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层面上，外国投资企业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主要可以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可以肯定，FDI是中国与世界保持技术联系的重要方式。但至少在目前阶段，FDI先进的技术水平并没有充分向本土企业外溢，外溢的有效性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发掘。其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本节将从溢出途径上具体讨论FDI技术外溢微弱的表现，以及究竟是哪些因素制约了FDI技术外溢。
6.2.1 FDI技术外溢的的直接效应
正如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要素理论所表明的，拥有先进技术、研发能力、管理经验这些所有权优势是FDI行为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直接效应就是指外国投资企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研发能力、管理经验而具有比东道国国内企业更高的要素生产率。当把外国投资企业作为东道国企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它们在国内进行的生产以及研发活动，其本身就是东道国技术水平的一种体现。如果外国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引入外资之前国内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更高的话，那么，这些外国投资企业所进行的生产和研发活动本身就提升了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如果引进的外国投资企业采用的技术不能超过国内企业原有的技术水平，那么这些外国投资企业的进入对提升东道国整体技术水平几乎就没有作用。
FDI技术进步直接效应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提供方的技术转移意愿程度
当代国际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的竞争，而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优势。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跨国公司不可能将所拥有的一流先进技术以技术转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联合国贸发会议“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技术是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为其海外市场服务，不仅仅是为开发这一优势，同时也是为了对技术进行控制，跨国公司往往把最新技术转移给它的分支机构，而把较陈旧的技术卖给或以许可证形式转让给当地公司或合资企业。所以。外资企业技术转移都是由母公司或其海外中心严格控制的，母公司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技术转移的内容和方式。
（2）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
布鲁斯特穆（Blomstrom）认为，当东道国经济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跨国公司局限于改造现有技术，以适应东道国市场要求；当东道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形成对跨国公司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包括一定的市场容量、社会分工与协作体系、良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及技术水平等，从而吸引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转移更为先进的技术，在更高产业层次上进行投入，这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东亚各国技术变迁的过程是这一观点的很好例证。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首先在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四小龙中展开，随着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技术水平和劳动力成本提高，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些国家也开始从事像电子等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跨国公司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和中国。因而，随着东道国及地区经济水平渐次提高，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扩散程度也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会形成劳动密集型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技术变迁路径。
（3）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
东道国市场的竞争程度会影响FDI技术转移的速度和技术引进的先进程度。跨国公司能够在东道国市场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获得垄断租金，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先进的专有技术。当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大时，当地企业不会对跨国公司构成竞争威胁，FDI在其垄断利润和优势地位得以维持的情况下，就缺乏向发展中东道国转移更先进技术的动力，导致技术转移的速度也相对放慢。但是，如果东道国的市场集中度较低。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就会推动产品不断创新，生产技术日益改进。东道国当地企业在竞争的刺激下学习能力将不断增强，这会使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和现有的市场份额受到侵蚀，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它们会加快从母公司技术转移的速度，提高技术转移的水平。
（4）东道国人力资源状况
许多研究结果都支持这样的观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FDI是否发生技术转移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一国人力资本存量太少或结构不合理，将无法很好地了解和吸收伴随FDI而来的较为先进的技术和专门知识，无法实现外资企业的良性运转，难以达到外资企业预期的赢利目标。相反，假如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具备足够大的规模，并且结构合理，那么投资方只需要对东道国本土员工稍作培训和技术指导就能使他们很好地吸收和应用好FDI带来的技术。投资方也就愿意把较为先进的技术转移到这些国家中来。K0kl和Blomsuom（1983）发现跨国公司决定转移什么样的技术类型，会受到本土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这是因为同一产业中本土企业的投资可能会强化该产业的技术能力，并提供给工人更多的基本技能培训和业务训练机会，这就使得跨国公司只需对本土雇员稍作培训就可确保他们胜任较为先进的技术工作，从而跨国公司也就愿意把更多的先进技术转移到具有较高技术和人力资本背景的产业或国家中来。
