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气高涨的曾国藩军队正动身前往安徽时，湖北权臣骆秉章与胡林翼商量，想请曾国藩先进川围剿石达开部队，暂缓攻皖计划。后来，官文上疏朝廷，要求曾国藩全力进川。曾国藩认真考虑，觉得川战胜利可能会谋得一个四川总督做做，让自己有个落脚之处。于是他毫不犹豫，率军向四川挺进。这一来，也解决了骆秉章湖北饷源的问题。
曾国藩大军从抚州出发，径直向河北黄州奔驰而来。见到胡林翼后，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根据胡林翼的想法，曾国藩守卫四川，朝廷应当给他一个四川总督的职位。但朝廷依然对曾国藩有偏见，生怕他功高盖主，仍然只允许他总揽军权，行政大权却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手中。胡林翼对他说明利害关系。曾国藩无奈地告诉胡林翼：“看来天子还是对曾某人有所猜忌啊！”胡林翼摇摇头：“皇上治天下若能如公之治军之明鉴，那大清就兴盛了。”他们商量决定，先奏请朝廷暂缓入川，与胡林翼合军，共同攻打安徽。这样安徽战场胜算就更大。
曾国藩大军行至南昌时，又有一件令曾国藩喜不能寐的事发生。曾国藩在南昌城下休息，军中突然跪下一人，曾国藩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弟弟曾国葆。湘潭、靖港战役结束后，曾国葆被裁撤，一直赋闲在家。直到其兄曾国华被太平军杀死，他才决定重出江湖，为兄报仇，更名为曾贞轩。曾国藩疾步上前，扶起弟弟，激动地道：“贤弟，在此用人之际，你带来的部队就是雪中送炭啊！”曾国葆见了大哥更是半日哽咽无语。很快，曾国葆的部队与曾国荃合为一营，成为湘军以后作战中的重要力量，为湘军立下汗马功劳。
大军进驻安徽，曾国藩迅速召开作战会议。在会上，曾国藩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想彻底挽救安徽颓势，只有攻占首府安庆。”其实，攻占安庆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直取太平天国大本营天京。曾国藩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京内讧后，太平军势力之所以没有一蹶不振，主要是因为他们固守滁州和安庆两道天京的天然屏障；陈玉成部与捻军在北方的长期游击战，让湘军苦不堪言。曾国藩精心设计了“围城打援”的策略，即通过攻打安庆来消灭太平军整个地盘上的有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说，打下安庆，太平军主力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经过数次的会议讨论，曾国藩制订出了“四路图皖”的作战计划，分四路进攻安徽。同时，曾国藩大军营盘移至安徽宿松，胡林翼安营于安徽英山。
1859年11月，湘军四路大军齐向安徽腹地攻来，直逼安庆。根据曾国藩的要求，要想攻打安庆，首先要打通一条交通线，即攻占太湖。攻占太湖成为湘军攻打安庆的前奏。陈玉成得到战报，迅速在太湖周围部署重兵，打算在此地与湘军进行殊死一战。胡林翼首先得到陈玉成要决战太湖的消息，于是他秘密通报了曾国藩。曾国藩当下就决定以少量兵力攻打太湖，将重点放在“打援”上。万分紧迫之际，胡林翼任命一向刚愎自用的多隆阿为前线总指挥，统令全军，曾国藩得到消息非常懊恼。但为了稳定大局，曾国藩还是对其施以“仁礼”。他知道多隆阿鄙视汉员，曾国藩对他说：“大人为满族贵族之英杰，今众将能听命于你，定能凯旋而归。凡事都请大人宽仁，包容部将们的无能。”
多隆阿听了，自然高兴，但他与属下的关系依然不好。这就有鲍超出走和驻守小池驿的危险一幕。曾国藩得到消息后非常痛心，但他依然没有抨击多隆阿失职，而是苦心寻思，找到了挽回局面的好方法。其实曾国藩这样做是英明的，这不仅稳定了大局，而且让全军军心稳定——起码比原来好。在高层，曾国藩将满汉两派协调到高度一致的地步。
曾国藩用“仁礼”践行着一个军人的职责。从奉献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更愿意用仁礼换回战争的胜利，赢得士兵的尊重，赢得天下的长久太平。威严是一种绝对的硬力量，而曾国藩用文人特有的软力量来收获威严，这就是知识分子领军的风采。他将官场上的“仁政”搬到军队中，而且取得成功。我们不得不佩服曾国藩超强的知识运用和创造能力。湘军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治军理念均从儒家治国思想中产生。这就是曾国藩的“带军如治民”思想。
曾国藩用“仁礼”获得了一个个将领的投靠。他们进入湘军集团后，曾国藩又不断地给下属表现的机会，恩赏有功之将。自从李鸿章投靠湘军后，他告别了坎坷的仕途生涯，取而代之的是在湘军中的一路亨通。这都是曾国藩以仁施恩，以礼示威的最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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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里上班，员工总希望老板能谦和、宽仁。但在机制上，老板总是希望管理制度能尽善尽美。在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谦和、宽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管理思维。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在众多名词术语中将它划归为“中国管理思想”。在今天，众多学识渊博的权威专家开始提出：要建立中国式管理体系。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企业开始快速步入市场化。一开始，中国企业只是一味地接受西方管理方式，几乎是由西方领导着中国企业的管理走向。当中国企业进入市场化运作时，西方企业走上了全球化；而中国企业走上全球化道路时，西方企业又在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企业长期跟随在西方背后。今天，我们渴望摆脱西方管理方式的禁锢，这就要求我们自己创新。这一“创新”，就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上，中国企业正在探索一种新的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
