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刘伟等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十分显著，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体现的市场化的力量将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333吕冰洋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还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334陈体标认为，迄今的长期经济增长历史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驼峰形”特征，即中等收入时增长速度快，人均收入水平高时次之，收入水平低时最慢。经济增长的历史同时表明，增长速度快的时期几乎都伴随着经济结构剧烈变化。他在新古典理论框架内，构建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驼峰形特征以及促成它的经济结构变化。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林毅夫等运用中国28个省区在1985—2002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对银行业结构的分析主要着眼于不同规模的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度量指标为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占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为了克服银行业结构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他们用1994年启动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因素来构造银行业结构的工具变量。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中国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龙海明等认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可能产生多重的、稳定状态的均衡。他们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多重均衡，并运用邹至庄断点检验（Chow Test）和预测失败检验（Predictive Failure Test）对中国省际农村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当前特定的农村教育制度、农村财政制度和信用水平下，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某一临界水平，鉴于目前数据的特征，近似为0.118929.当金融发展高于这一临界水平时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之间能够形成良性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当金融发展低于这一临界水平时，在最开始，正规金融的发展有可能会由于运行成本较高和农村经济比较利益相对较低两方面的原因而阻碍农村经济的增长，自身发展趋于萎缩。因此，当金融发展水平不高时，信用体系的建设和维护需要政府支持。337孙力军等认为，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三条间接渠道，即金融发展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联合效应，金融发展和外商投资的联合效应，金融发展和国债融资的联合效应，他们利用中国和省级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证与理论假说相符。
3、投资与经济增长
黄忠华等采用1997—200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全国及区域层面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无论在全国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投资都能引起经济增长，其中全国、东部、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还存在相互反馈作用；（2）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应合理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和增速，并采取区域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339王元京认为，土地闸门政策是中国特色的、调控地方政府投融资具有特殊意义的、现行体制下无奈的选择。从总体来看，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土地闸门政策具有周期性的调控效果，但其调控手段存在着一系列不合时宜的问题，因此，完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有重大改革。
黄先海等对26个国家或地区在1980—2004年期间的经验分析显示，设备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每提高1%，劳均GDP增长将提高0.393%，设备资本的ETC对TFP增长的平均贡献为35.82%，比较分析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六个新兴经济体的ETC对TFP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发达国家4.78%，为保持经济的持续性增长，中国应转变资本投资结构并加强对设备资本的研发。
在对不同来源资本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中，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其中的某一项资本来源或是从生产要素这个角度考虑对经济的影响。张魁伟等将其中的资本因素按照不同来源进行划分，实证分析不同的资本来源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从各种不同资金来源对GDP的贡献看来，自筹和其他投资与GDP的线性关系是最显著的而且贡献度是最大的；对于全国GDP而言，国家投资对GDP贡献为正值，不同的是国内贷款对全国GDP的贡献显示的是负值。
刘澜飚等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对中国投资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私人自筹资金及其他资金来源所推动的非国有部门在过去十几年间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私人储蓄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以及资本市场投资渠道的漏损效应，实现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的资金转移，有效地减弱了银行信贷配给制度给我国非国有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高了全社会的资金配置效率。政府预算内资金在投资总额中的地位却急剧下降，外资在总投资中的地位却逐步提升，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力量。
投资消费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释和解决的重大问题。邹卫星等通过建模分析发现，如果资本在效用中权重越大，生产外部性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资本比越低。结合资本在效用中权重和生产外部性的大小比较分析，他们解释了中美关于经济增长率、消费份额、投资份额的比较特征。并进一步从高积累的形成机制、循环积累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三个视角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形成机制。
4、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交易费用的测量是新制度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的制度转型及其经济增长为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卢现祥等采用沃利斯和诺思（Wallis，North，1986）的基本思路，首次对中国各省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算，对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中国的交易费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制度转型降低了中国的交易费用，证实了好的制度就是节约交易费用；但是经济增长却没有显著地促进交易费用的增加，这与正统的新制度经济理论预期不符，证实了交易也存在一定的规模效应，当市场上的交易费用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由于规模效应可能会节省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从而导致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减少。
陈刚等发展了一个可以合理度量腐败程度的客观指标，并以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解读了中国经济高腐败和高增长并存的“双高之谜”。认为中国的腐败显著地阻碍了经济增长，腐败程度上升1%将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0.4—0.6个百分点；在分解经济增长基础上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腐败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主要归因于其抑制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其对这三者的负效应依次递减，但同时腐败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改善作用非常明显，腐败程度上升1%将使得技术效率改善率提高3.9—4.1个百分点，这证实了“有效腐败论”在中国是成立的。
杨汝岱认为，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解逐步回归到了“制度为本”的观点上。他讨论了制度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以农为本的专制体制造就了传统的盛世辉煌，同时也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相对于正式制度，一定框架内的制度创新与探索对单个经济体有更积极的意义，是使我国经济脱离历史的“活”、“乱”循环，合理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孙圣民分析了当前制度变迁理论的两个最新发展方向：一是利用大量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寻找制度和经济绩效间相关性的实证分析，以论证制度对经济绩效至关重要这个命题，为制度变迁理论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可以称之为制度的实证分析；二是利用博弈论等分析工具，模型化制度和经济绩效的作用机理，数理化制度变迁理论，阐释了已有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称之为模型化制度及其变迁研究。