（5）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知识产权政策是保护智力劳动成果的一项基本法律政策。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投资是因为其拥有垄断优势，而在拥有的垄断优势中。又以技术、信息、商标、商誉等知识产权构成的技术优势最为重要。因而，跨国公司都非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已经影响到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数量和水平。而且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依产业而不同，化学、医药、计算机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尤为敏感，因此，东道国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有力地促进外商对其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和技术转移，提高外商投资技术转移的水平。
（6）信息和电讯技术的进步
信息和电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深刻地影响技术转移，它使得跨国公司在任何一地设立的子公司与跨国公司全球体系及时交换资料成为可能，也使得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使研发活动可以分散在全球不同地点进行。海外研发机构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网络，同步获得母公司体系内研究与开发的资源、数据和专门技术；海外子公司也能及时了解客户对产品和劳务需求的细节。保证研发机构开发和设计的产品符合海外客户的需求，并能在公司内部任何一个企业中被制造出来。
（7）社会文化系统的配套
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技术则是这个大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它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一般来说，语言，地域环境，社会价值观的异同，消费者的嗜好、习惯等对技术转移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适应性越强，技术转移过程中受到的抵触越少；反之，两种文化的差异越大，技术转移过程中摩擦也就越多。
6.3.1.2 实证检验
从理论层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外资企业对自身技术水平的选择，不完全由外商投资者的主观意愿所决定，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市场结构、人力资源等因素也会影响外资企业技术转移的速度和先进程度。目前，学术界对于外资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直接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节继续从实证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1、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因变量选择：以三资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来度量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情况。
解释变量选择：从外资企业技术转移和技术活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人力资本存量、知识产权保护和邮电通信发展状况6个方面选取8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笫一类指标包括大中型三资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13（所示中国历年R＆D投入）内部支出（FTP）和技术引进经费（FTI），分别反映外资企业自身的科研活动和从国外引进技术的情况。
第二类指标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用GDP来衡量。
第三类指标反映国内市场竞争程度，已有的研究多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某一行业的垄断程度。基于Dunning（1993）等人的研究，发展中东道国国内市场垄断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企业打破的，国内生产竞争度与外资经济活动比重存在着正相关性。因此，选用FDI/GDP比重来衡量国内市场竞争程度。
第四类指标反映中国人力资源的供应状况，按教育水平将人员素质进一步划分，包括平均每万人口在校中学生数（MID），反映普通人力资源储备状况；同时高等院校是研发人才的重要来源，所以引入平均每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UNlV）来度量高级人力资本储备量。
第五类指标反映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KNPR）。
第六类指标反映中国信息和电讯技术的发展水平，用邮电业务量（YD）度量14.
根据以上变量建立多元线形回归模型：
（6.1）
数据选取为1990-2008年，上述指标中KNPR-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无法从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取的。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涵盖专利保护、商标保护、版权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等许多领域，很难对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做出精确的评估。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种评估方法：
（1）调查的方法：如Mansfield在1995年调查了美、日、德三国跨国公司在14个主要发展中国家投资时所遭遇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据此对这14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了评估。
（2）以知识产权立法状况代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Ginarte和Park（1997）认为可以基于一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对该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予以评估，主要包括该国知识产权保护涵盖的客体范围、保护时效以及该国参加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情况。
（3）计算方法：william于2002年在其论文中提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除了知识产权立法外，知识产权管理和知识产权执法情况同样不容忽视，这也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重要因素。他根据这三方面影响因素设定相关变量，得出计算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公式。尽管上述三种评估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比较而言，Widliam Lesser的计算方法中由于采用了透明国际组织每年公布的腐败指数CPI代表一国知识产权的执法情况，使得该计算结果既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中不容忽视的执法问题，又能够及时跟踪反映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化，比前两种评估方法更具有动态性。因此，本节采用William Leaser评估标准来计算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15.