在否定传统文化的时代，中国文化支柱——儒家思想受到摒弃。在形式上，这种文化销声匿迹了。但是，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深刻的民族情结。 “忠孝”、“仁义”、“求和”等思想依然主导着中国的成功者。在这个越来越自由的世界上，中国大门敞开了。它在用它独特的文化思想影响着世界。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企业管理者开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追溯历史，这句话在晚清时就被曾国藩提出。当时复杂的环境和不成熟的国家制度让这一思想无法完美实施，这直接导致中国走入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
“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了，中国企业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升级。”这是众多有先见之明的中国企业家发出的声音。就目前的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程度来看，华为是最能代表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的企业。华为公司老板任正非在建立企业管理制度时，就非常重视“潜规则”的约束力。因为“潜规则”制度完善，那企业文化氛围会非常浓厚。任正非认为， “忠诚”、“大丈夫气概”往往会激起员工无穷的工作热情；“外圣内王”、“求和”的思想会极大地优化管理框架，让企业和员工品质得到无限的提升。
正因为这样，华为在以后的竞争中总是从容不迫，井然有序。随着企业规模空前地扩大，任正非敏锐地发现，公司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显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技术部门与行政部门的沟通，显得非常不通畅。经过周密而精心的设计，任正非带领公司各级员工，制定出一套创造性的章程——《华为基本法》。在这个公司规章中，任正非明确地提出了员工关系、科技创新、客户服务、人力资源培养、目标利润、快速反应、市场调查、资源配置等一系列行为准则。
它与正式法律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要求员工自律，而不是强制执行。任正非坦言：“制定各种规章是好事。这比整天用皮鞭鞭策员工来得有效得多。”《华为基本法》的一大特点就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一个员工面临的难题往往成为全体员工的攻关任务。一个整体高效的团队让公司在商战中无所不胜。外来企业管理理念在实践中渐渐失去绝对的优势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管理普及化程度过高，企业之间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小。从创新的角度说，西式管理制度创新能力不再强大。这样，中国正在蓬勃发展中的企业需要不断地寻找新的运作机制。而我们找到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时，企业家才惊呼：中国企业有出路了。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管理学中的地位也必将与日俱升。
兵法管理学：一个知识多的人能获得成功，但不一定能创造伟业。只有一个智慧，而且能吃苦的人才能成为一世人物。不留心的人可能不明白，但细心研究一下，我们就能发现，知识越多其实越不容易成功。只有能将知识融会变通的人才能成为事业的主宰。所以一些知识有限的人往往能功成名就。知识渊博的雅士却总是默默无闻。道理就在这里。
换位思考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人面前，我们始终保持换位思想的能力，那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曾国藩在他带兵打仗期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处理军中关系。在湘军三河惨败后，全军将士都产生怯战心理。但为了解除宝庆急危，曾国藩并不是以铁硬的军令下令某某军将前往支援。恰恰相反，他将将士们当作自家兄弟，坐在一起商议。曾国藩常常说的“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一片平和的氛围中，李续宜请战，曾国藩感到非常欣慰。他当时像对自己亲人一样地叮嘱：“打仗贵以礼服将士，战斗宜威震沙场。”李续宜心领神会，在以后在战斗中非常爱护兵将，就像对待自己家的亲人一样。曾国藩这一思想可谓是高明。一方面，他完美地推行了儒家理学的主张，即礼贤下士；另一方面，曾国藩将治军工作理解成君王治民，爱民思想被他转化为爱兵思想，两者融会贯通了。这让曾国藩在那么需要奇才的时代迅速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奇才。
今天，我们不再处于曾国藩那时动乱的岁月，但我们可以拥有曾国藩的治军智慧。他坦言，“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这是一种换位思考，前面已述，下面不再赘述。在今天的商战中，西式管理理念充斥在企业每个细微的动作中。但在中国，现实的显性管理成为它与国际强企竞争的绊脚石，毕竟，西方企业是现代管理思想的创造者。中国企业渴望突破，企望管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