刘文革等使用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的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两种生产函数进行参数估计，得到的结果是：在长期中，加入制度变迁时间趋势因素的C-D函数表明，资本、劳动、制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制度对于产出有高度显著的正向作用，引入教育变量后，资本、劳动、教育、制度与产出之间也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情况下，制度因素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出增长0.15个百分点（Prob。=0.0262）。若以改革为界分两阶段进行分析，1952—1978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有限，而1978—2006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349周业安等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9—2004年间市场化指数和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市场化和财政分权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依赖于各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对于财政分权度高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为负。这一发现，无论对于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还是对于理解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多重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350邵军等采用建构基准模型以及非线性内生门限的方法，检验了制度质量高低对外资增长效应实现的影响。结果发现，制度质量与外资增长效应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即外资进入引致的增长效应在制度质量相对居中的国家最为显著。对于这一结果，他们的解释是，对于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制度改进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外资参与东道国经济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制度质量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东道国内资部门的自生能力在制度改进中得到提高，外资的相对优势降低，因而其增长效应开始弱化。
汪立鑫构建了一个有关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技术扩散的正规模型，该模型将制度背景作为一个参数引入，借以从形式上分析制度背景对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模型的动态分析从形式上展现了后发国家在技术水平上超越先发国家（"蛙跳"）的全过程，并推论出后发国成功实现"蛙跳"的先决条件是：后发国由制度参数与经济规模参数所决定的综合参数能够由比先发国低的值跃升为比先发国高的值。
5、资源有限性与经济增长
李钢等认为，由于矿产资源供给与需求短期价格弹性较低，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较大，而长期约束由于替代和技术的进步可能较小，他们根据矿产资源2001—2006年的进出口数据估计了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2006年影响经济增长4.96个百分点，估计2007年影响经济增长5.74个百分点以上；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有限，长期影响大约为0.23个百分点。353林伯强等运用CGE方法研究了能源价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具有紧缩作用，但对不同产业的紧缩程度不一致，能源价格除了影响经济增长，还将推动产业结构变化。
黄泰岩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的“中国奇迹”。未来30年再续辉煌将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化解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巨大矛盾的途径无非有两条：一是内部化解，二是寻求外部化解。从我国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来看，单纯依靠节能减排的内部化解途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这就需要寻求外部化解的途径，即通过互惠互利的多种方式利用国际资源。这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区域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三种方式。世界金融风暴的发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取国际资源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抓住这次机会，就会为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奠定必要的资源基础。
6、收入不均等与经济增长
周景彤综述了近年来收入不均等影响经济增长及其途径的相关研究文献。其中，政治经济不稳定模型、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和消费需求模型等理论假说关注的是收入不均等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害，强调了收入分配对物质资本积累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反映了工业化初期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现实；人力资本模型则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反映了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代替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现实。
7、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杨汝岱等考察了一国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格局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有限赶超的概念，并在Hausmann et al（2005）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贸易商品技术复杂度和一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构建并测算112个国家（地区）在1965—2005年间的有限赶超指数。他们提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印度、阿根廷发展现状的对比，充分表明有限赶超的成功。同时，跨国回归分析表明，有限赶超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正的影响，且短期效果大于长期效果。357曾卫锋认为，中国非加工贸易比加工贸易具有更大更显著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知识在接受国是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还是具有私人品的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贸易方式和企业接受知识的能力，中国今后应提高一般贸易的比重，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扭转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强调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针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却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而且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也不多。章元等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OLS回归表明聚集经济对于城市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不显著的负影响，但是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却表明聚集经济是内生的。他们使用了单工具变量和多工具变量得到的稳健结果表明：历史上的铁路基础设施状况能够通过影响聚集经济而对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产生显著正的影响。
8、文化教育与经济增长
陈宪等认为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给出初步解释：文化要素影响企业家职业选择和企业管理者选择机制，影响企业层次生产率，进而影响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文化作为知识资产，以其特有的方式进入总生产函数，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路径；经济和文化的共同演进，将成为服务经济时代的典型化事实，并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竞争方式。
刘永平等在迭代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养儿防老的机制，探讨了微观家庭的消费、储蓄、后代教育投资决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分析表明，在养儿防老机制和生育控制情况下，高储蓄往往伴随着高的教育投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资量和投资率也将增加。从宏观层面上看，工资收入比重的增加，人均资本装备率的提高都将增加对后代的教育投入，这同中国目前的高储蓄、高教育投入的现状是吻合的，老龄化程度增加，虽然降低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取决于老龄化程度、资本产出弹性、教育部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等参数。