2、检验步骤与结果分析
由于上述因变量和6类8项自变量中有绝对数，也有相对数，其统计的单位也各不相同，所以首先将其用spssl3.0进行无量纲化，以形成彼此相互可比的交量，然后用spssl3.0版本的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模型的R2=0.999，校正后的R2=0.999.反映了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所有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密切。整个方程的统计检验F检验：F=ll80.514＞F0.01（8，5）=10.28，表明总体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显著。但是，偏回归系数除了Zscore（MID）和Zscore：FDI/GDP以外均无统计学意义。而且各变量值随年份增加而呈现递增趋势，说明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再对已无量纲后的数据进行差分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
进而考虑到我们这里要找的是对中国外资企业发挥直接效应影响较大的因素，所以采取向后法多元回归，即对以上8个解释变量按对因变量的贡献大小由小到大依次剔除，而且剔除掉一些比较次要的因子也是解决多重共线性的有效办法。
回归结果如下：
备注：*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10%的t检验；**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5%的t检验；***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1%的检验。
从回归方程l至方程5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F检验，校正后的R2值逐步变大，说明方程对变量的拟合程度越来越好，方程5的校正后的R2达到0.801，说明较好的拟合了方程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由于采用了向后法多元回归，从回归方程l至方程5可看到变量逐渐减少，对因变量解释力度最差的变量最先剔除出去，然后依据解释力度从弱到强依次剔除，最后剩下的变量是对因变量贡献最大的变量。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从Modell至Model2首先剔除的变量是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效，这说明中国高级人才资源对外资企业技术水平、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起作用。究其原因，这与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动机有密切关系。大多数外资企业是以成本或市场为取向的，以成本导向型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看中的是中国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以市场导向型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主要且的是为已经在发达国家饱和的产品寻找新的销售渠道。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这两类FDI在华设立的大多是生产制造型企业，使用成熟技术，进行标准化生产，所需要的更多只是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对劳动者教育程度要求不高，大学生对于生产制造型外资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最为重要。
从Model2至Model3，第二个被剔除的是GDP，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外资企业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性很弱。我们原来的假设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对产品需求数量会增加，导致国内市场的容量扩大，外资企业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取得规模效益；另一方面，人们需求层次会上升，会促使外资企业引入更先进的技术来制造更高质量、更好性能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两个方面都能提高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但实证结果却否定了我们的假设，GDP并不是解释外资企业生产效率普遍比较高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随着GDP的提高，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这就导致消费规模和消费层次的停滞不前，减慢了外资企业技术更新的速度。例如，每年吸收外资最多的广东省。在2006年9月1日第七次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其历史上提高幅度最大的一次，平均增幅为17.8%，但即使是调整之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中最高的一档也只有每月780元。同样，每年吸引外资最多的城市一苏州市，也存在外资带来了GDP，却没有带来人均收入同步增长的问题。这些省市吸引了大量的FDI，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FDI数量的增长，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增长有限，需求的滞后导致外资企业产品、技术更新的速度放慢。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相当比重的外资企业仍然是出口导向型的，产品本来就不面对国内市场，其适用的技术，生产效率自然与GDP无关了。
从Model3至Model4.第三个被剔除的是YD，说明中国邮电通信发展水平与外资企业相对高的要素生产率关联性较弱。薛澜等（2001）在对影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独立研发机构的因素调研时也发现，中国信息基础设施不发达的现状已成为外资在华R＆D投资的障碍，而且有24%的外资企业认为这是重要的障碍因素。本节与薛澜的研究结果有差异，可能是因为中国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的速度要慢于外资企业效率提高的速度，致使实证检验显示两者的相关性较弱。
