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经济地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地学要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傅元海等以地学要素的概念解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地理因素，并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地学要素指存在于特定地理空间的具有特定性质和数值特征、在功能上相互影响的地理环境的基本构成因子。由于地学要素处于经济链条的初始环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非直接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相对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累积而言愈来愈小，而且贡献率的计算难度愈来愈大，致使人们对其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作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由于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方式方法不尽相同，地学要素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用也会完全不同。从其一般性特征来看，地学要素也满足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我们不难推论出，在任何一特定人类活动中，在一定时间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各种地学要素数量和质量之间以及与其他非地学要素之间都存在最佳组合状态。谋求区域最大发展，就要使区域的地学要素的效用因区域的人类活动方式最佳选择而达到最大。例如：干旱地区大面积种植旱作物而不种植水稻就是因为此。这种有效的组合状态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所以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学要素的基础作用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人们利用地学要素并且反作用地学要素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
2.自然资源丰裕度间接对区域增长产生多重影响
李天籽的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间接对区域增长产生多重影响。从初步的观察来看，资源丰裕度似乎阻碍了经济增长，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潜在因素。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并不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是通过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教育、创新水平间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最主要的传导机制。结果还显示，丰裕的自然资源倾向于增加国内投资，进而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指出，优化产权制度安排和合理分配自然资源财富是避免“资源诅咒”的有效政策。
3.区位优势将提高区域的资源配置能力
中国区域经济的范畴包含了以自然地理划分的地域经济和以行政架构划分的地方经济体系。基于这个判断，傅允生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为例分析了区位优势与地区资源集聚效应。在计划经济时期，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主要反映了中央政府在产业布局和投资安排上的指导思想。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形成了地区资源配置的行为主体、利益关系与运作机制，地区经济增长将受地区资源配置条件与能力约束的影响。研判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位因素，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中具有天然的地域便利与通商传统；第二，由于劳动力境内转移成本不高，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资源流动的便利获得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了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
（二）区域专业化的报酬递增效应
1.区域专业化的度量
专业化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区域的生产效率，产生报酬递增的经济效应。那么如何度量区域专业化水平呢？中国当前区域专业化水平如何？樊福卓在封闭经济假设和地区间需求结构一致假设下，构造了一个更为一般化的度量指标——地区专业化系数，该系数可以从行业角度与从地区角度得出一致的结论，并且可以整合产业结构差异系数、空间分布差异系数、绝对利差及行业分工指数等传统衡量指标。分析发现：第一，中国工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第二，如果忽略地区的（或行业的）相对规模因素来讨论中国工业的地区专业化问题，则会高估中国工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第三，地区的专业化系数对地区的相对规模较为敏感，进行比较分析时必须谨慎。
2.跨区域分工网络拓展了市场边界
陆立军等以“义乌商圈”为例探讨了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问题，并将义乌市场置于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的核心地位来加以研究。研究认为，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来看，传统专业市场作为一种提供价格信息的“公共平台”，在产品空间不断扩大之后最终由企业创牌、自建营销网络等行为所“蚕食”。这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的现实并不相符，义乌小商品市场非但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发展壮大。研究认为其原因是，在市场拓展后，从三条路径提高了分工后交易的可靠性：第一，增加市场网络参与者的数量，使网络产生投资协同效应；第二，平均发展一个商务关系的费用率降低；第三，现有每次交易的保持费用率降低，从而为最大化决策的微观主体提供了获得专业化（规模）经济的可能。从而，在金融外部性作用下，最终形成了市场核心型区际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
（三）区域创新的悖论
汤易兵定义的区域创新悖论是指，落后区域加速创新的需求，与其吸引创新所需公共资金能力较低之间的矛盾。在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区域层面是中心，加强区域层面的创新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增加其企业的竞争优势，经济发展水平越是落后的区域越需要创新，但是由于投资回报率较低，在这些区域有效率的投资非常困难，因而需要“吸纳”公共资金以促进创新。所以，研究指出，解决区域创新悖论需要政策措施来增强区域能力以吸纳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投资资金，特别是需要整合科技/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提升产业和政府部门在R＆D和创新活动中的互补性，需要一个政策途径从系统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联结参与者以催化投资，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四）区域金融的再发现
金融资源是地区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地区的金融环境、投融资条件是区域内微观主体进行经济决策的首要考虑，所以区域金融生态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1.区域金融生态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
韩大海等认为，区域金融生态是指金融系统在一定区域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区域金融生态等级与区域金融资源的汇集能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高等级的区域金融生态往往是社会财富的集中地，是金融机构总部的汇集地，是金融市场中心的所在地，甚至是一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所在地。通过对区域金融生态的协调度与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做检验，发现国内信贷资源配置并非完全按照区域金融生态的优劣来安排，这说明我国的信贷质量普遍不高。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各省域的理论金融资源配置与实际各项资金配置存在一定差异，这的确可以从金融生态方面找到问题的根源。
2.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明显的金融聚集现象，而金融的核心问题就是资金的聚集。李旭旦的研究发现，从我国1980～2003年各省的各项存款余额来看，不同省区的存款余额的绝对差异非常大，东部沿海地区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到2003年达到65%，而同时中部地区则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03年的17%，西部地区的变化反而较小，基本保持在18%左右。东部地区贷款所占比例从1980年的52%提高到2003年的62%，中部地区则由1980年的30%下降到2003年的19%，西部地区在1997年以前贷款所占比例呈缓慢上升趋势。存、贷款从银行系统的角度反映了区域货币资金的流动，不难看出，我国金融聚集的方向性很强。由于社会资本的逐利性、自由性，在我国分阶段、分区域发展的模式下，金融聚集是必然发生的，东部地区必然成为金融集聚的中心。金融集聚的方向指向东部地区，则意味着金融资源分布不均。
