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新认识
1.时空观
俞路等尝试以新的时空观来看待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从空间尺度来看，全国整体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拉大，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典型代表——三大都市圈内部的经济差异却在逐步减小。对三大都市圈来说，由于其内部区域之间距离较近，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经济趋同效应明显，因此其内部板块之间的差距在大幅缩小。对全国而言，区域趋同效应和扩散效应并不明显，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远距离的内陆地区影响作用很小，大区域之间区域经济差异逐渐拉大。从全国和三大都市圈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的时空演变规律来看，全国范围内区间差异逐渐上升为主要差异，这意味着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步扩大，而其内部差异逐渐缩小。对三大都市圈而言，内部区域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而区域内的差异则上升为主要差异。可见，区域经济差异与空间集聚关系密切，区域经济不平衡程度与空间自相关程度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2.市场观：以价格为例
价格水平的差距并非直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是从地区间价格水平的相对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判断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化，即判断地区间市场的分割程度或融合程度。鄂永健的实证研究发现：从整个样本期间来看，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计算的对数相对价格水平序列是收敛的，但估计的收敛速度很慢，而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对数相对价格水平序列是发散的；从各子样本的检验结果来看，样本区间越是靠后，估计的收敛速度也越快；从两种价格指数的对比来看，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价格水平差距比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衡量的价格水平差距更难得出收敛的结论，且估计出的收敛速度也慢于后者。这种变动趋势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现象正逐步减少，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正逐步加深，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具备了不断缩小的市场基础。
3.产业观：以服务业为例
产业发展的差距可以视作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缩影。李蕊等分析了影响我国287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和31个省、市、自治区的服务密度的因素，研究发现，总体上，地区的人均GDP、人口密度与当地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和城市化水平对当地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服务密度之间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与服务密度之间几乎不存在线性关系。此外，人口总量、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对服务密度的影响呈现阶段性、区间性的特征。
（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新解释
很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这里蕴含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区域经济差距的诱因是同源的。通过“反事实”收入计量分析法，邹薇等构造初始收入、实物投资、就业、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以及城市化等增长因素的“反事实”相对劳均收入，以此测算和分析各增长因素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省际劳均收入收敛和收敛的贡献度。结果发现，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城市化虽然有力地促进各省的劳均收入增长，但同时也成为省际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1.市场体系角度的新解释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基本上都是政策导向的，孙海刚的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策优势对经济的影响会逐渐淡化，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更多的是市场机制本身。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不能只靠优惠政策来推动，而是要靠提高市场化程度来推动。市场化改革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区域协调发展也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政策的扶持来缩小地区差距，本质上就是要实现各地区市场化的高度发展，加快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市场一体化进程。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仍比较低，非公有经济发展缓慢、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低，缺乏市场中介组织，地区割据的情况仍很严重。只有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中西部地区才能在经济增长机制上形成良性循环，真正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肖六亿等则认为，当前阶段不能过度重视市场的力量，还是应该以政府力量为主。劳动力流动使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的物质能量循环。这个循环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分工格局：东部地区演化为工业品的生产中心和经济中心，中西部地区转变为人才输出地、生产要素提供地和工业品的消费地。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是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工业品的流动方向是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形成了这种特定的分工格局，导致地区经济差距不断加大。所以说，要缩小地区差距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
2.财政金融角度的新解释
靳春平发现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研究认为：第一，财政政策对于两个经济条件差异较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即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性，这主要因为不同地区的初始资本存量不同，如果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不佳，则财政投入的扩散效应也不理想；第二，这种差异性表现为同一单位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即相同政策力度的财政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要强于东部地区；第三，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非常明显而长期冲击持续时间较长，这导致了双重结果：一方面，经济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的短期产出变化冲击非常大，暴露了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这将有利于实现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金融资源的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区域金融的发展差异？李敬等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Shapley值分解方法实证分析发现，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商品交易效率、金融交易效率、投资品的生产弹性系数、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对这些因素进行分解，研究表明，各省市区之间经济地理条件和国家制度倾斜等方面的差异是形成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其平均贡献率为39.78%。由于先行优势和试点效应，在金融改革活跃时期，这种影响更加显著。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其平均贡献率为36.23%。商品交易效率与金融交易效率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也具有重要贡献，其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3.08%和8.96%。因此，应该从改善各区域经济地理条件、加强教育与金融的结合发展以及优化区域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交易条件三方面改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王纪全等深入探讨了中国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金融资源地区分布结构不合理，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绝大多数金融资源，且人均金融资源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不合理的地区分布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不高，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经济计量检验的结果又表明，金融资源和GDP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具体来说，在中部地区和全国范围，金融发展构成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则是金融发展的原因，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区域金融差异影响了金融资源的分布，而不平衡的金融资源分布导致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匮乏，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应该发展和丰富我国的金融资源总量、完善和优化我国金融资源的地区结构，满足国民经济持续良性发展、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客观要求。