从Model4至Model5，第四个被剔除的变量是反映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KNPR，说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仍有不完善之处，还不能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好而成为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之一。例如，韩国主要债权银行都不赞成三星进军中国，除了来自投资回报的顾虑外，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差，会因此泄漏韩国先进的半导体技术。而且，韩国政府还曾多次授意三星、现代、LG等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减缓对中国的投资步伐，提醒这些企业在涉及关键技术方面的合作尤其要保持谨慎悖。但此变量是最后被剔除的变量，显示其解释性只是稍弱。事实上，中国加入WT0后，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专利法》、《商标法》都进行了多次修改，在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效力、范围和利用水准上基本达到了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的水平，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不完善主要存在于守法和执法方面。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少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中国99%的娱乐软件和93%的企业应用软件是盗版的，公众正在以消极的方式淡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作用。另据美国知识产权报告显示，由于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不够对美国造成的侵权比例超过90%，对注册版权资料的盗版行为给美国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超过18亿美元。这一切均对中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Model5反映了对外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最有解释力度的四个变量，根据解释力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FFP、FFI、MID、FDI/GDP，说明外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最主要的还是靠自身的科研活动和从母公司引进的先进技术。理论上东道国众多可以影响外资企业技术转移、提高效率的因素中，只有中学教育程度的人才资源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历程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中的最典型案例之一。1985年德国大众与中国上汽集团合资后，大众公司因为对中国市场的不了解，对未来盈利没有十足的把握。选用了早已在母国过了成长期的桑塔纳和捷达投向中国市场。由于当时中国对汽车市场的保护程度高，对外的高关税使德国大众避开了与国际市场上竞争对手的正面交锋，而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企业对它更不足以构成威胁，这使得桑塔纳车型垄断了中国大部分轿车市场，合资公司享受着超额垄断利润。十多年后上海大众还没有更新这款在德国早已淘汰的车型，而其德国母公司在六、七十年代就已开始在研制清洁能源车了。这种普桑独霸市场多年的状况直到1998年美国通用进入中国之后才结束。由于通用一开始起点就比较高。引进了技术较先进、配置较好的别克车型，后来推出的车型又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经济型国民车的概念，同时通用还建立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研发中心——泛亚。在这种刺激下，大众才慌忙跟进，帕萨特，奥迪A6、波罗、宝来、高尔、高尔夫等一系列具备先进技术和与国际同步上市的轿车相继在中国下线。紧随其后的几年里，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法国的PSA，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宝马，韩国的现代等世界汽车工业的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并相继推出具有先进技术和新颖设计、与世界同步流行的最新或经典车型，直到这时，跨国公司轿车技术转移的进程才大大加快。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民收入的提高、需求量庞大的公用车市场等等诸多因素都不构成促进跨国公司引进先进技术、更新合资公司现有技术的原因；而使得中国汽车行业从1998年后短短几年里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引入了新的竞争者，只要跨国公司是理性的投资者，只要其不想失去中国的市场，自然会在竞争对手的相互影响下转移先进的技术。由此可见。引入竞争是有效的市场化引导方式，中国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尤其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能促使跨国公司引进先进技术。
需要关注的是，大众公司无论是处于试探性阶段转让成熟的技术，还是处于垄断地位维持在母国已淘汰的技术，都是基于母公司全球的整体利益，在华子企业的技术水平主要还是取决于在母公司控制下的科研活动和技术引进。即使德国大众在中国汽车业老大的地位受到威胁，被迫投入最新车型来维持市场份额时，像发动机之类的关键技术也没有向中国转让。同样，后来陆续进入中国的丰田、福特、奔驰也都不可能将核心技术带进中国。因为跨国公司没有单纯输出技术的动机，对其而言，核心技术比市场更重要，占优势的核心技术一旦转让或扩散，很可能培养出一个能在国际市场上与之抗衡的强劲对手。这就直接导致了在华这些汽车合资公司还只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基地，关键技术和零配件还有赖于跨国母公司方面的提供和转让，如1991-2004年间中国汽车配件进口在汽车行业总进口中的比重平均达到了39.35%。正因为此，这些汽车合资公司所需要的大量人才就集中在了具有中学教育层次的操作工人身上了。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具有强烈的技术外向性特征，跨国母公司制定的全球发展战略直接决定了公司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中国的经济发展、邮电通信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都不是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和提升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但中国市场竞争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同时，外资企业对中国普通层次的人力资源需求远大于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在促进FDI技术输入中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6.2.2 FDI对中国技术外溢的间接效应
可以肯定，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与世界保持技术联系的重要方式。但至少在目前阶段，外资企业先进的技术水平并没有充分向本土企业外溢，外溢的有效性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发掘。其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本节将从溢出途径上具体讨论FDI技术外溢微弱的表现，以及究竟是哪些因素制约了FDI技术外溢。
6.3.2.1 FDI技术进步间接效应的制约因素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FDI技术溢出途径并不通畅，本土企业并没有通过与外资企业的产业链接、竞争或是人员流动而获得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好处。这说明引进外资并不意味着本土企业一定能够掌握内含在外资中的国外先进技术，技术溢出是有条件的。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制约了FDI技术进步间接效应的发挥，我们首先从理论层面来解读。
