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贸顺差的认识
1.内涵丰富的外贸顺差问题
沈国兵从比较优势和产业内贸易的角度发现，中美贸易失衡是中国在杂项制品、原料制品及机械与运输设备等劳动密集型、资源易耗型及技术成熟型工业制造品上发挥出自身显性比较优势的结果，它们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实质原因。就总体贸易构成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对美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但是中国对美贸易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主要的出口品，进口品以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这就决定了中美之间贸易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此外，由于中国正处于结构调整期，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中长期内中美贸易失衡和互补性的贸易结构难以改变。
Lawrence J。Lau等提出了核定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完全国内增加值和完全进口额的计算方法，重新评价中美贸易失衡的现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经常包含从很多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原材料和部件，所以不能仅仅使用出口总值来衡量出口的规模，也要计算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研究在数学上证明出口总值等于出口所带来的完全国内增加值和完全进口额之和。经过重新估算指出，中国对美国出口货物总值约为美国对中国出口货物总值的四倍，但以国内增加值来衡量的话，则中国对美国出口仅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两倍左右；与美国相比，中国出口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也反映了中国实际工资率较低和劳动力相对充裕的现实。
2.被过高估计的外贸顺差
万光彩等认为，现行的以“物品跨境”和“原产地”为外贸统计原则、以“报关登记”为数据采集方式的贸易统计体系，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而扭曲了中美贸易的真实情景。由于我国的FDI流入存量大量超过流出存量，并且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因而现行贸易统计非常不利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往往通过“海外生产、国内销售”或“海外生产、海外销售”的方式替代“本国生产、海外销售”的方式，这种模型下进行的生产在“原产地”原则下最终被统计为中国生产，但是从国别属性来看，这些生产的最终受益被发达国家获得。因此，表面上，中国出口远远超过进口，但是如果把FDI的生产统计处理后，中国的出口规模将大大缩减。因此，我国应借鉴美国经常账户下基于所有权的补充统计体系，以克服现行统计体系的缺陷，从而正确评估中美贸易问题。
从统计方法、转口贸易等角度并结合中美两国的数据进行检验，仲鑫等证明了中国贸易顺差确实存在虚高成分。从统计方法来看，与大多数国家出口计价不同，美国出口数据是依据船边交货价（FAS）统计的，而中国出口数据是依据离岸价格（FOB）统计的，并且中美两国进口数据都是依据到岸价格（CIF）统计的。由于中美进出口计价基础不同，因而需要把双方进出口转换成统一的离岸价格，才能比较中美双边贸易统计数据差异情况。从转口贸易的角度来看，美国在统计进出口数据的时候，往往把中国内地经过中国香港转口的贸易也计算进去，所以要反映中美贸易的真实面貌，就必须剔除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这样，美国的贸易逆差远没有先前官方公布的那么大。
（二）外贸顺差的成因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对此做出了解释。从贸易政策的角度看，我国一贯奉行“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长期以来，在我国出口管理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85年开始，我国一直全面实行出口退（免）税政策，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税率在13%左右，从而，对外贸易倾向于盈余持续地激励外部需求、抑制内部需求，造成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和扩大。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度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缺乏一个内外平衡目标兼顾的思维框架，政策目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部平衡目标——“高增长、低通胀”的实现，而忽视了外部平衡。从而，导致现实中这些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加，加剧了外部失衡，同时也妨碍了经济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王晋斌等也认为，就中国对外贸易出现大量顺差而言，其基本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通过投资和贸易政策，如优惠的外资进入条件、出口退税以及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外向型政策，人为创造了出口企业的比较优势，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发展。就近几年贸易顺差快速扩大而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正在实现通过外向型政策创造比较优势，向依靠大市场培育的规模经济和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条件形成的、自发的比较优势转变这一过程。因此，随着中国产业技术升级，中国的外贸顺差将会持续扩大。
以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为研究起点，刘志忠等从二元经济结构的视角对此做出了解释。中国的资源禀赋是资本缺乏、劳动力剩余，同时要素市场严重分割，具有鲜明的二元经济特征。民营企业面临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宏观环境，不得不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建立在赶超发展战略基础上的国有企业正在利用其特殊地位，面临资本相对便宜而劳动相对昂贵的传统宏观环境，从而选择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从经济效果看，民营企业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生产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而国有企业继续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增长较缓慢。当配置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多时，经济增长偏向劳动密集的出口产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形成了比较优势，导致了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但是这也说明，我国的顺差并非高技术含量的贸易顺差。
邱斌等的研究从FDI和生产非一体化的角度做出解释。无论是FDI指标还是生产非一体化指标，都代表了美中两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而这是两国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生产非一体化与垂直专业化贸易对美中贸易逆差具有单向促进作用，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通过有利于自身的国际分工，将贸易不平衡的责任推至贸易伙伴国。如果不改变美中两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角色，两国贸易逆差很可能继续维持甚至逆差幅度会进一步扩大。
赵伟等则从沉没成本与出口滞后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美贸易中，我国存在出口滞后，且沉没成本对我国出口滞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具体而言，我国加入WTO而产生剧烈的政策变动，实际上已经对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持久效应，国内企业在由加入WTO所带来的出口激励因素的作用下，纷纷进入出口市场，并为此支付了一定的进入成本，当进入成本沉没后，企业不会对出口抑制因素及时做出反应。因此，虽然近年来贸易摩擦加剧、出口退税率下调、人民币升值等出口不利因素日益加剧，但我国出口增长势头依然高涨。
（三）外贸顺差的发展趋势
上述有关外贸顺差原因的分析几乎都表明，只要形成外贸顺差的因素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并有效解决，外贸失衡的情况就不会彻底改观。
张家胜等针对外贸顺差的成因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研究发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我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直接原因，这些因素将长期存在，很难在短期进行有效的调节，所以外贸顺差会长期存在。同时，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也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综合考察的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长时存在。
何帆等从国内总储蓄和国内总投资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外贸顺差的发展趋势。研究构造了两个情景，推演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并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政策建议。在情景一中，政府对当前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现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在未来第5年发生严重的投资过剩和通货紧缩。这样，由于总投资率的下降幅度超过总储蓄率，导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率不断上升。在情景二中，政府针对当前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现状，采取积极的调整政策，从而导致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逐步调整到更可持续的水平。这样，由于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调整政策，国内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均出现了稳步下调，贸易顺差的情况将得到缓解。综合两种情景可以看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解决外贸顺差的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