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作造（1878—1933），大正①年间活跃的政治学者、思想家、明治文化研究家。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发起人。号“古川学人”。其弟弟是商工官僚政治家吉野信次。
吉野作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06年至1909年，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李大钊是吉野的学生。其后，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吉野在东京帝国大学当教授。吉野与中国留学生交往甚密。据日本人士回忆，李大钊回国后，对这位老师很怀念，“每遇日本人来华，都要问吉野先生好。”
吉野作造于1916年发表长篇论著《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成其最终完善之途径》，由此坚持宣传“民本主义”。他特意把“德谟克拉西”②译为“民本主义”而不译为“民主主义”）。1918年11月，他不畏强暴，在两千多名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支持下，与右翼军国主义团体“浪人会”公开进行辩论，影响很大。这次辩论之后，在日本相继出现了黎明会、新人会等进步团体，形成了“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一个高潮。
与吉野上述活动约略同时，李大钊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投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他先办《晨钟报》，继又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编辑部工作，主办《每周评论》，以炽热的文字，指导并组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
《每周评论》一创刊就寄赠吉野作造。该刊第五期上登载了吉野的来函，感谢赠刊，并希望彼此“遥为声援”。《每周评论》毫不迟疑地声援了吉野的进步活动。第七、九两期报道了吉野领导成立黎明会的详细情况，说“黎明会”这三个字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上真成了一个绝大的纪念。李大钊并写了《祝黎明会》、《黎明日本之曙光》两篇文章，热情地说：“黎明的曙光现了，东亚的晨钟响了”，希望两国人民握起手来，使“中国的黎明”和“日本的黎明”相互辉映，造成“东方黎明”。1919年3月9日，《每周评论》第十二期又刊登了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肯定“黎明会”是“与顽迷思想宣战”的新思潮代表。5月15日，“黎明会”的刊物《解放》创刊，十一天之后，《每周评论》就全文转载了该刊创刊号宣言。反映如此之快，报道如此之多，说明两者关系之密切，也说明李大钊对吉野所领导的民本主义运动之关切。
吉野作造也真挚地支持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当时日本官方和资产阶级报刊对五四运动一片污蔑，吉野先生却挺身而出，在《中央公论》、《东方时论》、《解放》、《新人》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同情五四运动，驳斥各种污蔑，号召两国人民相互支持。
日本统治者污蔑五四运动是受“某国煽动”。吉野则指出这次运动“纯然为自发的”，“发自一种确信精神，并为达到此确信之目的而正确选定了关键性事件”，所谓“煽动”云云，“纯属无稽之谈”。日本统治者攻击五四运动是“传统的排日”，吉野指出五四运动的目标，首先是“排除国内之祸根”。至于所谓“排日”，吉野说：有“侵略的日本”，有“和平的日本”。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侵略的日本”而非“和平的日本”。吉野还说：“多年以来，吾人为此而致力于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我所爱之日本，北京学生团之运动于此岂非与吾等同其志向目标乎？愿我等速使这一解放运动成功，并真切祈愿邻邦民众之同一运动也有所成功。从官僚手中解放，始可建筑两国间固牢之国民亲善，而以往之所谓亲善，其实乃妨碍真正亲善之大障碍。”
吉野作造的这种见解是卓越的，可贵的。中国人民高度评价吉野的进步立场。上海《中华新报》和《东方杂志》（1919年7月号）全文译载吉野所写的《北京大学骚扰事件》一文，并摘登了他的《致北京某君书》。这个“某君”，就是李大钊。吉野在这封信里写道：“我知贵国虽盛倡排日，所排之日，必为野心的、侵略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而非亲善的、平和的、平民主义的日本。侵略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抑亦我侪所反对者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李大钊将此信公开，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