（1）来自外资企业方面的制约因素
在制约FDI技术溢出的众多因素中，首先一部分是源于外资企业本身，我们把这些称为客观的制约因素。
外资企业作为技术外溢效应的来源，其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组合，实现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实现技术的跨国转移。这是由FDI行为的经济性，更是由资本追求增值的本性决定的。因此，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的的外商投资者而言。它们为了实施全球化战略和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不仅无意对东道国当地企业产生技术外溢，而且还经常利用其技术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在技术设计、生产工艺、营销网络等关键部分设置一些难以破解的障碍，使东道国的企业成为它们技术的附庸，从而谋取巨额的垄断利润。
（2）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的限制
既然技术外溢发生在技术来源方（外资企业）与技术吸收方（本土企业）之间，那么，除了技术来源方的因素外，技术吸收方自身的学习、模仿与消化能力无疑是决定技术能否外溢的另一关键因素。换言之，即使外资企业并没有人为地对技术扩散、技术转移进行种种限制与约束，只要本土企业自身缺乏必要的能力，则同样难以产生显著的技术外溢效果。即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技术外溢效果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是主观的制约因素。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层面：获得、接近先进技术的学习机会以及选取、识别最适宜本国学习的技术。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经济开放：一般而言，拥有较高的经济开放度与外部联系度的国家通常拥有较多的学习机会。正如海莉威（Helliwe）（1992）所指出的，贸易开放不仅意味着更多的进、出口贸易联系，而且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外界技术学习机会与吸收能力。布鲁斯特穆和乔伊奥姆（Blomstrom＆Sjoholm）（1999）也认为出口企业迫于竞争压力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以提高自身吸收能力。
②产业关联程度：郝德（H00D）（1999）指出，外资企业一旦与东道国企业发生上下游产业关联关系，往往能够促使其当地企业加强工人培训和管理改进，从而间接提高当地关联企业的生产率。
③文化、风俗习惯：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投资国与东道国在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教育体系方面的相似与关联也对技术模仿机会的获取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层面；学习，模仿能力，具体包括：
①微观企业的技术能力、研发水平：卡纳特（CantweU）（1989）对欧洲的美国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欧洲当地企业的现有技术能力是决定技术外溢效果的关键因素。科瑞特费斯（Gritfith）（2007）对0ECD国家技术趋同假设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以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来代表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决定国际技术扩散的关键因素。
②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作为知识产品的主要载体，人力资本在新增长理论中被视为衡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之一。以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1988）为代表的有关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替代，人力资本的存在放松了对于广义资本而言的报酬递减约束，从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会导致长期人均增长。
第三层面：应用新技术的社会、经济激励因素
①金融市场效率：敖法罗（Alfaro）（2000）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建立一个关于本国居民微观决策的理论模型，分析了金融市场效率与技术外溢的内在关系。结论为：提高本国金融市场效率，意味着降低了企业家才能临界值，即更多的本国居民得以自主创业，从而提高了技术外溢收益与本国产出水平。以Alfaro模型为基础，阳小晓等（2003）拓展了该模型，分别从金融体系效率演进与金融深化两个层面分析一国金融发展与技术吸收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通过降低本国居民的创业门槛，从而更有利于其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
②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莫兹斯卡（Smarzynska）（1999）认为如果东道国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措施。那么，外国投资企业趋向于进行低技术投资，而且外资企业也缺乏在当地进行研发活动的动力。
③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巴格瓦蒂（Bhagwati）（1985）、巴拉苏伯罗曼斯（Balasebramanyam）（1996）认为只有在完善的东道国市场体制下。外资企业才能通过竞争迫使东道国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否则，如果东道国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垄断现象，那么，外资企业的加入往往将进一步强化这一市场扭曲效应。
④政府政策、廉洁程度：在税收、融资、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政策，以及政府是否有力地执行政策规定，政府廉洁程度如何等等，这些方面都对政府是否激励本国企业去采取更好的技术，国内企业是否有动力进行技术更新有重要的影响。
6.3.2.2 实证检验
FDI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产物，不仅不会自觉服从中国政府的产业指导和宏观调控，还会通过种种技术转移限制来阻止其技术外溢。所以，来自跨国公司方面的客观制约因素是很难改变的，要提高技术外溢效果，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高中国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
