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杨度是一位先后投身截然对立政治派别，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曾依附于袁世凯，于1915年8月领衔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了所谓“筹安会”，并被推为会长，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遂移居天津外国租界，以习佛度日。
从1922年起，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拥护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他与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的活动。
杨度之所以能弃旧图新，成为中共早期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杨度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兼之李大钊又是反袁倒袁的主将之一，所以杨度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产生了敬慕之情。
1922年8、9月间，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孙中山寓所，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那是李大钊专程去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等问题。杨度冷静地审视全国的军阀混战，头脑清醒了许多。他拒绝直系军阀头目曹锟邀他去保定做官，毅然再去上海会晤处在艰难中的孙中山。
1922年秋，杨度在宣武门的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终于和他说了“我决定跟你走”，并接受了李大钊交给的任务：利用他与段祺瑞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多了解些政情内幕，以帮助北方党组织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1927年，李大钊被捕。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之力，竭力周旋；同时，将自己的一笔私蓄交给了地下党作活动经费，并卖掉了住宅“悦庐”，将所得之款悉数交给了地下党，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的美谈的来源。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这句句千钧的语言牵引着杨度的思想境界向新的高度发展。杨度读着从狱中传出来的李大钊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的一段话：“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敢计。”革命先烈的鲜血再一次唤醒了他的灵魂。
1929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负责与其单线联系。由于杨度是名人，又是一代大儒，他的入党，对中共在上海联系和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收集特别情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1931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吊唁。
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