在县衙内的知县冯大人一见这一架势，早已失去了临场处事的谋略和胆魄，更是没有了在敢于抓周祥千时的果断与决心，而是学了奉化知县舒逵的样子，在请愿乡民的冲进县衙之际，不敢与民众见面，惊慌得从后院角落无人处，搭了部长长的梯子越过了围墙，冒险攀高爬行而逃出了县署。
请愿乡民见四下找不到冯大人，后又听到冯大人已越墙而逃，就将怒火撒在了县署衙门的建筑上。
在呐喊声四起，现场失去控制而出现一片混乱的状态中，有人不仅将冯大人乘坐的轿子砸了，而且还砸了县署的征收钱粮的房舍，并把衙署内的器皿、服饰等物件拖到县衙外的广场上，堆放在一起一把火烧了起来。
在焚烧物品时，一些眼尖寻事的民众，又瞧见了罗镛巡道的行动动向与目的，就高喊起来道：“罗巡道去左营守备署、游击署搬兵去了！”
罗镛巡道在任原宁波知府时，不仅向上行骗“击退海盗事”，且对下行事不体恤百姓，脾气暴戾、刚愎自用，固执处事，民间印象极差。
当有人呼喊之后，在焚烧物品的人群中，也就有多人分身出来，组成了一股新的人流，随着那高喊领路之人，群集着向着罗镛巡道离去的方向追赶而去……
临近城隍庙处时，在后追赶的人群追上了罗镛巡道。为发泄对罗镛巡道的不满情绪，追赶人群将罗镛巡道从轿子里拖了出来。
追赶人群在砸了罗镛巡道的乘轿之后仍不解愤，又将罗镛巡道拉扯着来到了城隍庙内的戏台上，并要他当着城隍菩萨面前，撰写一份“平粮价”告示，以慰民心。
此时宁波知府毕承昭因闻听鄞县县署情况有变，又听罗镛巡道被围，也赶到现场。为平息事端，毕知府在劝说人群不要再闹事同时，答应由他出示“减粮告示”，以解巡道罗镛之围。
请愿乡民见被关押的周祥千已被救了出来；在罗镛巡道的身上，该发泄的怨气也已发泄完了。并有了毕承昭知府的亲口承诺，“减粮告示”也将会颁布。所有这些均已如愿以偿，进城的目的已经达到。
请愿乡民在毕承昭知府的劝说下同意返乡，但因请愿乡民中有人砸烧过县衙，害怕官府会派兵追击抓捕自己，就要罗镛巡道“陪送”着前往城外。众人答应毕知府，一到城外之后，就会放回罗巡道。
城隍庙边这一厢，请愿乡民带着“陪送”着的罗镛巡道离身返乡了，似乎鄞南乡民的进城请愿事件的这一风波也将成尾声了。
不料在城内的另一侧，却又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的恶性事件，使这次乡民的请愿事件迭起高潮，酿成了又一更大的风波。
一些原在县署前焚烧物品而未分身前去追赶罗镛巡道仍留在原地的人群，因觉得砸了县署仍不解恨，在其中一些人的煽动下，就又群集在一起，冲向了在不远街处的宁波府治。
而此时，因知府大人毕承昭前去城隍庙做请愿乡民的工作，不在府治内。府治内原在的官吏与衙役等人见民众来势汹汹，见状不妙均也四下躲避，无人前来拦阻。
这些被人煽动起来情绪狂热的人群闯进了宁波府治中后，见府署衙内基本上已空无一人，也就在尽情地抢掠物品的同时又放上了一把火，将宁波府署的房子整个地给点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