需要明确的是，本节选择从国家层面而不是从企业层面来分析技术吸收能力，是因为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宏观经济环境、法律政策体系虽然也存在重要影响，但并不是决定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其员工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则更为重要。然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进行有效的技术模仿。例如，尽管东欧国家拥有较为丰裕的人力资本，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研发激励，这些人力资本并未转化为现实的技术吸收能力。因此，国家层面的吸收能力并不等同于所有企业吸收能力的加总。宏观经济环境、法律政策体系等因素都是国家层面吸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国家层面的技术吸收能力还取决于众多因素的系统协调。
1、模型设定和数据选取
就实证方法而言，关键是如何在估计方程中反映出吸收能力对技术外溢的决定作用。自博森兹穆（B0rsensznM）（1998）论文发表以后，其所采用的以各类变量与FDI交叉相乘项来度量吸收能力对技术外溢作用的方法被广泛地借鉴，蓝库泽姆（LankhuizenM）（1998）对人力资本度量的吸收能力实证、敖法罗（Alfaro）（2000）对金融市场效率度量的吸收能力实证、奇诺斯密（Kinoshim）（2001）对研发密度衡量的吸收能力研究均采用了这一方法。但这些研究都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些指标是要与FDI结合起来才影响技术溢出效应，而另一些指标是单独影响技术溢出。所以，本节不去定性判定哪些指标是单独对技术外溢发生作用，哪些与FDI共同发生作用，而是在采用连乘的基础上再对其中各项进行单独的回归，以期通过对比反映各项单独的指标、各项指标与FDI技术能力相结合时对技术溢出产生的不同效果。
（1）模型设定
因变量：用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来表示，即通过检验外资的存在对本土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来判断溢出效应。
解释变量：依照理论分析中对技术吸收能力划分的三个层面的内容，本节依次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衡量：
经济开放度：用进出口依存度（IMEX）=进出口总额/GDP来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
企业研发水平：用全国R＆D经费支出衡量（采用上面的统计指标）。
人力资本存量：包括平均每万人口在校中学生数（MD）和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UNIV）
知识产权保护：采用上面的统计指标（KNPR）
政府廉洁程度：采取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16（FB）。中国历年的清廉指数在全世界排名和得分
市场竞争程度：选用FDI/GDP的比重来衡量国内市场竞争程度。
信息和电讯技术的发展：仍沿用邮电业务量（YD）衡量。
金融市场效率和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产业关联度由于没有合适的指标可选，只好放弃。
构造模型：
（6.2）
（2）数据选取
数据样本所选取的区间是1990-2008年，从1998到2003年内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可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上获取，其余年份以公式“内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全部工业企业增加值-三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数年平均值-三资企业从业人数年平均值）”计算。其余指标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年鉴》
2、结果与分析
仍沿用上一章的实证方法，第一步对指标无量纲化，第二步差分，第三步向后法多元回归，结果如下：
备注：*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10%的t检验；**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5%的t检验；***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1%的检验。
（四）、检验步骤与结果分析
从回归方程l至方程5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F检验，校正后的R2值均超过0.93，说明方程对因变量与自变量关系的拟合程度相当好。由于采用了向后法多元回归，从回归方程l至方程5可看到变量逐渐减少，对因变量解释力度最差的变量最先剔除出去，然后依据解释力度从弱到强依次剔除，最后剩下的变量是对因变量贡献最大的变量。下面我们逐—进行分析；
从Modell至Model2首先剔除的变量是代表经济开放程度的外贸依存度，说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对促进FDI技术外溢没有起作用。扩大对外开放只是为本土企业接近先进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并不代表本土企业就能够成功她学习与模仿，开放度应与各地区的经济基础、技术知识积累相适应。这使得我们不禁要对某些地区不顾经济发展水平，一味强调扩大开放规模，尽最大可能吸收外资的政策效果提出质疑。何洁（2000）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单纯提高—个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对提高FDI的外溢效应水平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有负面作用。
从Model2至Model3，第二个被剔除的是RDFDI，这意味着当国内的研发资源与外资结合在一起时，并不能有效促进技术外溢。这有可能是因为存在大量“人才不出国门的流失”问题。自从IBM、HP、Microsoft等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关村的IT人才流失了一半以上，绝大部分都去了这些跨国公司。这对于中国刚刚起步、实力还很弱的高新技术产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人才流失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在与本土企业人才争夺过程中，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已非常超前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著名大学的在校生和研发人员。
从Model3至Modle4，第三个被剔除的是KNPR，这说明虽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正在逐步完善中，但目前这样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与技术外溢效果的相关性依然较弱。特别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可操作的限制滥用知识产权和垄断的措施，如限制性许可、限制被许可人的创新活动、限制横向竞争、恶意闲置专利等，导致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无法起到促进技术外溢的作用。从Model4至Modle5，第四个被剔除的变量是MID，说明单纯的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积累对于技术外溢效应作用是不大的。
Model5反映了对技术外溢效应解释力度最大的几个指标。按解释力度从大到小排列，其中UNIVFDI、FDI/GDP和FB前的系数均为负，说明这些指标对FDI技术外溢起阻碍作用；UNIV、YDFDI、YD、RD和MIDFDI前的系数为正，说明这些指标对FDI技术外溢起促进。
