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研究热点》今年已经走过了6年。六六大顺，吉祥。
六为什么会顺？我想人们只是取其谐音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而已。其实，吉利的数字未必能给人们带来吉利，有时还会相反。比如八的谐音是发，许多人把自己的手机号、车牌号，以及开张、开幕的时间都选为8，但中国这些年好像遇8总是不发。2008年，在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等天灾和美国金融海啸等人祸的重压下，中国经济严重下行，上证综指跌逾65%，沪市总市值减少17.26万亿，缩水了63.96%，财富被大量蒸发；1998年，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5年之久的通货紧缩；1988年，在高速增长的压力下，我国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消费者的抢购景象至今难忘，抢购的商品许多家庭现在还没用完。大家都不喜欢4，因为4的谐音是死。但中国许多企业不但逢4不死，反而成长得很好，比如国内的海尔、联想、万科、正泰，以及国外的戴尔、思科等知名企业都是在1984年成立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凡是吉利的数字都不吉利。其实，吉利不吉利关键不在数字本身，而是数字背后人的理念和行为。
六六要大顺，最重要的是需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顺己先顺人。只会顺自己，而不去帮助别人顺利的人，最终自己也不可能顺利。例如，对父母，“孝顺”二字揭示得很清楚：顺父母就是对父母的孝；对朋友，正如孔子所说：“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对合作伙伴，李嘉诚认为自己顺利成功的秘诀是：“因为我公道公正，很多年来，很多机遇都是跟我合作的人送来的，追来给我的。”所以，只有顺人者，才能路越走越宽。
第二，顺己要顺天。顺天就是顺天时，所谓天时就是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达到顺利。正所谓“替天行道”，“名正言顺”。由于客观规律会因时因地而发生改变，顺天之道也要随之而发生变换。例如：三星公司的创始人李炳喆对三星的成功就总结为：“因为可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在总结GE的成功时说：“一百多年来，GE最擅长的本领似乎就是，它总能在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人。”同样，当GE来到中国发展时，因国度的改变，其经营理念也随之发生变革，GE中国的CEO庞德明就明确讲道：“在中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跟政府和重要客户的关系。”从而不同于在美国本土的经营理念。
第三，顺己需顺力。顺力就是要理顺自己的用力点。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描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时说：“最适合生存的是那些能调整自己以适应改变中的环境和新的竞争的物种。”这就是说，顺利，不是因为环境适应了你，而是你主动适应了环境。那种坐等环境适应自己的人，甚至抱怨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人，往往很难得到顺利。只有那些敢于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从而“在狼群里也会学狼叫”的人，才会更顺利地生存。
本书6年来一路顺利走过来，正是遵循了以上“顺”的理念。从顺人的角度来看，做文献综述是许多人不愿意干的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写综述要费力看大量的文献，但写出来的东西却不算学术成果，不能评奖等。我开始做时就有人劝我放弃。可是我总觉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要规范、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向前推进，就必须从文献综述起步。我们把文献综述做出来，就是为同行们提供一个研究基础和起点，为了更多的人不费力。所以专家们才把我们的工作称为“修桥补路”的善事。从顺天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中国经济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使我们把中国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大家庭的一员做出独立的研究。恰恰由于中国经济学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文献综述做得有独到的价值。从顺力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始终把握的原则就是抛弃自己的一孔之见，努力真实、客观地展现文献的原汁原味，按照文献的逻辑体系和脉络组织文献。这既是我们过去成功的原因，也是我们未来努力持续成功必须遵循的原则。
本书是对2008年中国经济学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国外最新经济学文献的系统梳理将以其姊妹篇《国外经济热点前沿（第6辑）》为书另行出版。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和对资料的掌握有限，难免有一些相当精彩的观点没有被综述进来，从而使研究成果反映的不够全面，敬请有关专家、学者谅解。同时我们也诚心诚意地欢迎有关专家、学者支持和帮助我们，以使我们的工作越做越好。
参加本书写作的有：黄泰岩（第一章）；卫兴华、孙咏梅（第二章第一节）；陈享光、袁辉（第二章第二节）；臧旭恒、杨超 孙蕾（第二章第三节）；陈享光、王选华（第二章第四节）；
卫兴华、张福军（第二章第五节）；刘鸿明（第三章）；方芳、唐爽爽（第四章）；张培丽（第五章）；常诚、杨万东（第六章）、齐义军（第七章）；陈亮、杨静（第八章）；武靖州（第九章）；胡若痴（第十章）；王碧峰（第十一章）；陈文强（第十二章）。他们分别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生等。全书最后由我修改和定稿。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我国的理论之树才更加根深叶茂。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吕萍副总编及其同事们也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黄泰岩
2009年5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