3.人力资本角度的新解释
郭玉清等从人力资本、创新互动的角度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来拉动，但物质资本在促进地区经济收敛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区域经济差距仍然十分显著，研究认为是由于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才能真正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缩小地区差距。分层次分析表明，高、中、低层次人力资本与创新的相关系数呈明显的累退性分布，高层次人力资本与创新的互动能力最强，中等层次人力资本次之，低层次人力资本与创新基本无关。计量分析的结果又表明，中等层次人力资本是创新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要素，而同一人力资本门槛内部的相近地区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均衡，可见，中等层次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是地区经济差距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采取诱导性政策辅助落后地区跨越人力资本门槛，落后地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才能跳出低水平发展陷阱，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
4.对外贸易角度的新解释
李斌等利用多变量协整分析技术，检验了三个变异系数序列的长期协整均衡关系和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并刻画了其脉冲响应函数，发现地区对外贸易差异是影响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的重要原因。利用变异系数法的实证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区经济差距逐渐下降，90年代后再度扩大，而地区出口、进口贸易差异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地区间贸易发展很不平衡，两方面并不完全同步。协整检验表明，三种差距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外贸易差异与地区经济差距存在同方向变化。Granger因果检验则表明，在短期内，出口、进口贸易差异都是引起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可见，对外贸易在中国地区间发展存在差距，这种差距会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最终显著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变动。
（三）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收敛问题
虽然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矛盾也高度显现，区域经济差距很大。在这种背景下，汤学兵等试图通过经济增长内生模型，研究我国区域经济的收敛性问题，找到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内生性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八大区域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和条件收敛性质。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经济收敛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储蓄率、期初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人口的过快增长和政府过度的支出水平则会阻碍区域经济的收敛。因此，国家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当区域经济发生收敛时，其收敛势必要遵循一定的路径，张焕明关注于如何实现区域经济收敛。通过考察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趋同路径：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性趋同的路径为，人力资本与资本存量的差异程度影响对外开放的地区差异程度，进而影响人均GDP的地区性差异程度；东部地区的趋同路径为，劳动力流动提高了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后两者又互相促进，三方面因素在各省区间分布的差异程度的降低有利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趋同；中部地区的趋同路径为：人力资本差异程度和对外开放差异程度同时影响人均GDP的差异程度；西部地区的趋同路径为：资本存量的差异程度受人力资本差异、劳动力流动差异、对外开放差异的直接影响，同时劳动力流动受对外开放差异与人力资本差异的直接影响。可见，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差异程度的直接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其中东部主要是对外开放因素，中部主要是人力资本与对外开放因素，西部是资本存量。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优先目标，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缩小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经济增长的地区性趋同。
（四）区域经济差距与区域经济收敛的密切关系
经济差距与经济收敛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二者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促进经济收敛将对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起积极作用。
对于中国区域经济趋同和差异，贾俊雪等做出了如下总结：第一，全国区域人均GDP水平差异主要源于地区间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90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但2001年以后上升趋势明显趋缓，且于2004年出现了一些反转迹象；第二，1978～2004年间，全国整体上并不存在增长趋同，东中西三个地区中只有中部地区存在着增长趋同，但东部地区存在着以上海为中心的增长趋同子俱乐部，西部地区存在着以新疆为中心的增长趋同子俱乐部；第三，1978～2004年间，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主体上为“单峰”分布，这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并未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峰”分布迹象似乎在逐步趋强，且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分布不断向右平移，且波峰高度不断下降，这说明区域经济的人均GDP水平不断提高，但集中程度却不断下降，差异在逐步加大。
生产率是导致区域经济差距和收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李静首先把问题推向了逻辑的前一个层面，即考察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和收敛问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改革以来，劳均资本积累的产出效应逐步降低，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逐步上升，生产率的突出作用已经超过要素投入的作用，成为劳均产出增长中的首要力量，成为决定地区收入收敛或发散的主要原因。李国璋等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个观点。研究发现，总体上，资本深化是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近年来其作用有所下降，而技术进步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增加。在整个样本期内，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技术效率对于地区劳动生产率收敛起到促进作用，资本深化在样本期间内的影响不明确；在1993年之前，技术效率是我国区域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因素，资本深化则扩大了我国的地区差距；1993年之后则恰好相反，资本深化是我国区域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原因。此外，就业的增长降低了资本的深化程度，并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起阻碍作用，从而干扰了经济收敛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