我们首先分析UNIVFDI、UNIV和MIDFDI，因为这三个指标都属于人力资本指标，而且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UNIV）是提高中国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但其与外商投资的相互结合（UNIVFDI却成为抑制中国对FDI技术外溢吸收的关键因素；相比高级人才，中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与FDI相结合MDFDI）有效地促进了技术外溢。
这表明要能够很好地吸收FDI技术外溢效应，人力资本要求的层次是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才，反映了本土企业必须吸收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才能更好地吸收技术外溢效应。可是，高素质的人才一旦与FDI相结合，由于收入、工作条件、金融抑制等原因，高级人才很少从跨国公司向本土企业回流或是自主创业，这使得通过高级人才流动来实现技术外溢目前在中国还相当困难。可是，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东道国的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要有效运转，必定还是要同中国国内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由于客观上中国FDI仍体现出加工贸易为主的特征17，外资企业从事的主要还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高度依赖于进口机器设备和零部件，并将成品销往海外，这种FDI对劳动者教育程度要求不高。因此，中国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反而比具有大学教育的劳动者能够较好的与FDI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前者有着后者所不具备的相对“廉价劳动力”优势。而且，虽然外资企业普遍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岗位培训，但很大程度上是操作层面的，不属于核心技术或者技术秘密。所以，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更多表现在操作工人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上。
其次，我们分析另外三项促进技术外溢的指标：YDFDI、YD和RD。实证检验显示出，中国邮电通信事业的建设与完善是增进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研究开发活动的投入，R＆D投入对本土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迸作用。
最后，我们来关注另两项制约FDI技术外溢吸收的因素FDI/GDP和FB，这说明中国市场竞争程度和政府目前的廉洁状况均不利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
中国当前以外资为主导的市场竞争格局并不利于本土企业对FDI外溢效应的吸收。过量FDI的引入使缺乏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境况恶化，失去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这些市场份额的挤出并未给中国带来急缺技术，反而挤垮了一批原有的著名国产品牌，从而使中国一向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取胜的本土产品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目前这种市场竞争格局，将导致退出市场的本土企业根本就没机会吸收FDI的技术外溢，也将导致幸存下来但占据过小市场份额的本土企业没有能力去积累起足够的资本、人才等资源来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其结果就是，本土企业无法获得伴随FDI引进而带来的技术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严重影响了自身的技术进步。例如，1996-200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中外资企业数量从7000家快速增长到12000余家，年均增长率为8%，快于同期整个产业的企业数量增长0.4个百分点；外资企业从业人员从109万增加到246万。年均增长12.4%，比同期整个产业的增长速度快7个百分点；外资企业营业收入从1787亿增加到8462亿，年均增长率达到24.9%，比整个产业增长速度快11.9个百分点18.这些数字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但是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变化趋势更值得关注。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增长和同期的整个产业相比不具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则有明显的差距。这反映出的问题是，新增外资高科技企业的平均规模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和本土高科技企业平均规模的差距在扩大。外资高科技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速度更是大大快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平均速度，这说明随着高科技产业的整体进步，内外资高科技企业的差距却在拉大，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技术外溢效应很小。
虽然国际透明组织给出的清廉指数反映中国腐败状况处于缓慢的好转中，指数已从1993年的2.16上升到2005年的3.3，但回归结果显示中国政府目前的廉洁状况仍不利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2006年4月爆发的“朗讯”事件凸现了中国商业的“潜规则”，而且连跨国公司都开始深谙讲究关系网的中国商业逻辑，更何况本土企业。这些潜规则会加重本土企业的财务负担，减少投入到研发中的资源，更为严重的是，会对国家经济秩序造成破坏。看来，中国反腐败仍旧是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与外资相结合的国内研发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和单纯的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积累无法起到促进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是提高中国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但其一旦与FDI相结合却成为抑制中国对FDI技术外溢吸收的关键因素：相比高级人才，与FDI相结合的中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有效地促进了技术外溢；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本土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均有助于中国对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但中国当前以外资为主导的市场竞争格局制约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同时，政府目前的廉洁状况也不利于本土企业吸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