以中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实例来看，杨胜刚等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城镇化水平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为中部崛起提供有利的支持，加快地区经济增长，优化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及加速中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研究同时指出，中部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的经济合作程度低，金融资源的利用水平较低，资金的使用未能充分发挥优化配置的功能。因此，要实现金融支持中部崛起，并促进中部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着力推动中部地区的金融改革。
（五）区域产业发展及转轨
1.区域产业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标志
区域产业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标志，产业的开放程度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开放水平，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胡晓鹏认为从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入手，探究产业开放度与产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相互关系，并对当前的产业开放度与产业价值创造能力进行评价是极为重要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产业对外开放水平对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的贡献效应，但贡献度比较低，目前产业的对内开放水平则对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起到了抑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产业在区域间的贸易格局不尽合理，产业的发展没有充分发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2.区域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抉择与问题
出口加工区已成为目前我国政策最优惠、通关最快捷、设施最完善、管理最规范的特殊监管区域，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桥梁，成为我国承接国际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吴肇光针对我国出口加工区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构想。第一，从主导产业选择的总体构想来看，要坚持“全进全出、大进大出”、“制造为主、物流为辅”、“外引为主、内联为辅”、“统一规划、分期开发”等四原则，进入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应以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为主，着力培育经济辐射力强、科技含量高、产业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使产业集群成为我国出口加工区发展的重要支撑，以期可以处理好出口加工区发展目标与现实条件的关系，处理好出口加工区产业与区外相关产业发展的关系。第二，从出口加工区主导产业的培育来看，应实施项目带动，引导产业集群化发展；推进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人才培养，构筑人力资源体系；推进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整合公共资源，推进服务平台建设。
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杨继学以我国发展较早的“珠三角”地区为例研究认为，产业“空心化”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症结，FDI占全国FDI的比重不断下滑，1985年广东省FDI占全国比重为31.06%，1990年上升至41.8%，达到最高水平，而在2001年下降至26.7%，2002年下降至24.85%，2005年进一步下降至17.9%。此外，新型产业的培育不理想，珠三角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基础上，并未做到消化、吸收和创新，相反使许多企业滋长了惰性，缺乏自主创新的冲劲，未能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究其原因，首先，要素成本提升和其他地区快速发展使珠三角区位优势趋弱，产业转移加快；其次，过高的外源依存度导致了结构性失衡；最后，新型产业体系配置成果不理想，本土企业的参与力度和参与意识不强。可见，珠三角地区的再发展必须首要解决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以产业升级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3.区域产业转型带来的新契机
产业转移是产业的空间位移，是地区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熊必琳等改进了产业梯度系数，并据此总结出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特征：第一，从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的阶段特征来看，大部分工业行业梯度势差不明显，还处在从产业扩散到产业集聚的阶段，现阶段的产业转移总体上是一种集聚式的转移；第二，从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区域特征来看，四大区域的产业梯度势差明显，已经具备了转移的基础条件，东部地区除采掘业外其他类型的产业占有相当优势，是产业转出的活跃区位，而中西部地区原材料加工业和轻工纺织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是产业转入的活跃区位；第三，从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的方式选择来看，城乡二元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产业的边际渗透转移将是区域转移中广泛存在的方式，在较大区域范围看，跳跃转移将成为集聚式转移阶段的一般方式。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由于我国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并不完全对等，所以区域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由来已久，需要全力进行解决。张平为此提出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机制：第一，要重视地区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协调，在与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目标的协调上，协调的主导者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改善各种制度环境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第二，要重视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协调，主要包括协调整合地区发展规划，协同整合地区产业优势，加强政策合作，协同构建开放的市场体系等。
（六）区域二元经济及其转换
李学清认为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由于没有考虑到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所导致的区域经济时空观的变化，因而在解释区域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时必然陷入复杂混乱的局面。政府的农村政策不断调整以及农业科技条件的不断改善，从而农业剩余不断增加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经济活动行为更加自由，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就是要素禀赋按比例呈规律性地聚集和变迁。我国的区域发展必然显现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随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必然趋势，二元结构创造性地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把一般性特征进行细化，邬红华以湖北省为例，实证研究了中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特征问题。从二元相对比重变化的特征分析，二元产值结构呈规律性变动农业产值比重逐渐缩小，非农产值比重不断提高；二元就业结构的变化中，农业就业比重逐步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二元产值结构与二元就业结构转换不同步，二元就业结构转换快于二元产值结构转换；二元结构转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明显加快。从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化特征分析，二元劳动生产率随着结构转换明显提高，并且二元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呈非直线性特征，二元对比系数变动总体符合一般规律性。从二元反差指数变化的特征分析，改革开放开始时，湖北经济二元结构反差较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湖北经济二元结构的反差程度趋向缩小。进一步观察各省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同步性问题，高帆发现，相对于现有指标，综合二元反差指数r内含了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劳动力配置结构两个因素，因此能更好地拟合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真实状况。在时间序列上，各省区r的变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6年的下降时期；1987～1996年的平稳阶段；1997～2005年的分化阶段；在空间意义上，东中西部r的绝对水平依次增大，西东中部r的内部收敛程度依次递减，东西中部r的长期稳定性依次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